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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丁连山生死流亡（第1页）

第4章丁连山生死流亡

（先要说明的是：在后文中出现的“宝森”“宝田”实为同一人，根据数据源不同，而有异呼。）

丁连山是个鬼魅一般的人物，但这不是生成胎就，而是有一段特殊的渊源。若非涉入一段中日之间、北洋与国府之间的秘辛，他自己的人生，不会老是在黑暗里摩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此，我便堕入了鬼道！”

这事关乎一九一二年的奉天血案，但是背景还要上推到一九〇五年的“刺杀出洋五大臣”事件。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九月二十四日，清朝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大臣正式出洋考察。消息传出得很早，看来也很准确——五个人从北京搭火车到天津，再转乘海轮，西游取经，看是否能由攻错西洋宪政的妆点，来为君主制度赢得些苟延残喘的时间。

光天化日、众目睽睽，整起爆炸事件被各方面考掘得十分详细。一般咸信：刺客就是当场被炸死的吴樾。由于他装扮成亲随模样却操着一口桐城腔的话语，被人识破了，在行将就逮之前仓促发难，只让五大臣受了些皮肉轻伤，吴樾自己则当场给炸成七零八落的碎片。

据说：吴樾行刺前数日，曾经在“芜湖科学图书社”的阁楼上和同志赵声与陈独秀开秘密会议。赵声，字伯先，也是一个坦**、豪迈的志士，抢着要北上从事这必死的任务。吴樾说了一段话，影响革命史十分深远：“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遂道：“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这几句话，看来要比一声炸弹的巨响更为震撼人心，因为它把生死看得太从容、太淡然。

虽然事前吴樾留有遗书，表示并无同伙，以免牵累革命同志，清廷侦办此案的官员也倾向于以一人涉案、独力行凶定谳，以免震骇那惊魂甫定的慈禧太后。然而，此番炸弹暗杀不只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还有另一个同行掩护的共犯，叫张榕。

张榕是山东济南人，本名张焕容，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般，读了邹容宣传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深受启发与感动，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作“张容”，颇现追随之意。邹容早在一九〇三年因《苏报》案发，主动到案，以为可以借着法庭辩论再一次宣扬反清建国的理想，却没能如愿，两年后瘐死狱中，得年二十。

邹容号召的年轻人很多，改名为“容”的就不少，张容其一也。行刺五大臣失败之后，张容逃匿了一段时间，身份却完全暴露，栽在一个曾经担任过火车检票员的杨以德手中。杨某年少时就在天津车站检票，练就一门过目不忘的本事，凭这本事进了探访局当差，一眼认得张容在行刺那天的动静。

被捕之后，张容吃了一段短时期的牢饭，却又凭靠着江湖人物宫宝森的帮忙，得以越狱而亡命日本，成了新创的同盟会之一员。究其实而言，无论“吴樾”或“张榕”，名字里的木字偏旁都是身为重大罪犯而被强加的“蔑称”，这是当时将政治犯污名化的手段，其情有如稍早破获洪门械斗团体时，会将涉及重大犯罪的棍痞与盗匪名字上加“水”字偏旁一样。

帮助张榕越狱的宫宝森没有想到，他这一出手，牵动了数十年恩怨流离，其中还包括他八卦门的大师兄丁连山。

名字上给添加了“木”字偏旁的张榕非但没什么不痛快，反而引以为荣，从此以“张榕”之号行走江湖。他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回到东北的，发起“奉天联合急进会”，成为一方人物。

辛亥年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关外与南方革命团体得以桴鼓相应的组织和势力都不大，新军之中只有两号主要的人物，还都是湖北同乡，一个是和蔡锷齐名、并称“北吴南蔡”的吴禄贞，一个是曾经在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有成的蓝天蔚。这两人在民元前一年十一月上旬到中旬的一周之内，一个死于亲兵之手，另一个被拔掉了兵权。杀吴禄贞，据传是出于袁世凯的唆使；而驱逐蓝天蔚，则是张作霖下的手。当时张作霖受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倚仗，授予奉天城防司令和剿匪司令之职。

张作霖其实无匪可剿，军权到手之后，必须找一个对象来立威，他想到了张榕。此人顶着个“行刺五大臣”与“同盟会同志”的头衔，并没有号召革命和发起暴动的实力。张榕是汉军旗人，祖上一直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守陵墓，颇有赀财，东渡日本回国之后，在他寄籍的辽东之地就渐渐流传起一则故事，说他曾经在东京击败过日本黑龙会的浪人，武功不凡——这一点，实则无可考辨。倒是在丁连山和宫宝森这一对师兄弟的生平记事中可以略见端倪，姑且留待后话。

此处得先从张作霖说起。为了进一步镇压革命势力，他设计了一个几乎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的局。当时东三省咨议局的副局长袁金铠听说张榕在运动东三省独立，便立刻把这个情报卖给了张作霖，张的反应出奇诡异，反问道：“那他怎么不来运动我呢？”

