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是得克萨斯州。”
“我原来弄不清是哪一州,现在也说不准;不过我肯定它原先是艘美国船。”
“然后呢?”
“我查阅了敦提的记录。当我看到1885年1月三桅帆船‘孤星号’抵达那里的记录时,我明白自己的猜测无疑是正确的,接着就对目前停泊在伦敦港内的船只情况进行了查询。”
“结果呢?”
“那你想干什么呢?”
“我要去逮住他!据我所知,他和他的那两个副手是那船上仅有的美国人,其余的都是芬兰人和德国人。我还知道他们三人昨晚曾离船上岸,这是当时给他们装货的码头工人告诉我的。等他们的这艘帆船到达萨瓦纳时,邮船也应该把这封信带到那地方了,同时海底电报也已经通知萨瓦纳的警察,告诉他们这三个恶棍是这里正在通缉的杀人犯。”
《歪唇男人》开头发生在充斥着犯罪的伦敦东区的一家鸦片馆,这一景象在维多利亚时代屡见不鲜。华生的这篇故事是最早讲求“公平竞争”的侦探小说之一,读者和侦探同时获得了所有的线索。福尔摩斯解决案件的方法同样也适用于读者,当然要是相当聪明的读者。华生描绘了一幅让人难忘的画面,福尔摩斯身旁堆着靠垫,穿着睡衣盘腿而坐,一边抽烟斗一边思考面临的难题。福尔摩斯和奈维尔·圣科莱尔太太之间出现了一段罗曼蒂克的插曲,叫人产生有趣的联想,但是华生的不期而至使得她的计划无法继续进行下去。读者不禁要好奇,福尔摩斯对女性的态度(《波希米亚丑闻》开头提到了)是否真如华生所讽刺的那般。
1889年6月的一个夜晚,正当一般人开始打呵欠、抬眼望钟准备睡觉的时候,有人摁响了门铃。我马上从椅子里坐起身来,妻子很不高兴地把针线活放在膝盖上。
她说:“有病人,你得出诊去。”
我已经忙了一整天,刚从外面回来,身心都十分疲惫,不由得叹了口气。
一阵开门声和急促嘈杂的话音之后,是一阵快步走过地毯的声响。接着我们的房门突然大开,一位身穿深色呢绒衣服,头蒙黑纱的妇女走进屋来。
“请原谅我的冒昧!”她尽量冷静地说,但很快便不能自已,快步走上前来,搂住我妻子的脖子,靠在她的肩上哭了起来,“噢!我的命真苦!”她哭着说,“要是有人能帮帮我该多好啊!”
“啊!”我的妻子掀开她的面纱,喊道,“原来是你!凯特·惠特尼啊。你吓坏我了,凯特!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是你!”
“哦!不,不!你们两个我都要麻烦。是爱萨,他整整两天没回家了,我真担心他会出什么事!”
这就是全部情况,而且当然办法也只有一个。我想是否我应该同她一起去呢?后来,我转念一想,她完全没有必要去。我是爱萨·惠特尼的医疗顾问,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他的影响力更大。倘若我独自前往,也许问题能解决得更好些。我答应凯特,如果爱萨真在那里,我保证在两小时内雇辆出租马车把他送回家去。于是,十分钟后,我离开了那张扶手椅和温暖舒适的卧室,乘着一辆双轮小马车,向东疾驶。其实当时我就已觉得这趟差事有点莫名其妙,但是没想到后来它竟发展到离奇的程度了。
伦敦桥。
《女王的伦敦》(1897)
他两眼定定地望着炭火。
西德尼·佩奇特,《海滨杂志》,1891
我进屋时,一个面色惨白的伙计,看上去是个马来人,兴冲冲地走上前来,递给我一杆烟枪和一份烟剂,招呼我到一张空榻上去。我说:“谢谢,不过我不是冲着这个来的,我找我的一位朋友爱萨·惠特尼先生,他就在这里。”
我右边有人蠕动身躯并发出喊声。我透过暗淡的灯光瞧见憔悴不堪的惠特尼。他面色苍白,身上邋里邋遢,睁着两只大眼睛盯着我。
“天哪!华生!是你!”他说,他答话的样子显得既可怜又有些猥琐,似乎每条神经都处于紧张状态,“嘿,华生,现在几点了?”
“快十一点了。”
“今天是几号?”
“天啊!我还以为是星期三呢。今天是星期三吧,你吓唬我干吗?”他垂下头,脸埋进两臂之间,放声哭起来。
“今天的确是星期五,一点没错。你太太在家里一直等你两天了,你难道不感到羞耻吗!”
“对!我应当感到羞耻,不过你弄错了,华生,我才在这里待了不过几个小时,抽了三四锅……我记不得抽了多少锅了。不过我马上跟你回去,我不能让凯特担惊受怕,我可怜的小凯特呀!你扶我一下!雇马车来了吗?”
“我雇了一辆,正在外面等着。”
“那好,我就坐车走吧。不过,我一定欠了账,看看我欠了多少,华生。我现在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了。”
“福尔摩斯!”我低声说。
西德尼·佩奇特,《海滨杂志》,1891
“福尔摩斯!”我低声说,“你到这个烟馆来干什么?”
“福尔摩斯!”我低声说,“你到这个烟馆来干什么?”
“卡格斯”和E。S。莫里斯合绘,西雅图《邮报》,1911年11月12日
“我让一辆小马车等在外面。”
“那就让他坐马车回去吧!你尽管放心,他显然已经没有力气惹是生非了。我建议你托马车夫给尊夫人带个便条,告诉她咱们又凑到一块儿啦。你在外边稍等片刻,五分钟后我马上出来。”
“华生,我估计,”他说,“你是不是以为我除了有注射可卡因和其他一些从医学观点来看对身体并无大碍的小毛病之外,又迷上鸦片了?”
“在那里看到你当然很让我意外。”
“不过我在那里看见你更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