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加入‘真实之眼’。”她说。
他们握手,掌心相贴的瞬间,仿佛某种契约已然缔结。
三个月后,《真实之眼》第一期正式面世。
封面是一幅黑白蚀刻画:一只眼睛瞳孔中映出燃烧的城市,眼角流淌着墨汁般的泪水。内页除《灰烬之下》全文外,还收录了一位纺织女工记录工厂事故的日记、一名军医在阿尔及利亚战场的速写、以及卢西安撰写的宣言《打碎镜子:论当代艺术的责任》。
刊物最初被视作激进分子的呓语,遭主流媒体嘲讽。《时代报》称其为“文学乞丐的集会”,《法兰西回声》指责他们“煽动阶级仇恨”。然而,随着越来越多底层创作者投稿,街头巷尾开始流传这份小册子。大学生在咖啡馆传阅,工人在罢工集会上朗诵,甚至连一些年轻军官私下收藏。
六个月后,《真实之眼》发行量突破一万两千份,成为巴黎最具争议也最受关注的文化现象。
而埃米尔的生活也随之改变。他不再独居陋室,而是搬进了伊莎贝尔所在的公寓楼,担任刊物日常编辑。两人每日争论选题、修改稿件,时常彻夜不眠。有时争吵激烈,他会摔门而出,可不到两小时又会回来,手里拎着两杯热咖啡。
外界传言他们已是恋人,但他们从未澄清,也未曾否认。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第二年春天。某日,一封来自俄国的信件寄到了编辑部。寄件人署名“列夫?托尔斯泰”。信中写道:
>“我在日内瓦读到贵刊第三期所载《矿工遗书》一文,震撼至极。那种朴素语言中蕴含的力量,远胜于我所写的一切华丽篇章。请代我向那位不知名的作者致敬,并告知他:在遥远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有一位老人因他的文字彻夜难眠。”
这封信被全文刊登在第四期卷首,并引发国际关注。德国、意大利、英国的知识分子纷纷来信探讨“真实写作”的可能性。甚至有美国出版商提出要翻译《真实之眼》合集。
然而,荣耀背后,阴影悄然逼近。
1881年6月的一个深夜,编辑部办公室被人纵火。所有存稿、印刷模板、往来信件化为灰烬。警方调查无果,只在现场找到一枚带血的铜扣,形状似狼头。
埃米尔坚信这是保守势力的报复。但伊莎贝尔却摇头:“不像。如果是官方或贵族所为,他们会直接查封,不会用这种野蛮手段。这更像是……内部的清算。”
“你是说,有人不满我们的方向?”
“也许是我们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比如那位声称丈夫死于矿难的寡妇??后来有人举报她实际拿到了矿主的赔偿金。再比如那位‘战地医生’,他的速写风格与一位知名画家极为相似……真实性,有时候是最容易被腐蚀的东西。”
埃米尔陷入沉思。他开始重新审视每一投稿者的背景,设立更严格的核实机制。同时,他提议增设“回应专栏”,允许被批评者公开发声。这一举措引来不少争议,有人认为会削弱批判力度,但埃米尔坚持:“如果我们追求真实,就必须接受质疑。否则,我们不过是另一种专制。”
风波渐息,《真实之眼》第七期如期出版。这一次,主打文章是埃米尔的新作《审判日》??一部以编辑部火灾为原型的虚构纪实小说。他在文中坦承刊物曾刊登虚假材料,并详细描述核查过程的艰难。结尾处写道:
>“我们并非真理的持有者,只是寻找它的旅人。这条路注定泥泞,充满误判与悔恨。但只要还有一双眼睛愿意直视深渊,就不该熄灭手中的灯。”
文章发表后,反响两极。支持者称其为“勇气的典范”,反对者则讥讽为“自我洗白”。唯有伊莎贝尔看完后久久不语,最后只说了一句:“你终于学会了忏悔。”
那晚,他们在屋顶喝酒。巴黎的灯火在脚下延展,如同星河倒悬。
“你觉得我们会成功吗?”她问。
“我不知道什么叫成功。”埃米尔望着远方,“但如果十年后还有人记得这本刊物,记得我们曾试图说真话,那就够了。”
她笑了笑,靠在他肩上。
风很大,吹乱了她的发丝,也吹散了过往所有的猜忌与隔阂。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卢西安正坐在报社办公室,盯着桌上一份密信。信中写着:
>“行动已启动。‘狼群’将在秋季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杜瓦尔不会接触外交界人士。”
他点燃火柴,将信烧尽。
灰烬飘落,如同无声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