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刻后,他宣布:“鉴于当前社会舆情复杂,且涉及多项待查事实,本庭决定延期审理此案,具体开庭时间另行通知。”
人群哗然。
这不是判决,却是实质性的胜利。
走出法院时,阳光竟破云而出,洒在埃米尔脸上。加缪激动地抱住他:“他们退缩了!他们不敢判你有罪!”
马恩只是微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看,光总会找到缝隙。”
然而,埃米尔的表情却并未轻松。他知道,这只是拖延,而非终结。打压不会停止,只会变换形式。
果然,当晚《法兰西晚报》头版刊出社论标题:《文学不应沦为政治工具》,暗指“某些作家借艺术之名行颠覆之实”,呼吁“加强文艺审查机制”。次日,文化部召开闭门会议,讨论设立“国家文学伦理委员会”,负责审核所有公开出版作品的思想倾向。
更令人不安的是,八月三十一日夜里,加缪主编的《觉醒》杂志办公室遭到纵火,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全部存稿化为灰烬。警方调查称“尚无明确嫌疑人”,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九月三日,埃米尔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纸粗糙,字迹歪斜:
>“你以为赢了吗?
>杜兰进了监狱,你也早晚进去。
>真相不是武器,是祭品。
>而你,已是献祭之人。”
他将信烧在壁炉里,火焰跳跃中映出他平静的脸。
几天后,他在塞纳河边的一家小印刷厂秘密会见了几位地下出版人。这些人来自不同城市,有的曾是教师,有的是退役排字工,他们自发组织了一个“流动印书社”,专门复制被禁的作品,在大学、工厂和乡村悄悄传播。
“《灰烬之下》全本已经排好了。”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递给他一本装订简陋的小册子,“我们在图卢兹、南特、里尔都有分销点。每卖出一本,就把利润分成寄给杜兰的家人。”
埃米尔翻看着那本薄薄的书,纸张粗糙,油墨未干,错别字随处可见。可正是这样的瑕疵,让它显得无比真实,像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思想。
“谢谢你们。”他轻声说,“这不是我的书,是我们的书。”
九月中旬,秋意渐浓。街头巷尾开始流传一首新诗,据说是某位匿名诗人所作,题为《致贝尔纳》:
>你说沉默即是共谋,
>于是你开口,如刀划破夜幕。
>他们恐吓你,监视你,冻结你的账户,
>却忘了语言一旦落地,便生根发芽。
>如今每个清晨,
>都有人在咖啡馆朗读你的句子,
>像传递火种,
>像迎接黎明。
这首诗被抄写在墙壁、电车座椅甚至教堂告示栏上。警方试图清除,却发现越禁越传。
十月五日,瑞士《日内瓦观察家报》发表长篇报道《法兰西的思想围城》,称“欧洲正目睹一场现代焚书运动”,并呼吁国际笔会介入。十天后,十九位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联署公开信,要求法国政府保障创作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