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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移民者家里的野蛮人（第1页）

第三章　移民者家里的野蛮人

有一年，长雨季没来。

那次经历非常可怕，经历过的农夫们都不会忘记它。即使离开非洲好多年，在某个北国潮湿的气候中，他仍会在深夜听到大雨倾注时突然坐起来，大喊：“终于来了，终于来了啊！”

一般的年份，长雨季都从三月最后一周开始，一直持续到六月中旬。接近雨季的时候，整个世界一天天地变热、变干，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欧洲，或者更甚。

住在河对岸的马赛人——我的邻居，那时就会在皮实干燥的平原上放火，让绿油油的新草随着第一阵雨冒出来，供他们的牛群啃食。笼罩在平原上的空气随着有力的火势起舞，带着彩虹色层次的细长灰烟在草场上滚滚前进，燃烧的热度和焦味偶尔也钻进耕地里，像来自熔炉。

巨人般的云层在灰色的草场上堆积，又消散；远处的一阵小雨给地平线抹上蓝色的斜纹。全世界只有一个念想。

日落之前的傍晚，周围的景物朝你靠近，山脉变得亲近，清晰的靛蓝和黛绿色调变得有力，意味深长。几个小时后你走出去，星星都不见了，你觉得夜风轻柔、深沉，孕育着恩典。

急速加快的奔走声越过你的头顶，这是风穿过高大林木的声音——不是雨。这声音扫过地面，是风在穿过灌木和长草——不是雨。它窸窣疾行过土壤，是风穿过玉米田的声音——听起来太像雨了，你一次又一次受骗上当，甚至从中得到一丝满足，至少你好像从舞台上看到了盼望的身影——仍不是雨。

但是，当大地像共鸣响板一样回应，发出深沉而丰富的低吼，你周围上上下下所有维度的世界都跟着歌唱时——那就是雨来了。就像你远离大海很久，然后重新回到海边，像久违的爱人的拥抱。

但是有一年，长雨季没来。整个宇宙似乎都背弃了你。天气转凉，有时甚至会冷，但空气中仍没有湿气。一切都变得更干、更硬，就像世上所有的力量和优雅都抽离了。那无所谓坏天气或好天气，而是没有天气，天气被无限期拖延了。荒凉的风，一阵气流，匆匆在你头顶掠过，颜色都褪去了，气味也离开了田野和森林。这种被伟大的神力厌弃的感觉让你压抑。一路向南，烧焦的平原黑黢黢地废弃在那里，只剩白色灰烬的斑纹。

随着我们徒劳等雨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农场的未来和希冀都变得暗淡，终于耗尽。过去那几个月的犁地、剪枝和种植都变成了蠢人做的无用功。农场劳作慢了下来，而后就是停滞。

平原上和山里的水潭都干了，许多没见过的鸭子和鹅都来到我的池塘。斑马群在清晨和日落时分来农场边界的水塘喝水，它们排成长队，有两三百头。马驹跟着母马，即使我骑马穿过，它们也不会受惊。但为了我们的牛群考虑，必须设法让斑马离农场远点，因为池塘里的水位也在下降。不过到那里去仍是一件乐事，长在泥里的灯芯草给棕褐色的景致打上了一块绿色补丁。

土著面对干旱时变得沉默，我没法从他们那里问出一点看法。因为你本来觉得他们对天象肯定比我们懂得要多，这毕竟与他们生死攸关，又不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他们的祖辈都经历过，大旱的年份里他们会失去九成的牲畜。他们的香巴也很干，只剩几棵无精打采枯萎了的红薯和玉米。

一段时间后，我也从他们身上学会了他们的方式，不再像个讨嫌的人那样去讨论世道艰难，也不再抱怨。但我毕竟是个欧洲人，在这个国家生活得还不够久，没有学会像土著那样彻底地认命，这一点，一些在非洲生活了好几十年的欧洲人已经能够做到。那时我还年轻，出于自保的本能，我觉得如果不想被农场路上的沙尘卷走的话，就必须得集中精力做些什么。我开始在晚上写故事、童话和浪漫小说，让我的思绪飘得远远的，飘到其他国家和时代。

每当一个朋友来农场暂住时，我就把这些故事讲给他听。

我起身走出门外，一阵凛冽的风呼呼地刮着，天空清澈，嵌了上百万颗坚定的星星，一切都很干。

刚开始我只在夜晚写作，后来早上我也坐下来写，通常这个时候是该去农场的。那时很难下决定，是该再犁一遍玉米田，重新播种呢，还是应该把树上干枯的咖啡果都剥掉，只留下树呢？我日复一日地拖延决定。

