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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吕公望心灰辛亥（第1页）

第9章吕公望心灰辛亥

章太炎被时人称为“章疯子”，陶成章则被章疯子呼为“焕皇帝”（按：陶成章字焕卿）。不论是作学问还是搞革命，章太炎虽然持论甚激，却总言而有据。他对陶成章的戏称大约也反映了陶专断自为的个性。

陶成章在民国元年（1912）一月被蒋介石亲手狙杀于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的事，虽然史述不免删削，但是根据蒋的自叙，以及较早期的历史档案，都能推而揭之，还原本事——枪，的确是蒋开的。“制裁”了“逼死徐锡麟”“诋毁先烈”“丧心病狂、已无救药”的陶成章之后，蒋介石即为了逃刑而辞却沪军第五团团长的职务，出走日本。

关于这一桩始终未能在法治上还死者一个公道的案子之所以发生，有谓革命党内部之哄斗所致，乃盛称这是同盟会系统压制光复会系统的手段；也有谓南京光复，黄兴被推举为大元帅，而浙军不服，无奈折冲之下，遂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副之为调停，传闻就是陶成章鼓噪发动的。

章太炎也于陶遇刺后发表谈话，称：“沪都督陈其美尝与浙军参谋吕公望言，谓致意焕卿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葆为例。”的确，陈其美才刚在年前的十二月十二日，枪毙了镇江军政府的总参谋陶骏葆。以彼陶儆此陶，顺理成章。

但是既然提到了吕公望（1879—1925），就不妨以这位亲历其境的人自己的文字为证以揭之。

吕公望是老革命党，浙江金华府永康人。十九世纪的最后一两年，他进过秀才补过廪，还当过三年塾师。偶然间读到了壬寅年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激发出热烈的革命思想，夤缘入绍兴大通学堂，成为徐锡麟、秋瑾的同志。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六日，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在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枪杀巡抚恩铭，随即在第二天殒命。此案当下便牵连了秋瑾，于七月十五日在绍兴古轩亭口被砍了脑袋。这个时候，吕公望已经是陆军军部速成学校的学生，之后又经遴选，送往日本士官学校的炮科深造。吕公望有一篇简述生平的文章，后来收录在《杭州文史资料》第四辑之中，由编辑命名以《吕公望先生自传》问世，文中透露不少江、浙当地革命的秘辛。

从出身派系的角度来看，吕公望算是“光复会”系统的人马。但是早在一九〇六年间，他就已经“对光复会很灰心”。为什么呢？《自传》如此写道：“我主张到军队里去运动，秋瑾主张利用亡命之徒。后因所用非人，秋瑾的主张没有收到效果。”此外，秋瑾还主张每个光复会的会员交出十元英洋来打戒指，界面上镌以“光头复脚”的一个怪字来当表记。什么是“光头复脚”呢？就是把“光”字的头四笔和“复”字的末三笔，上下相迭，合成一个新字，念做“光复”。看来秋瑾这主张还是不脱小孩子扮家家酒的天真烂漫之气，但是这让一向以为“不革命则已，革命就不能离开军队；离开军队，此后无事可做”的吕公望为之深深不安了。

日后，吕公望是在保定看报纸得知徐、秋牺牲的消息。当时他正和另外三十九个浙江青年——其中包括蒋介石——同船共赴天津、复转保定，参加陆军军部速成学校的招生考试。其间道经上海，吕公望和几个比较热心的同志还上“女学报”去见了秋瑾一面。秋瑾的临别赠言是：“你们一共有四十个人，今日就有这么多同志，我真兴奋，但现在时局很紧，万一有机可乘的话，我很愿你们都回来，可是我有要紧的事，要回绍兴去了。”

这是秋瑾和吕公望等人留别的话，也是一次永别的赠言。

吕公望看革命，有一个战略观点，那就是：“欲拥有力量，便不能离开军队。”这个观点，一直到民国成立以后，他都坚执不移。

徐锡麟因袭杀恩铭而死，遭剖心致祭的过程见诸报端，随即又株连尚未举事的秋瑾也横遭大戮于绍兴，引发了惊人的媒体效应。当时一直有传闻：绍兴知府贵福已经掌握了名籍簿册，随时可能一举查拿新军里的革命党人，在赴日深造途中的党人不是没有顾虑，像童保暄、林竞雄等就有意潜逃，但是吕公望表示：离开军队，无事可做，生不如死。是这番话让众人隐忍下来，可也居然没有发生令他们惴惴不安的大追查。

留学之时，吕公望入炮科学习，他形容自己“连星期日都不出去的”，反而趁着同学们例假外出的时候，专找字纸篓里同学们遗弃的信件草稿，藉以理解这些人的政治倾向。一旦发现某人对当局不满，或是表达过向往自由、民主的心迹，便一力攀交，使结莫逆，三年下来，吸收了二十三个同志。这里面有一个广西人，叫陈以禄，由于个性激烈，很发挥了些凝聚党人情感的作用。

一九〇九年，这一群士官生毕业了，按例由浙江送出门的学生，就得回浙江投军，但是陈以禄另有想法。他和何遂、王勇公、杨增蔚等人一直认为：革命不应该只发生在“中心地区”，一朝风云色变，若要神州大地各个角落都能桴鼓相应，边省必须有人、有枪、有言论。陈以禄也跟吕公望说：“人人逐鹿中原，虽豪杰不能自树立耳。虬髯故事你是知道的，那有先见之明的道士说过：‘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这话我们应须体会。”

