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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吕公望心灰辛亥（第2页）

蒋尊簋既是光复会成员，也是同盟会干部，却一向受清朝督抚——如张增扬、张鸣岐等人——的信赖。这种带有些特意加赏的信赖有如双刃刀，一方面可以提升他们在军队甚至政治场域里的地位，一方面也容易引起同侪、同志间的猜疑。

张鸣岐大用蒋尊簋就显然是动过机心的。他明明知道蒋学成归国之后与徐锡麟很亲近，徐锡麟辜恩刺杀恩铭被戮，蒋也受到当局的疑忌，于是一方面把蒋调来广西，看似重用，一方面又在他不甚知情的状况下忽然逮捕了一名嚣嚣昂昂的革命党军需处长孔庚。

这让蒋尊簋很下不了台——倘或他为了营救孔庚而和张鸣岐翻脸，是小不忍而乱大谋；但他要是随主官之见押人取供，则只能进一步深化和同志之间的裂痕。果不其然，一个和孔庚换过帖的王勇公在得知孔庚被捕的当天晚上，便抽出佩刀要找蒋尊簋拼命，还是吕公望把他给拦下来的。

吕公望硬着头皮到蒋尊簋的办公室跪求，蒋尊簋当下的第一个答复是：“大帅（按：即指张鸣岐）明天早晨八点开军事会审，说是要杀几个脑袋给他们看看。大帅要怎样办就怎样办，我，是无法可想的。”

事态尚不须演变至此，吕公望也早已看出张鸣岐杀鸡儆猴的用心，但是他明白：一旦除去了一个孔庚，接着再处置王勇公、杨增蔚等人就更方便了。这是各个击破。顺藤摸瓜多么容易，只消军中革命党自己沉不住气、互相泄漏就成了。

幸而蒋尊簋还是给指点了一条明路：一大早趁天不亮，去求见广西按察使王芝祥。王芝祥（1858—1930），字铁珊，学不过举人，官不过臬司，是个彻头彻尾的满清汉官，民国前从未参加过任何新潮的革命组织。但是此公却极有风操，为人宽和，厚接士庶。比起“革命同志”蒋尊簋，他对前来跪求的吕公望的责备便慈悲多了。他说：“你们这群小孩子太胡闹了！我不救你们太可怜；我若救你们更不知要闹到什么地步！”此言一出，吕公望心头一喜——这便是愿意救人的言语了。

王芝祥果然说服了张鸣岐不召开军事会审，只把他看不顺眼的王勇公、孙孟戟、杨增蔚和陈之骥逐出广西，限期三日离开桂林。这一段波折横生，会让读史者纳闷：新军之中的革命党人怎能如此大意失算？追根究底，还是不肯放弃“藉助于既成势力”的迷思；至若“既成势力”之难以撼动，更远非“这群小孩子”所能想象。

吕公望所干的最危险的一桩勾当，是试图“运动布置”一个巡抚的官职。

王勇公、杨增蔚等四人被逐之后一个月，吕公望也辞职离开桂林，取道上海，准备回浙江自己原先应该报到的部队当差。话是他自己说的：“革命就不能离开军队！”

吕公望是浙江子弟，当初意气风发地上广西投军，纯粹是为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鲁迅语），但已经违反了浙江留日军校学生回省参军的约定，是要受罚的。好容易通过人事关系，避免缉拿，到八十二标第二营任督队官，又接到营长的口谕：“你每月只来领饷，不必到营办事，也不必随队出操。”这是什么意思呢？吕公望登时明白过来：人家已经怀疑他是革命党了。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他还是待了九个月。直到留日的同学蒋作宾推荐他到驻扎石家庄的北洋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手下发展，才离浙赴京。蒋作宾还告诉吕公望一个来源甚为神秘的消息：吴禄贞有出任山东巡抚的风声。

吴禄贞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选送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习骑兵科的兴中会老同志，参与革命的资历比蒋、吕还要深。早年甚至还加入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反清的志力无人能及。吕公望一想，这是个绝大的好机会。

彼时，全国都在练新军，目标是一省练一镇（大约是后来的一个师的部队，约在万人左右），唯山东未练。倘若此议是真，当然还是为了派吴禄贞去练一镇新军。依照袁世凯练兵的传统，总是在练成一支部队之后，将原部队拆散，再编新旅，如此新旧掺和，生熟相济，乃为北洋军扩充的惯例。

吕公望看到了机会，立刻通过书信往来，俛蒋作宾居间联系，还跑了一趟吴禄贞僦居之地：方家园。吴禄贞为人有燕赵风，不拘小节，披了件短衣、穿了双拖鞋，就和吕公望谈起大事来。他也不矫饰，开门见山地说：出任山东巡抚的消息是有的，但是庆亲王奕劻要二十万银洋的贿赂，他拿不出来。

没想到吕公望却说：“今年三月底广州黄花岗起事之前，南洋捐了一大笔款子，大事坏了，钱也没用完，有四十万的结余，两个月之内可以如数筹到。但是，有三个条件。其一，接济买官的款子是革命经费，到任之后应该立刻开抚库归还。其二，到省后练新兵应以同志为主。其三——”说到这里，吕公望停了下来，沉吟半晌，语气一变，道：“第三恐怕办不了，不说也罢。”