我常坐在餐厅里写作，面前的餐桌上铺满了纸，因为除了写故事，我还有农场的账目和预算要做，以及农场经理凄凉的便签要回复。我的仆人们问我在干吗，我告诉他们我在尝试写本书时，他们认为这是拯救农场脱离困境的最后一搏，对此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后来他们问我，书的进展怎么样了，他们走进来，站上一会儿看我的进度。在镶了护墙板的房间里，他们的脑袋看上去和镶板的颜色非常接近，晚上他们靠着墙，站着陪我，看起来就像一件件空****的白袍。

我的餐厅朝西，有三扇长窗各向游廊、草坪和森林打开。这里的地势向河倾斜，河是我和马赛人的界线。人从房子里无法看到河流，但能够从沿河生长的暗绿色大合欢树的分布来推断它蜿蜒的流向。河的对岸，满是树木的土地再次升高，森林以外是绿色平原，一直延伸到恩贡山脚。

“如果我的信念强大到可以移山，我只希望把那座山移到我的身旁。”

风从东边吹来。我的餐厅大门背风，常年敞开。也正因为此，我家的西侧很受土著欢迎，他们随意地待在那里，密切关注着屋里的一切风吹草动。出于同样的动机，土著小牧童把他们的山羊也带过来，让它们在草坪上啃草。

这些在农场上活动的小男孩赶着长辈的羊群四处找草，确实为我在文明建筑里的生活和狂野的原始生活间建立了一条纽带。我家的仆人们不信任他们，也不同意让他们进屋，但那些小孩对文明保有真切的爱与热情。对他们而言，文明一点都不危险，因为只要他们愿意，随时都可以远离它。文明对于他们的核心象征是挂在餐厅里的一座德国布谷鸟老钟。在非洲高地，一座钟完全就是奢侈品。一年到头，你都能从太阳的位置来判断时辰，而且因为你不和铁路打交道，所以完全可以依照个人意愿来安排农场生活，钟变得无关紧要，但这座钟很精致。每到整点，粉色玫瑰丛的中央会有一只布谷鸟推开它的小门，跳出来用清晰而傲慢的声音宣告钟点。这个离奇的玩意儿每次都让农场的孩子们高兴得要命，永远像第一次看到一样惊讶。他们能从太阳的位置精确地判断出快要正午报时了，然后在十一点三刻之前，我眼看他们赶着山羊从四面八方过来——他们可不敢丢下羊。孩子和山羊的脑袋潜过灌木和林间长草，像池塘里的青蛙。

他们把牲畜留在草坪上，悄悄地光脚走进屋来。大些的孩子约莫十岁，最小的只有两岁。他们十分规矩，还自创了一套做客礼节，严格遵守。礼节可归纳如下：不能触碰任何东西，也不坐下，没人问起就不说话，这样就可以在房间里自由走动。当布谷鸟冲出来时，一阵压抑的大笑响彻整个孩子群。也有的时候，一个特别小的牧童——他对放羊还没有责任心，会在大清早自己一个人过来，对着钟站上好久。这时的钟是紧闭的，也没声音，他对着钟，用基库尤语低沉地唱一首情歌，然后庄严地走出去。我家的仆人们嘲笑牧童，向我透露说那些无知的孩子以为布谷鸟是真的。

打字机出现后，轮到我的仆人们来好奇地观察它工作了。有时，卡芒提晚上站在墙边，一站就是一个钟头，他的眼睛在睫毛下像黑色的水滴，来来回回，似乎想把机器钻研透彻，好将它拆成零件再重新组装起来。

有一晚，我抬头撞上这双深邃入迷的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开腔了。“穆萨布，”他说，“你相信自己能写书吗？”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

想象你和卡芒提的对话，你必须在每个回合前预留好空间，留一个遥遥无期、意味无穷、似乎责任重大的停顿给他。所有土著都是停顿艺术的大师，以此为谈话赋予意义。

现在，卡芒提就做了一个漫长的停顿，然后发话：“我不信。”

没有其他人可以和我讨论我的书，我放下纸张，问他为什么不信。我现在察觉到，他之前一定预谋过这次对话，而且有备而来；他站在那里，背后藏着《奥德赛》，这时他把它放在桌上。

“你看，穆萨布，”他说，“这是本好书，它两头都粘得紧紧的。即使你把它拎起来拼命地甩，它也不会散开。写这书的人很聪明。但是你写的嘛……”他继续说，既轻蔑又带着一种友善的同情，“这里几张，那里几张。要是有人忘记关门，纸张就飞得到处都是，甚至飞到地板上，然后你就会发火。它不会是本好书。”

我向他解释，在欧洲，有人能把纸张全部装订在一起。

“那你的书会有这么重吗？”卡芒提问，掂量着《奥德赛》。

他发现我在迟疑，就把它递到我手上，让我自己亲自掂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