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我说,“没这么重,但是图书馆里也有其他轻一些的书啊,你知道的。”
“有这么硬?”他问。
我说,要把书做这么硬是很贵的。
他沉默地站了一阵子,捡起地板上散落的纸页,把它们放在桌上,借此对我的书表达稍高一点的期望,也可能是对自己的质疑有所懊悔。但他还是没有走开,而是站在桌边等着,然后严肃地问我:“穆萨布,书里有什么?”
举个例子,我给他讲了《奥德赛》里英雄奥德修斯和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的故事,讲奥德修斯是如何自称为“梅友仁”,掏出波吕斐摩斯的一只眼睛,然后把自己绑在一只公羊的肚子下面逃生的。
卡芒提饶有趣味地听着,表达自己的意见:那只公羊一定和住在埃尔曼塔伊塔的朗先生的公羊是同一个品种,他在内罗毕的家畜展览会上见到过;回到波吕斐摩斯的话题,他问我他是不是像基库尤人一样黑,我说不是,之后他又想知道奥德修斯是不是我的部落或家族成员。
“你说,”他问,“他是怎么样用他自己的语言说那个词的?‘梅友仁’?”
“他说‘欧提斯’,”我告诉他,“他自称‘欧提斯’,在他的语言里意思是‘没有人’。”
“你也必须写一样的东西吗?”他问我。
“不,”我说,“人们可以写任何想写的东西。我可能会写你。”
卡芒提挑起这个话头,这时却突然却步了。他低头盯着自己,然后小声地问我,我会写他什么。
“我可能会写你生病的那个时候,偌大的平原,你只有和绵羊相依为命。”我说,“你怎么看那个时候?”
他的眼睛骨碌碌地绕着房间转,最后含糊地说:“西久伊。”——我不知道。
“你害怕吗?”我问他。
停顿了一会儿,他坚定地说:“是,平原上所有的男孩都有害怕的时候。”
“你在怕什么?”我说。
卡芒提无声地站了一小会儿,他的脸变得镇定而深沉,他的眼睛凝视着心,然后他带着微微讽刺的怪相看向我。
“害怕‘欧提斯’,”他说,“平原上的男孩们都害怕‘欧提斯’。”
几天后,我听到卡芒提向其他家仆娓娓解释,我的书会被送到欧洲装订,而且花一笔吓人的价钱就能把它做得像《奥德赛》那么硬,《奥德赛》又被拿出来展示了一遍。但是,他自己不相信它会被做成蓝色的。
卡芒提有一项天赋,这项天赋在我家很管用。他想哭就能哭出来,对此我深信不疑。
如果我板起脸来斥责他,他就会在我面前站直,盯着我的脸,挂上那种警惕而深沉的哀伤。这种表情,土著一秒钟就能信手拈来。然后他眼眶湿润,溢满沉重的泪滴,它们缓慢地、一颗一颗地顺着他的脸颊滚下来。我知道那都是鳄鱼的眼泪,换成其他人根本影响不了我,但是卡芒提不一样。此情此景下,他板平的脸会重新堕入无尽孤独的黑暗世界,他曾在那里蜷缩好些年。当他还是个平原上的小男孩,身边围满羊时,可能也曾落下过这么沉重而笨拙的眼泪。它们让我不自在,让我换一个角度看待自己对他的责怪,那些罪名显得那么渺小,让我不愿再提。从某方面看来,他这么做确实不太道德,但我还是相信,我们之间存在一种人类相互理解的真实力量。卡芒提从心底知道我已经看透了他悔悟的眼泪,并不会高估它们——他其实只是把眼泪看作一种更有力量的仪式,而非欺骗的手段。
他常提到自己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他赋予这个概念什么意义,我试探过他一两次,但他跟我解释说,他相信我所相信的,既然我肯定知道我自己相信什么,那我再问他就没什么道理了。我发现这不是个逃避的借口,这确实是他正面的想法,或者说,是他信仰的告白。他把自己交给了白人的神。为了服侍神,他准备好了执行一切命令,但他不会没事找事来解释这一整套运作系统,况且这系统很可能像白人本身的运作系统一样,根本不合理。
有的时候,我的行为与他的苏格兰长老会教义相抵触,他就会问我怎样才对。
土著们毫无偏见,这很惊人,因为你原本期待在他们身上发现原始民族中的黑暗禁忌。我相信这归因于他们对各色人种和部落的熟悉,以及东非地区活跃的人类交流,先是古老的象牙和奴隶贩子,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移民和巨兽猎人。几乎每个土著,甚至平原上的小牧童,一生中都和各个国家的人打过照面,这些国家本身大相径庭。对他们来说,就像西西里人碰到爱斯基摩人:包括英国人、犹太人、波尔人、阿拉伯人、索马里印度人、斯瓦希里人、马赛人和卡韦朗多人。提到对思想的接受度,土著比郊区或地方的移民、传教士都更有世界视野,因为这些移居者或传教士在单一的社区环境里长大,背负着一套固有的思想。白人和土著之间的大多数误会都源于这一事实。
