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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人间藏王（第1页）

第5章人间藏王

我所认识的藏王在与我道别的那一刻，大约是希望我不要把接受帮助的事放在心上，他告诉我：“帮人找回他丢掉的东西，是我们的工作；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们的下一个故事，是在一个很长很长、长得一本书都装不下的故事里，不时地会提到地藏王，而且要从寻找地藏王开始说起。

不过，在进入下一个故事之际，我还是得唠叨一下，把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交代一下。这不但跟地藏王有关，也跟地藏王传说融入现代人的真实生活经验有关——地藏王如何粉碎鬼的地狱，解脱鬼的痛苦，如何实践“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信念，也许该有更清楚的描述。不过，我一定要先提醒读者：无论事件如何离奇、怪异、超乎自然，它都是发生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次元里的。同一个人间，而不是异质的时空。就像是几篇内容、形式、旨趣、兴味各自不同的短篇小说，给发表在同一个集子里一样，它们彼此不相连属，个别衍生的情节也没有任何枝节的牵涉，然而一旦编成一个合集，仿佛分享了一个世界。

今天清晨我梦见在中朝边界的长白山上，有一人滚坡而下，滚了几十尺，才勉强刹住，我上前伸手要帮忙，没捞住他的臂膀，倒是一脚丫子踩住了他的风衣。他却继续往下滚，我拾起他的风衣，风衣像魔术师吹过气儿一般不见了，捧在我手里的，是一个铜钵儿，径不足一尺，浑圆椭扁，阔口鼓腹，泛发着陈旧的光芒——到哪儿它都跟着我。

当我醒来时，铜钵儿还在那里。

一九九〇年夏天，我的老朋友、也是知名的电视节目制作人詹德茂约我见面，说是要开一个新的节目，会邀请几位作家亲自赴大陆，各人负责一条独立构想的旅游路线，担任“屏幕领队”，也就是一般人所熟知的“主持人”。每一位作家必须亲自在那条旅游路线待足每一分钟拍摄时间，摄影机全程伺候，作家眼见什么景、心想什么事，都可以对着镜头说，就像是在主持了。之后，跟拍的导演再依据节目需要做剪接，看能剪成几集、就做几集，算是弹性很大的一个拍摄计划。

当时约聘同行的导演是周定阔，执行制作是王理和邵懿德，皆堪称一时之选；但是能面对镜头，还侃侃而谈、滔滔不绝的作者却极少。就我所知，真正玩儿了一趟、还把制作单位要的东西拍回来的，只有我和诗人林耀德。

林耀德挑的路线是东北中朝边界，有鸭绿江、长白山，还有说不通话的一大堆朝鲜人；我特别记得在他拍回来的影带里有滑险坡下山、还磨破了裤裆的一个画面，可见其辛苦。

我挑的路线则轻松得多：乾隆游江南。也就是先在南京安排好拍摄机具，搭渡轮过长江，从镇江出发，大致上跟着当年乾隆的行脚，一路经过扬州、常州、无锡，绕太湖转半圈，再上苏州、杭州（甚至还特别为了上鲁迅故居而跑了一趟绍兴）。春夏之间，虽说有点儿热，可大体而言，是追随着乾隆的脚步，我所受到的礼遇也颇让我自觉像个皇上。

这就要说到杭州的藏王了。那一天我同邵懿德两人先在杭州城逛了一上午书店，主要当然还是一句老话：“临时抱佛脚”，搜集搜集未来三四天即将在这古城里拍摄的口白资料。一摞书堆起来有两尺多高，照例是邵懿德帮我拎着，我说上西湖边儿上的柳树底下去看书，岂不风雅？

这主意出坏了——因为当时西湖边儿上的柳树新栽的多、成荫的少；这一株底下晒头，那一株底下晒脸，一连换了两三回座儿，我才猛里发现：挂在脖子上的一个护照袋不见了。里头有护照、机票、证件，当然还有些现钱、信用卡。想一想，是换座位的时候，回身帮着邵懿德整理一大堆书籍，嫌那袋儿垂挂在胸前碍事，摘下来扔在椅子上了。再沿路踅回去，当然还是找不着。皇上当场发了脾气：老子回宫了，不拍了！而且我的意思是立刻回台湾，根本不玩儿了。

其余人等一面安抚我、一面报了案。到如今我还记得周定阔脸上的表情是惶急之中略带着一丝肃杀之气，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在说：“不拍的话，你会像护照一样消失的。”

