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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第4页）

《旧唐书》一九〇上《文苑传上·袁朗传》（《新唐书》二〇一《文艺传上·袁朗传》同）略云：

袁朗，其先自陈郡仕江左，世为冠族。朗自以中外人物为海内冠族，虽琅邪王氏继有台鼎，而历朝首为佐命，鄙之不以为伍。朗孙谊又虞世南外孙，神功中为苏州刺史，尝因视事，司马清河张沛通谒，沛即侍中文瓘之子。谊揖之曰：“司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长史，是陇西李亶，天下甲门。”谊曰：“司马何言之失？门户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瞻，始可称举，老夫是也。夫山东人尚于婚媾，求于利禄，作时柱石，见危致命，则旷代无人，何可说之，以为门户？”沛怀惭而退，时人以为口实。

寅恪案：袁谊、张沛之言皆是也，不过袁说代表六朝初期门第原始本义，张说代表六朝后期及隋唐时代门第演化通义，其分别如是而已，然于此亦可观古今世变矣。又袁谊“山东人尚于婚媾”之言，可取与《新唐书》一九九《儒学传中·柳冲传》附载柳芳论氏族文中

山东之人尚婚娅，江左之人尚人物，关中之人尚冠冕，代北之人尚贵戚。

诸语参证。其实袁张之异同亦涉及地域及种族问题，匪仅古今时间之关系，但此非本篇所能具论者也。

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此事寅恪尝于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论之，兹不复赘。但东汉学术之重心在京师之太学，学术与政治之关锁则为经学，盖以通经义、励名行为仕宦之途径，而致身通显也。自东汉末年中原丧乱以后，学术重心自京师之太学移转于地方之豪族，学术本身虽亦有变迁，然其与政治之关锁仍循其东汉以来通经义、励名行以致从政之一贯轨辙。此点在河北即所谓山东地域尤为显著，实与唐高宗、武则天后之专尚进士科，以文词为清流仕进之唯一途径者大有不同也。由此可设一假定之说：即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其间山东旧族亦有由进士出身，而放浪才华之人或为公卿高门之子弟者，则因旧日之士族既已沦替，乃与新兴阶级渐染混同，而新兴阶级虽已取得统治地位，仍未具旧日山东旧族之礼法门风，其子弟逞才放浪之习气犹不能改易也。总之，两种新旧不同之士大夫阶级空间时间既非绝对隔离，自不能无传染熏习之事。但两者分野之界画要必于其社会历史背景求之，然后唐代士大夫最大党派如牛李诸党之如何构成，以及其与内廷阉寺之党派互相勾结利用之隐微本末，始可以豁然通解，请略征史实，以证论之。

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李栖筠）天宝末以仕进无他歧，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目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

《新唐书》四四《选举志》（参考《旧唐书》一七三《郑覃传》、王定保《摭言》一“散序进士”条等）略云：

文宗好学嗜古，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因得不罢。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初举人既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又有曲江会题名席。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

《旧唐书》一七四《李德裕传》（《新唐书》一八〇《李德裕传》同，又参考“玉泉子李卫公以己非科第”条）略云：

李德裕，赵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赵国公。元和初宰相，德裕苦心力学，尤精《西汉书》《左氏春秋》，耻与诸生同乡赋，不喜科试。