但要是你本人在土著眼中就代表基督教,你可得小心了。
有个年轻的基库尤人叫奇塔乌,他来自基库尤保留地,到我家来给我做工。他是个沉静的男孩,做仆人很有眼色又贴心,我很喜欢他。三个月后的一天,他让我帮他写封推荐信给我的老朋友阿里·本·萨利姆族长——一位驻扎在沿海蒙巴萨的地方长官,因为奇塔乌见过他来我家,现在他说想去为族长工作。我不希望奇塔乌刚熟悉家里的日常工作就离开,于是对他说,我会给他加薪。不,他说,他离开不是为了要更高的薪酬,而是他不能再待在这里了。他告诉我,他还在保留地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么成为一个基督徒,要么成为穆斯林,只是他还不知道选哪个。由于这个原因,他来为我工作,因为我是个基督徒,而他已经在我家待了三个月来观察基督徒的行为和习惯。离开我后,他会去蒙巴萨的阿里族长那里再待三个月,学习穆斯林的言谈举止,然后他就可以抉择了。我坚信,即使是大主教本人面对这样的情况,肯定也会像我一样惊呼,至少会这么想:上帝呀,奇塔乌,你来的时候就应该告诉我啊!
穆斯林只吃由穆斯林依照正统方式割喉的动物肉。这在游猎时是个大难题,因为你带不了多少补给,还要依靠打猎来给仆人们提供食物。你打到一头狷羚,它倒下来时,你的穆斯林仆人们会像插上翅膀一样一拥而上,以期赶在它咽气前把它的喉咙割断;而你自己悬着一颗心看着他们,目光焦灼,因为要是看到他们耸着肩膀、伸着脑袋盯着它的话,就说明狷羚在他们赶到之前已经死了,然后你就得追踪另一头狷羚,不然你的扛枪手就得挨饿。
在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我要赶着牛车出远门。出发前一晚,我碰巧在基加贝遇见了一位穆斯林首领,我问他能不能给我的人律例豁免权,期限是这次游猎的整段时间。
这位首领很年轻,但也很睿智,他与法拉和伊斯梅尔谈话,然后宣布:“这位女士是耶稣的信徒。当她用来复枪开火时会说,或者至少会在心里说:以上帝之名。这会让她的子弹等同于正统穆斯林的刀。在这次旅途的全程,你们可以吃她打来的动物肉类。”
因为各教会之间的互不相容,基督教在非洲名声受损了。
在非洲那些年的圣诞夜,我会开车去法国教会听午夜弥撒。通常一年里的这个时候都很热。你开车经过篱笆围起来的种植园,老远就听到清透暖风里的教区钟鸣。等你到达时,一群快活的人已经围在教堂旁,内罗毕那些法国和意大利的小老板举家来到这里,修道院学校的修女们也在,土著们穿着艳丽的衣服蜂拥而至。精美的大教堂被神父们亲自装点了数百支蜡烛,光亮通透。
卡芒提到我家那年的圣诞节,我告诉他,因为他同是基督徒,我要带他去做弥撒,我用神父的口吻向他描述了将会看见的美丽事物。卡芒提都听进去了,灵魂深受触动,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而汽车都等在门口了,他又心烦意乱地跑回来,说他不能跟我一起去。他不想给我解释,只是回避我的问题,但我最后还是问出来了。不,他不能去,因为他到现在才意识到,我要带他去的是法国教会,他在医院时就被严重警告过,要远离那个教会。我对他解释说,那一切都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不和,现在他必须去。就这样,他在我眼前变得像石头一样僵硬——“死了”,他翻起了眼珠,这样只能看到白眼球,他的脸直冒汗。
“不,不,穆萨布,”他低声说,“我不能跟你去。我知道得很清楚,在那座大教堂里面有一个穆萨布,姆比亚萨那。”——坏得要命。
我听到这个很难过,但我想,事到如今我非得带上他不可,让圣母亲自点醒他。神父们在教堂里放了一座真人大小的圣母玛利亚的雕像,蓝白色的,土著们通常会被人像打动;让他们想象一幅画面则很难。我对卡芒提承诺我会保护他,这才终于带他去了。他走进教堂时,紧紧贴着我站着,忘记了所有的顾虑。这又刚好是他们历年来在教区做得最好的一场圣诞弥撒,教堂里布置有非常隆重的耶稣诞生场景——岩洞里的圣家三口。布景刚从巴黎运来,被蓝天里光芒四射的星星点亮,它周围摆了一百个玩具动物,比如木头小牛和纯白棉绒的小羊,尺寸都不算小,这肯定让基库尤人心花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