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老头主管宣曹,负责文宣教化,最是清楚自己的抱负和步步为营的争霸战略。就算是要投机劝进,也没必要选择这个明显时机不对,且自己注定不会采纳的议题来试探。
更何况,此类劝进之事,通常以联名上书、书面呈文的方式更为稳妥,没必要冒着被同僚猜忌的风险,赶在早会结束后申请“留对”。
“施知事。”
石山知道施耐庵肯定清楚自己此时绝不会称王,但他的时间很宝贵,不想绕圈子,直接问道:
“你今日特意留下,究竟所为何事?不妨直言。”
施耐庵却仿若没有看出石山的不耐,依旧一本正经,甚至带着几分固执地追问:
“元帅难道真无更进一步之意?此乃军心民心所向啊。”
石山志在天下,对自己麾下的核心文武官员,自是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坦然应道:
“我起兵之志,便是要覆灭蒙元,重塑华夏。统率天下义士抗元之事,自不会假借他人之手,迟早要建国称制,但绝不是现在!”
再次阐述了自己的志向,石山面露嘲讽之色,道:
“徐寿辉、张士诚之流,才据区区数城,便迫不及待地称王称帝,或许能一时鼓舞内部人心,吸引些投机之辈,实则不过是笼络幸进之徒的手段,徒惹天下人笑,更引来元廷重点围剿,殊为不智!”
石山的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明确指出此时称王是“徒惹天下人笑和引元廷重点围剿”的蠢事。施耐庵若还是坚持劝进,就等于把自己归入“幸进之辈”了。
他如此爱惜名声的人物,自然不愿沾惹“幸进之辈”这等坏名声,当即改变了策略,道:
“下官追随元帅左右,时常有幸聆听元帅教诲,深知元帅胸怀四海,包容天下,雄图大志非寻常豪杰所能及。自不会为一时虚名小利而迷失心智,更不会劝元帅行此不智之举。”
他先捧了石山,稍稍缓解了一下尴尬的气氛,便开始引入正题,面露忧色,言语恳切地道:
“但这世上,终究是庸人、俗人居多。他们难以识见元帅的深谋远虑,又自知能力浅薄,前程有限,便更容易急功近利,动辄因一己私心而做出蠢事,甚至铤而走险。
此等情状,犹如暗流涌动,令人防不胜防,长此以往,恐损及红旗营根基啊。”
石山听出了施耐庵话中有话,暗道这小老头莫非是想借劝进之名,行劝诫之实,其实是为了朱重八之事预先铺垫,以便求情?
但这个念头刚一升起,就被他自己否定了。
且不说朱重八一案正在审理之中,谁也不知道究竟会牵出哪些事,最终如何定罪尚是未知之数。
而施耐庵身为元帅府中谁都不靠的淮东人,与朱重八并无半点交情,根本没有立场在此时为朱重八出头。
将这些杂念抛之脑后,石山回到施耐庵提出的现实问题上,很快就理出了一些头绪,点头道:
“所言甚是!人心纷杂,私欲难绝,这也是创业过程中必然面临的艰难之一。施知事既然提出此问,想来,心中定然已经有了妙策了吧?”
“妙策不敢当!只是平日有些粗浅思考,略有所得,愿供元帅参详。”
施耐庵嘴上说得很谦虚,脸上却不禁流露出几分好为人师的自得之色,接着道:
“元帅进取江南,攻城略地,尚需分出不同阶段,提前制定每一步的战略。建国称制,肇基开国,如此重大的事,更是千头万绪,关乎国本,岂能一蹴而就?
下官以为,元帅即便暂不愿称帝,也需在时机适当时,通过一些具体的行动,逐步向外透露囊括四海、开创一代新朝的雄心壮志。
如此,既可安麾下从龙之功者的人心士气,亦可让天下有志之士知晓明主所在,望风来归。”
“嗯!”
石山微微颔首,表示认可。
率先称帝的徐寿辉已被元军团团围困在蕲水,形势岌岌可危;
张士诚迫不及待开国自称诚王,但淮南大半已被红旗营所夺,张士诚未来的发展空间已经被局限在淮东的方寸之地,即便元廷暂时无法全力南下征讨,其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
如今天下反元势力中,无论是实际掌控的地盘、人口、军队,还是未来发展的潜力,石山都已是当之无愧的头号反王。
在这种形势下,他并不畏惧对外适度透露称王之志——因为想藏也藏不住了。
见石山认同了自己的观点,施耐庵受到鼓舞,继续进言道:
“江宁乃虎踞龙蟠,王气汇聚之地。元帅志在灭元复汉,何不先从正名开始,比如,恢复江宁古都之旧称——建康?以此向天下人昭示元帅延续华夏正朔的立国之心?”
江宁建城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金陵邑,之后历经秣陵、建业、建邺、建康、蒋州、归化、金陵、白下、江宁等名称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