《新唐书》一六三《柳公绰传》附仲郢传云：

知吏部铨，〔李〕德裕颇抑进士科，仲郢无所徇，是时以进士选，无受恶官者。

《旧唐书》一七三《郑覃传》（《新唐书》一六五《郑珣瑜传》附覃传同）略云：

郑覃（荣阳人），故相珣瑜之子，以父荫补弘文校理。覃长于经学，稽古守正，帝（文宗）尤重之。覃从容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从之。〔大和〕五年李宗闵、牛僧孺辅政，宗闵以覃与李德裕相善，薄之，奏罢〔覃翰林〕侍讲学士。文宗好经义，心颇思之，六年二月复召为侍讲学士。七年春李德裕作相，以覃为御史大夫。文宗尝于延英谓宰相曰：“殷侑通经学，颇似郑覃。”宗闵曰：“覃侑诚有经学，于议论不足听览。”李德裕对曰：“覃尝嫉人朋党，为宗闵所薄故也。”八年德裕罢相，宗闵复知政，与李训、郑注同排斥李德裕、李绅。二人贬黜，覃亦左授秘书监。九年六月杨虞卿、李宗闵得罪长流，复以覃为刑部尚书，迁尚书右仆射。训、注伏诛，以本官同平章事。覃虽精经义，不能为文，嫉进士浮华。开成初奏：礼部贡院宜罢进士科。初紫宸对上（文宗）语及选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华，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辞？”帝曰：“进士及第人已曾为州县官者，方镇奏署，即可之，余即否。”覃曰：“此科率多轻薄，不必尽用。”帝曰：“轻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独在进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不可过有崇树。”上尝于延英论古今诗句工拙。覃曰：“近代陈后主、隋炀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终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愿陛下不取也。”〔开成〕四年罢相。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欲援为宰相，固以足疾不任朝谒〔辞〕。会昌二年致仕，卒。覃位至相国，所居才庇风雨，家无媵妾，人皆仰其素风。女孙适崔皋，官才九品卫佐，帝重其不婚权家。（此十八字《新传》之文）

文宗皇帝曾制诗以示郑覃。覃奏曰：“乞留圣虑于万几，天下仰望。”文宗不悦。覃出，复示李宗闵。叹伏不已，一句一拜，受而出之。上笑谓之曰：“勿令适来阿父子见之！”

寅恪案：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俱是北朝数百年来显著之士族，实可以代表唐代士大夫中主要之一派者。而德裕及覃父子又世为宰相，其社会历史之背景既无不相同，宜其共结一党，深恶进士之科也。《文选》为李氏所鄙视，《石经》为郑覃所建刊，其学术趣向殆有关家世遗传，不可仅以个人之偶然好恶为解释。否则李文饶固有唐一代不属于复古派之文雄，何以亦薄《文选》之书？推究其故，岂不以“熟精《文选》理”乃进士词科之人即高宗、武后以后新兴阶级之所致力，实与山东旧族以经术礼法为其家学门风者迥然殊异，不能相容耶？南北朝社会以婚宦二端判别人物流品之高下，唐代犹承其风习而不改，此治史者所共知。兹更举关于郑覃之一事，以补证《新唐书》所纪其不婚当世权门而重旧日士族之一节如下：

《太平广记》一八四《氏族类》“庄恪太子妃”条（《新唐书》一七二《杜兼传》附中立传云：开成初文宗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诏宗正卿取世家子以闻！”寅恪案：中立固出名家，但尚主与纳妃微有不同，故附记于此，以供参证）云：

文宗为庄恪太子选妃，朝臣家□子女者，悉被进名，士庶为之不安。帝知之，谓宰臣者曰：“朕欲为太子婚娶，本求汝郑门衣冠子女为新婚。闻在外朝臣皆不愿共朕作情亲，何也？朕是数百年衣冠，无何神尧打家何罗去。”因罢其选。（原注：出《卢氏杂说》。寅恪案：《唐语林》四《企羡类》亦引《卢氏杂说》此条，但作“打朕家事罗诃去”。）

寅恪案：此条所载文宗语末句颇不易解，姑从阙疑。据《旧唐书》一七五《庄恪太子永传》（《新唐书》八二《庄恪太子永传》同），鲁王永以文宗大和六年十月册为皇太子，开成三年十月薨，又据《新唐书》六三《宰相表》（《旧唐书》一三、《新唐书》八《文宗纪》及两唐书《郑覃传》俱同），郑覃以大和九年十一月至开成四年五月之时间任宰相之职，而自大和六年十月至开成三年十月即鲁王永为皇太子期间，宰相中覃之外，别无郑姓者。故知文宗“汝郑门”之语专对覃而言者也。依覃之意，李唐数百年天子之家尚不及山东旧门九品卫佐之崔氏，然则唐代山东士族心目中社会价值之高下估计亦可想见矣。又唐代皇室本出自宇文泰所创建之关陇胡汉集团，即朱元晦所谓“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者（上篇之首已引），固应与山东士族之以礼法为门风者大有不同。及汉化程度极深之后，与旧日士族比较，自觉相形见绌，益动企羡攀仰之念。然贵为天子，终不能竞胜山东旧族之九品卫佐，于此可见当日山东旧族之高自标置，并非无因也。