没料到的是第二天一大早，公安局的电话直接打到旅馆来：那护照袋找着了。管西湖的公安局应该不止一个，我们去的那一个居然在湖边林下，可谓“绿荫深处”了。远伫凝眸，与前一天曝晒在天晴树小之处迥然是两个世界。我几乎不能想象：这是同一个西湖。我还记得，一时居然完全忘记遗失了护照袋的事，我在柳荫下逡巡良久，一些不明来历的诗句便在波光云影之间浮沉、闪烁。“玉骢难系柳丝长”，这是从《西厢记》曲词里颠倒拼装而来的；“诗才未必输陶谢，謦欬居然变柳禽”，这是从谢灵运的诗移花接木而来的；“恣意东风信柳催，影丝烟信踏波来”，这是全无出处的两句开篇……总之，刹那之间，我在现实里失落了现实，在时空中抛掷了时空。不知今夕何夕，亦不知此地何地。

直到邵懿德喊我：“我们还是领护照去吧！”

进去之后，公安核对了我的身份，我则检查失物，一样不少，可说是完璧归赵。非但如此，感觉上一沓子尚未换成人民币花销的美金好像还多了些。关于这一点，坦白说，我报案的时候只提到有大约三千美金，并不记得里头的实数。这时一张一张清点，居然有四千三百多。公安局方面似乎不以为意，我自然乐得装糊涂。

那负责办销案手续的公安对我说：“是两个农民捡到的。”拾金不昧的农民说什么也不肯向失主公开姓名地址，但是那公安却说：“你们身为台胞的，还是应该‘意思意思’人家一下，写封信、道个谢都好。”于是给我看了看对方填写的报案单，一个叫第五明，一个叫萧金山，就住杭州城外。

我把那两位拾金不昧的农民的姓名、住址抄写下来，再三致谢，并谨慎地问：“这‘第五明’是个人吗？”

那公安一瞪眼，道：“不是个人，难道还是鬼吗？”临别时他还特意地强调：“祖国的农民是最可爱的，你回台湾去要给表扬表扬。”我说当然当然。

接着，我跟周定阔商量，看可不可以从拍摄时程当中匀出半天空来，让我去拜访那两位老兄一回。周定阔一面改写着工作程序表，一面冷冷地对我说：“皇上要起驾，为臣敢不从命吗？”这话很凶的。

利用那一个算是偷来的下午，我按着公安交付的地址，在一个显然称得上杭州城郊的小村落里几乎没拐弯儿就找着了第五明。看上去，他约莫有五六十岁了，是个大约一有点钱就去镶个金牙的农民，远远地一见我，就龇着金牙迎上来，主动说：“萧金山不在，有话屋里说去。”

一时之间，我也没什么可说，捧上了两大篮水果，进屋搁在桌上，直嚷着谢谢、不成敬意、笑纳笑纳之类的应酬言语。我随即发现到这间正屋的墙上唯一的装饰品（仔细思量一回，你可能还会怀疑：它算个“装饰品”么？），那是挂在北墙正当央的一把三弦，通体木质无漆，应是手工打造，由于有了点儿年代，或许是汗泽沁润，看得出敷染着些黯淡的油光。那油光是反射过来的，顺着亮光看去，光源则居然像是桌上被两篮水果遮住了的一个陈旧的铜钵儿。

看一眼那把三弦、再看看那铜钵儿，回头再看一眼那把三弦，倒是想到了一个破解初识尴尬的话题，我随即一指北墙：“您也演奏乐器啊？”

第五明斜瞄一眼三弦，笑笑，用一口杭州腔极重的普通话对我说道：“什么演奏啊？弹弹，就是弹弹，亲朋戚友、旧雨新知，见面不就是弹弹吗？”他手里比划的是个弹三弦的手势，嘴里说的，却像是“谈谈”，说话、聊天这么个意思。接着，他却流露出一副迫不及待、忙要开门见山的模样：“废话不多讲——你钱都收到了呵？”

我说：“收到了，谢谢、谢谢！”

“多出来的也收到了呵？”

我登时脊梁骨一麻、心一冷，支吾了两声，硬起头皮，道：“收——啊也收、也收到了。”

“那好。”第五明微微笑了笑，道：“两年之后，烦你转交给一个同你说起‘杭城风云’四字之人，我就先谢谢啦！”

“‘杭——城——风——云’？”我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了一遍。

“不错。这钱，是那个人的一个朋友的，不多不少十三张。”第五明接着道，“你就跟那人说：叫他那朋友还是别打‘藏王’的主意了。”

“‘藏王’又是个什么东西？”

“人嘛，你说算个什么东西？呵呵呵！”第五明依旧龇着一嘴金牙说道。

“藏王”，勉强算是一个“职务”罢？我也只能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