吴禄贞立刻接道：“这样不好。你还是说了，咱们商量着办。”

“陶焕卿你是知道的，他也是光复会的老人了，可是受徐锡麟案的牵连，成了钦犯。他——能入幕吗？”

这的确是个难题。身为乱党钦犯，就是在任何一地公开露面活动，都有极大的危险，更不消说要到巡抚衙门作幕吏了。然而吴禄贞想了几分钟，道：“可以入幕。你让他把名字换了罢。”

吕公望站起身，对吴禄贞行了三鞠躬礼，道：“我佩服统制到极点了！有肩膀、有胆略、有办法。我明日就动身回上海去办这事，就在此辞行了。”

这一笔二十万元的巨款，由吕公望居中协调，果然从香港汇到杭州，再由杭州的同志李执中、王文庆千里间关，携往北京。人和钱安然抵达的那一天是一九一一年阴历八月十九日。这一天，武昌城响起了革命的第一枪。对盼望民国成就之人而言，这是爆竹一声；对吴禄贞、吕公望而言，原本规划已久的前程好景却忽然给震碎了。

吴禄贞更不会知道：他还剩下一个月不到的寿命。

吴禄贞之死可以看作是民党势力内讧的一连串暗杀事件的开始。

虽然一般公认是袁世凯为了阻止吴与山西的阎锡山会师合攻北京，因而买凶行刺。不过，受赂之人以及行凶之人毕竟都是吴禄贞的“自己人”。

辛亥年十一月四日，吴禄贞授署理山西巡抚，当天他就办了一件像是造反的事。原来有一列载运军火的辎重车由北京开往汉口，这当然是为前线冯国璋的部队作运补的。没想到列车行经石家庄，却教吴禄贞给拦了下来，吴并且代替两名副协统李纯和吴鸿昌签名，发出联署通电，警告清政府应该立刻停止作战，大赦革命党。并且强烈表示：他愿意亲身前往武汉前线，作为清政府与革命军的谈判代表。在这封电报里，吴禄贞还明确地表态：应该立刻将在汉口狂杀滥烧的冯国璋调回北京，并且治主帅荫昌之罪。

这一封通电措辞强烈，有“将士忿激，一旦阻绝南北交通，妨碍第一军（按：即冯国璋部）后路，禄贞不能强制”这样的话，根本像是吊民伐罪的檄文了。拍发了这封檄文之后，吴禄贞立刻乘火车到娘子关，在车站上与山西革命军会商，谈出一个“燕晋联军”的名目来，由吴禄贞出任大都督，阎锡山为副都督，两军的目标就是北京。

袁世凯当时正酝酿着复出，他很清楚：清王室不能倾覆得太快，一朝土崩瓦解，他便失去了居间牟利于两造的机会。于是乃有“石家庄血案”——由段祺瑞出面找着了他一个安徽同乡周符麟，此人刚因吸鸦片而被吴禄贞开革了第十二协协统之职，周符麟再花两万银洋买通吴禄贞信之不移的卫队营管带马步周，在十一月七日凌晨突然掏枪射杀吴禄贞，还割下了他的脑袋。

这一段期间，曾经试图协调吴禄贞贿买山东巡抚之职的吕公望也没闲着，而他曾经一力推荐入吴幕办事的陶成章也有自己的愤慨。大约就在武昌枪响之后的几天，吕公望应约到上海和李执中、陶成章、王文卿等人开会商谈江浙响应之举。没想到陶成章开门见山就骂人：

“陈英士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我五年来在新加坡等处筹来的款，约一百几十万元，给他作组织革命之用，现在我回来一查，都被他大嫖大赌用掉了。现在我再不与他合作了，听说他托姚某（按：即姚勇忱，是吕公望在光复会的老同志，大通学堂系统出身）到杭州和你们接洽，我劝你们也不要与他合作。”

指控同志长期贪污，这不是一桩微罪，而且呼号奔走如此，可见凭据确凿。吕公望乃在回忆录中有如下一段极有趣味的曲笔，勾勒出陈英士的嘴脸：“陈英士因陶焕卿（按：即陶成章）说他用了许多钱，革命毫无组织的话，陈英士想挽回面子，组织了一批流氓、伶人去打制造局（按：即江南制造局）失败，被清兵押住，拿在局内。”

后来还是革命同志李执中见陈英士“还肯拼命，还不失为人，应当去救他”，这三句话字字刀笔，可见吕公望对于陶成章之于陈英士“大嫖大赌”的指控有多么痛心了。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李执中率领了各同志再攻制造局，上海光复，陈英士亦出来了。陈英士联络报馆的人提议选举都督，结果陈英士选上了，陶焕卿因此要打倒陈英士。”

吕公望的回忆朴实直质，不假雕饰，想是口述而成。口述其事，最容易在思路转折之处见出回忆者对于材料的直观判断。陈英士的贪婪和虚矫，恰可以从吕公望的叙述次第中得见。

而吕公望，在革命的路途中，却堪称走一步、失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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