又《国史补》上（参考《太平广记》一八四《氏族类》）略云：

李积，酒泉公义倓侄孙，门户第一，有清名，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尝以为爵位不如族望，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积”而不衔。

又《通鉴》二四八“大中二年十一月万寿公主适郑颢”条云：

又《东观奏记·上》（参《唐语林》七《补遗》“万寿公主宣宗之女”条、《新唐书》一一九《白居易传》附敏中传）略云：

寅恪案：前言山东士族之所以兴起，实用儒素德业以自矜异，而不因官禄高厚见重于人。降及唐代，历年虽久，而其家风礼法尚有未尽沦替者。故贞观天子钦定《氏族志》，虽可以降抑博陵崔氏第二房郁后之崔干为第三等（见《新唐书》七二下《宰相世系表》“崔氏”条及《旧唐书》六〇、《新唐书》七八《淮安王神通传》），而开成皇帝不能禁其宰相之宁以女孙适九品卫佐之崔皋（皋之家世未及详考，然其为“七姓”之一，则无可疑也），而不愿其家人为皇太子妃。至大中朝借皇室之势，夺婚卢氏，其后君臣翁婿卒皆以此为深恨，又何足怪哉，帝王之大权不及社会之潜力，此类之事即其一例，然非求之数百年往日背景，不易解释也。

既明乎此，则牛李（德裕）党派分野界画之所在，终可得而言。

《唐语林》三《识鉴类》（参考《南部新书·丁》）云：

陈夷行、郑覃请经术孤立者进用，李珏与杨嗣复论地冑词采者居先，每延英议政多异同，卒无成效，但寄之颊舌而已。

盖陈郑为李（德裕）党，李杨为牛党，经术乃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传统之旧家学，词彩则高宗、武后之后崛兴阶级之新工具。至孤立地胄之分别，乃因唐代自进士科新兴阶级成立后，其政治社会之地位逐渐扩大，驯致旧日山东士族如崔皋之家，转成孤寒之族。若李（珏）杨之流虽号称士族，即使俱非依托，但旧习门风沦替殆尽，论其实质，亦与高宗、武后由进士词科进身之新兴阶级无异。迨其拔起寒微之后，用科举座主门生及同门等关系，勾结朋党，互相援助，如杨于陵、嗣复及杨虞卿、汝士等，一门父子兄弟俱以进士起家，致身通显（见《旧唐书》一六四《新唐书》一六三《杨于陵传》、《旧唐书》一七六《新唐书》一七四《杨嗣复传》、《旧唐书》一七六《新唐书》一七五《杨虞卿传》及《南部新书·己》“大和中人指杨虞卿宅南亭子为行中书”条等），转成世家名族，遂不得不崇尚地胄，以巩固其新贵党类之门阀，而拔引孤寒之美德高名翻让与山东旧族之李德裕矣（见《摭言》七《好放孤寒门》“李太尉德裕颇为寒畯开路”条及《唐语林》七《补遗》“李卫公颇升寒素”条等），斯亦数百年间之一大世变也，请略征旧籍，证明于下：

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皆集会于慈恩塔下题名。会昌三年赞皇公（李德裕）为上相，其年十二月中书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赴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贞正之士，所宜行敦风俗，义本君亲，然后申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浸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奉敕：“宜依！”于是向之题名各尽削去。盖赞皇公不由科第，故设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复旧态。

《玉泉子》云：

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

《旧唐书》一八下《宣宗纪》“大中三年九月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参军制”云：

诬贞良造朋党之名。

据此，李德裕所谓朋党，即指新兴阶级浮薄之士借进士科举制度座主门生同门等关系缔结之牛党也。

或疑《通鉴》二三八“元和七年春正月辛未”条（《新唐书》一六二《许孟容传》附季同传同），“载京兆尹元义方为鄜坊观察使事”略云：

义方入谢，因言李绛私其同年许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明日上以诘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

则似科举制度与结党无关者。但详考之，知《通鉴》此条及《新唐书·许孟容传》俱采自《李相国论事集》，其书专诋李吉甫，固出于牛党之手，其所言同年无情，乃牛党强自辩护之词，殊非实状也。夫唐代科举制度下座主门生及同年或同门关系之密切原为显著之事，可不详论，兹仅举三数例于下，亦足以为证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