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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第5页）

《旧唐书》一七七《韦保衡传》（《新唐书》一八四《路岩传》附韦保衡传同）云：

保衡恃恩权，素所不悦者，必加排斥。王铎贡举之师，萧遘同门生，以素薄其为人，皆摈斥之。

寅恪案：史所书保衡之恶，依当时习惯言，乃一破例。此正可以反证当日座主门生以及同年或同门之间互相援助之常态也。

《白氏长庆集》一六《重题〔草堂东壁〕（七律）四首》之四云：

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岂止形骸同土木，兼将寿夭任乾坤。胸中壮气犹须遣，身外浮荣何足论，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

寅恪案：白乐天此诗自言已外形骸，了生死，而犹惓惓于座主高郢之深恩未报，斯不独香山居士一人之笃于恩旧者为然，凡苟非韦保衡之薄行寡情者，莫不如是。此实可为唐代门生对座主关系密切之一例证也。

崔群为相，清名甚重，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既罢，夫人李氏尝劝其树庄田，以为子孙之业。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前年放春榜三十人，岂非美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贽相门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春闱之试。如以为良田，则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

寅恪案：座主以门生为庄田，则其施恩望报之意显然可知。此唐代座主对于门生关系密切之一例证也。

《旧唐书》一七六《杨嗣复传》（《新唐书》一七四《杨嗣复传》不载同门结党之由，不及《旧传》之得其实，又《旧唐书》一七六《李宗闵传》可与参证）云：

嗣复与牛僧孺、李宗闵皆权德舆贡举门生，情谊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

寅恪案：史言牛派巨子以同门之故，遂结为死党。此唐代科举同门关系之一例证也。

复次，唐代贡举名目虽多，大要可分为进士及明经二科。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究其所学之殊，实由门族之异。故观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重进士而轻明经之记载，则知代表此二科之不同社会阶级在此三百年间升沉转变之概状矣。其记载略录于下：

康骈《剧谈录》（参《唐语林》六《补遗》）云：

寅恪案：《剧谈录》所纪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

《东观奏记·上》（参《新唐书》一八二《李珏传》及《唐语林》三《识鉴类》）略云：

李珏，赵郡赞皇人，早孤，居淮阴，举明经。李绛为华州刺史，一见谓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当掇进士科。明经碌碌，非子发迹之路。”一举不第，应进士〔举〕，许孟容为宗伯，擢居进士。

《新唐书》一八三《崔彦昭传》云：

〔彦昭〕与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显，而彦昭未仕，尝见凝，凝倨不冠带，慢言曰：“不若从明经举。”彦昭为憾。至是凝为兵部侍郎，母闻彦昭相，敕婢多制履袜，曰：“王氏妹必与子皆逐，吾将共行。”彦昭闻之，泣且拜，不敢为怨，而凝竟免。（寅恪案：此采自尉迟偓《中朝故事》。）

《摭言·散序进士门》云：

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据上诸条，进士、明经二科在唐代社会其价值之高下，可以推知，不待广引也。又唐代社会于此二科之评价，有高下之殊，亦由当时政治之关系所致，盖朝廷与民众二者互相影响也。如《唐语林》四《企羡类》略云：

寅恪案：上篇引《通典》一五《选举典》三所载沈既济之言，谓进士科之特见尊重，实始于高宗、武后时。薛元超为高宗朝晚年宰相，是与沈氏之语适合也。

《新唐书》四四《选举志》（《摭言》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志”条同，又《新志》此条前已征引，今为解释便利之故，复节录数语于此）略云：

武宗即位，李德裕为宰相，尤恶进士。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

《旧唐书》一八下《宣宗纪》“大中元年二月丁酉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条略云：

帝（宣宗）雅好儒士，留心贡举，有时微行人间，采听舆论，以观选士之得失。又敕：“自今进士发榜后，杏园任依旧宴集，有司不得禁制！”

寅恪案：宣宗朝政事事与武宗朝相反，进士科之好恶崇抑乃其一端，而此点亦即牛李二党进退荣辱之表征也。请更取证于下列史料：

《唐语林》四《企羡类》（参《说郛》七三引《卢氏杂说》）云：

宣宗爱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有喜，便问所试诗赋题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优而不中者，必叹息久之。尝于禁中题“乡贡士李道龙”（寅恪案：可参同书同卷同类“宣宗好儒”条“殿柱自题曰：乡贡进士李某”。）

又同书同类（参《东观奏记·上》）略云：

宣宗尚文学，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郑颢知举，宣宗索登科记，敕翰林：“今后放榜，仰写及第人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仰所司逐年编次！”

夫大中一朝为纯粹牛党当政李党在野之时期，宣宗之爱羡进士科至于此极，必非偶然也。

又张尔田先生《玉溪生年谱会笺》三大中二年下引沈曾植先生之言曰：

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

寅恪案：乙盦先生近世通儒，宜有此卓识，其所谓“牛党重科举者”自指重进士科而言也。或疑问曰：牛党中以进士科出身者如李珏，则系出赵郡李氏（见前引《东观奏记·上》，并参《唐语林》三《识鉴类》及《旧唐书》一七三、《新唐书》一八二《李珏传》等），李宗闵则为唐宗室，而郑王元懿之四世孙（见《旧唐书》一七六、《新唐书》一七四《李宗闵传》及《新唐书》七〇下《宗室世系表》“小郑元王房”条等），至党魁牛僧孺更是隋代达官兼名儒牛弘之八世孙，且承其赐田赐书之遗业，并以进士擢第者（见《旧唐书》一七二、《新唐书》一七四《牛僧孺传》及《唐文粹》六五李珏撰《牛僧孺神道碑》、杜牧《樊川集》七《牛僧孺墓志铭》等），然则牛党巨子俱是北朝以来之旧门及当代之宗室，而李党之健者如陈夷行、李绅、李回、李让夷之流复皆以进士擢第（见《旧唐书》一七三、《新唐书》一八一《陈夷行传》，《旧唐书》一七三、《新唐书》一八一《李绅传》，《旧唐书》一七三、《新唐书》一三一《李回传》，《旧唐书》一七六、《新唐书》一八一《李让夷传》等），是李党亦重进士之科，前所谓牛李党派之分野在科举与门第者，毋乃不能成立耶？应之曰：牛李两党既产生于同一时间，而地域又相错杂，则其互受影响，自不能免，但此为少数之特例，非原则之大概也。故互受影响一事可以不论，所可论者约有三端：一曰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至于李唐皇室在开国初期以属于关陇集团之故，虽与山东旧族颇无好感，及中叶以后山东旧族与新兴阶级生死竞争之际，远支之宗室其政治社会之地位实已无大别于一般士族。如《新唐书》七〇上《宗室世系表》所云：

故对于此新旧两统治阶级之斗争，传处于中立地位，既自可牛，此李宗闵之所以为牛党也，亦复可李，此李回之所以为李党也。二曰：凡山东旧族挺身而出，与新兴阶级作殊死斗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旧有之特长，如前所言门风家学之类，若郑覃者，即其一例也。亦有虽号为山东旧门，而门风废替，家学衰落，则此破落户之与新兴阶级不独无所分别，且更宜与之同化也。兹更举数例以为证明，而解疑惑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