袁金铠吓了一跳，踌躇起来，以为张作霖也要变节。岂料他这是故弄狡狯，随即道：“要是让他来拉拢拉拢我，你看他会有何手段？”

袁金铠听出这话中有话，却不敢对一向擅于见风转舵的张作霖妄自表态，随即抖了个机灵，说：“那就要看司令的手段如何了。”

张作霖不再说什么，只比了个一刀斩杀的手势。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张作霖假作有意“因势利导，策动东三省独立”，而赴了张榕的饭局之约，席间忽然声称另有要公，必须先走。张作霖离去未及转瞬，两个枪手随即冲进来，把张榕打成了一个蜂窝。当天遇袭而殒命的还有一个旗人，名叫宝昆；一个汉人，名叫田雅赟——都是“奉天联合急进会”的同志。从这一夜以后，张作霖展开了多次暗杀行动，对象就是一个又一个“剪了辫子的可疑人物”。

张榕这个名字很快就被掩没在一连串屠杀血案的底层。但是同样身为同盟会的老成员、当年营救过他一回的宫宝森却极不甘心。

“革命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干得了的！”丁连山冷冷地对宫宝森说。

日后宫宝森在一封给他女儿宫若梅的家书里写道：“而忆昔所以念兹在兹者，岂其革命耶？毋乃报仇而已矣。十年磨剑，以为一快可图，殊不知犹混落贼之圈套耳！”

此处所称之“贼”，还是张作霖。

终吴樾一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给添了个木字边；越狱的张榕则是个豪迈自喜之人，对于被腐败的封建王朝视为罪犯（枷锁铐镣之人）的印记，他反而相当得意。有一个说法——见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以为救张榕出囹圄的是狱吏王喜璋（字少堂），王有感于张的侠义之风，利用一次收牢交接的机会，给张换上狱警的号衣，两人联袂而逃。

这一段记载有两个小错误，其一是王喜璋没有“少堂”这个字号——倒是有个王小堂，是张榕越狱后组织“奉天联合急进会”时代的一个激进成员。王喜璋当时放张榕出狱，纯粹是被绑架，真正主谋和执行这一援救任务的是丁连山和宫宝森师兄弟。丁、宫二人不但救出了张榕、策反了王喜璋，还筹措了一笔旅费给张榕东渡日本。张榕在东京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些是浪人——但是在张榕回国后膨胀起来的传说里面，这些浪人都具有了武士的身份，说这些武士“每以剑术自诩，而嗤支那人为‘东亚病夫’。张榕不服……约期比剑，连续败其著名者五六人”。

这个附会痕迹本来十分明显的传闻却成为辛亥年张榕返回东北组织“急进会”的有力宣传。值得再带一笔细述的是：此一“急进会”和一个“革命策源之地”有关。简单地说，就是：应该在哪里发起革命最有效？

武昌起义尚未发生之时，革命党人十仆十起，总不能在神州大地遍野开花，于是便有了这样的讨论：既然满族倚长白山之王气入关，岂能仗南方尚未结成一龙脉的五岭之气以应之？不如“发难满洲，直捣黄龙”，索性在努尔哈赤发迹之老穴作乱，这是“汉族反正”的一套论述。

可是没想到，武昌一役，意外成功，东北新军也蠢蠢欲动，成立了“奉天国民保安会”，想要把方面大员给强拉下马，推举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下设内政、外交、军事、财政、交通、教育……七个部，俨然一独立国矣。

张榕是在武昌首义之后回国的，眼见赵尔巽之勉强就任那个什么“保安会会长”根本是虚与委蛇的缓兵之计，于是自行号召，另外成立“奉天联合急进会”，顾名思义，其焦忧可知。张作霖赖赵尔巽护持提拔，受封为奉天城防司令和剿匪司令之后，屡思有为，却又不敢真正撄民党之逆鳞，所以就下了个暗手。透过当时的咨议局副局长袁金铠之约，在德义楼饭庄设局，一阵乱枪杀了张榕还不算，袁金铠才回报了张榕的死讯，张作霖的第一句反应居然是：“他那些急进会的同党呢？”

“张榕的同党”是张作霖此后多年的一个噩梦。到一九一五年，他又设了第二个局，试图将这些人一网打尽。至于是哪些人，他自己一无所知。但是从对立面来看，根据丁连山日后的回忆，他和宫宝森俱是自投罗网的彀中之人。

张作霖是马贼出身，一九一二年九月，被袁世凯任命为第二十七师师长，比之在赵尔巽手下干司令，反而更觉踏实，因为老袁看起来倒不了。一九一五年，为了支持袁世凯洪宪帝制，张作霖一方面尽力打压清朝亲贵之余孽——宗社党；一方面更大力清除当年的革命势力，也就是急进会的残兵游勇。他想了一个引蛇出洞之计。

当时，奉天监狱里关着一个流落当地、精神失常的日本浪人。此人名叫薄无鬼，本来醉心革命，是“来华义举”的同志，可是民国一旦肇造，似乎没有人搭理他了，抑郁经年，忽而有一天行到通衢之上，拔刀狂舞，势若要斩杀无辜的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