这番话显然深深打动了吕公望，他还是依律回浙江八十二标第二营报到，随即辞职，准备到广西去施展；所辞不能照准，他就搭海轮溜了，同行的，据说有三十条好汉。

这些人不是准备“投军”，而是要自办兵营、军校，还风风火火地设置了干部学堂、兵备处，计划到蒙古买马匹，还一连办了三份宣扬革命的报纸，分别是《指南报》《南风报》和《南报》，办一份、禁一份；禁一份、办一份；每份报的销量从两千份到四千份不等，按照识字人口来看阅报率，算是相当热门的媒体了。

何遂在宣传革命的时候曾经因为一时激动，要学生以跳天桥的行动来宣示献身革命的决心，还真有学生跳下来，当场摔断了腿骨——那摔断腿的始终觉得纳闷：怎么前面带头跳的那人没摔出毛病来呢？带头跳的是陈以禄，他原本练过几天庄稼把式，落地扎桩，还赢得了满堂的喝彩。

在这一期间，两广总督张鸣岐忽然间对革命党人表示了极大的善意。有一天，这位制军大人毫没来由地请了几个素以鼓吹革命著名的中级军官吃饭。受邀的杨增蔚是兵备处处长，陈之骥是陆军小学堂堂长，席间张鸣岐向党人故示亲近，掏出身藏的短枪，慷慨陈词，说：“我是赞成革命的，随身带着枪，将来有大事可举，随时派得上用场。”说了还不算，把枪交到一个平素轻狂自喜的尹昌衡手里，尹昌衡毫不犹豫，连放三枪，当场打破了两块玻璃，张鸣岐一噱而罢，丝毫不以为忤。席间且馈赠各人以红绸包裹的安南刀，还请了歌妓佐觞，尽欢而散。

回到陆军小学堂里，不胜酒力的杨增蔚对吕公望说：“我今天得了四样宝贝，太快活了！”

“什么宝贝？”吕公望问。

“第一宝是一把安南刀，第二宝是一张岳飞像，第三宝是一名美妾，第四宝是得到张大帅这样一位大同志！”

吕公望一看他这神情就知道：事情坏了！

“藉助于既成势力”看似是革命党在一路发展过程中的必要之恶。如果杨增蔚能冷淡观之、冷静度之，不会看不出来，得自张鸣岐的所谓“四宝”根本是廉价的收买和空洞的允诺，去梁山泊式之“投名状”远矣！

张鸣岐本来就极狡狯，从一年之后对于辛亥革命的反应可知。武昌义旗一举，两广随之震动，广东的民军立刻攻占了香山、新安，并与惠州民军组成联合作战部队。在那个时候，广东咨议局的士绅们游说张鸣岐宣布独立，以免老百姓徒遭兵燹之苦。张鸣岐一口答应，殊不料没过几天，湖北方面战事胶着，传闻革命军落于下风，张鸣岐立刻翻脸，封了广州城门，准备负隅顽抗。

在那个节骨眼上，反倒是革命党早就渗透动摇的另一股“既成势力”稳住了阵脚——分领一支部队驻守虎门的李准，居然在当地炮台升旗誓师，广东咨议局因之自行宣布独立，却还是“推举”张鸣岐为广东都督，张鸣岐吓得跑了。

这一节在日后发生的闹剧一方面显示了末代清朝的封疆大吏之无担当、无节操、无信诺，亦无审时度势的眼光，可是却有绝佳的机会在旧朝新党交替之际占尽一切资源和便宜；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藉助于既成势力”根本是革命党人内化极深的一个思维逻辑。他们口口声声要建立民国，然而心心念念所想的，却是如何顺顺当当地经由割据一省之方面大员“领导”独立。兵不血刃而得天下当然是上策，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便宜行事也就为革命事业、民主价值、建国理想蒙上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尹昌衡逞其意气，用大帅的手枪，发三弹打破会客室的玻璃窗，这的确激发了张鸣岐极大的迫切感，他亟需有更多信得过而又能治军打仗的能人在身边参赞机要，以便对付革命势力。可是放眼神州，但凡是有一点新学新知新教养之士，无不亲革命而远朝廷，方圆千里犹如咫尺，就是没有可用的智囊。实在不得已，他还是想起一个人来。此君虽不令人放心，但是处境窘困，勉可收降利用，他的名字叫蔡锷。

世人所熟知的蔡锷是在他羽翼丰满，声威震烁之后一呼反袁而天下景从的一节。但是一九一〇年时，他差一点身败名裂。

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蔡锷是这里的学生。十六岁（1898）入学，次年即赴日深造，再过一年又追随他在时务学堂的老师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失败后再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他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一年（1904）毕业回国的，这个年份很重要，只要不过分积极活动，他过去参加自立军的一切革命履历都不会有人知道——因为他在二度留日的时候改了名字——即“锷”；原先的“艮寅”已经如烟而逝。由于看似不涉会党，朝廷便略疏所防，蔡锷因此得以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

前述他差一点身败名裂，就是初任陆军小学堂监督的时候，包庇了一些用舞弊手段考进来的湖南籍学生——谁不照顾同乡子弟呢？但是清廷早有明令：新军应招收本省之人，即令各省多少对此都有所通融，但是一旦涉及就学机会之有无，便与一生的生计有关，当然要计较。根据出身陆军小学堂的广西军阀李宗仁回忆：蔡锷包庇湖南子弟的情事不只此一端，甚至在考试内容上也明显有所偏袒，这便引发广西本籍学生的高度不满，甚至爆发了学潮。张鸣岐看准这一点，把蔡锷调到学兵营当营长，兼干部学校校长，不久之后又接替蒋尊簋充任兵备处总办，这就是广西的新军首领了。

对于原先担任兵备处总办的蒋尊簋（1882—1931）来说，情势最为尴尬。他早年是杭州求是书院出身，光绪二十六年官费留学东京成城士官学校，尔后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卒业，学历完整。在留日诸生之中，以学行优异著称，和蒋百里、蔡锷并称“南方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