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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6章 日月重开大宋天（第2页）

红旗营如今已是一个横跨七路三行省，坐拥三十余座城池的庞大军政集团。

在明知道石元帅极度重视法度，强调军纪军规的情况下，还敢明目张胆挑战军纪严肃性的知法犯法者，应该只是极少数。

但在自身职权范围内，或多或少地照顾同乡、旧部、亲友等“自己人”，行些方便，这种程度或轻或重的徇私者，在各层级中定然存在，且不在少数，不论文武。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这个道理，石山岂能不知？

他身处宗族乡土观念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又立志要改朝换代，自然不敢奢望手下文武全是毫无私心、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某种程度上，利用利益和人情纽带进行捆绑，也是维持团体凝聚力的一种无奈手段。

朱重八的身份非同一般，身为镇抚使，已是高级将领，其行为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

对此案的最终判决，必将关乎新政权的价值导向和未来风气。

不知有多少双眼睛都在暗中盯着此案的最终结果，若草草结案，敷衍了事，不仅难以服众，更会严重损害红旗营法度的严肃性和石山的威信，后患无穷。

不过，说到底，朱重八之案终究只是石山平定江南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此事虽然重要，却影响不到全局。

案件的审理自有军法司典军曾兴全权负责，石山日理万机，掌控着整个势力的方向盘，不可能为了这一个案子就停下征战扩张的步伐。

江宁虽下，但在大军再次出征前，还有很多事务亟待处理。

首先，对于在此前一系列战事中立功的将士，其犒赏、晋职、授勋等事项必须尽快核定并颁布。

纵然其中有极少数人可能涉及朱重八案或其他问题，需要重新核定其奖赏，但那属于具体操作层面的细枝末节，整体的叙功评赏程序绝不能因此停滞。

唯有尽快完成军官的晋升任命，将各级编制调整到位，才能迅速以此为基础，展开新一轮的扩编和整训，将已经完成补充兵训练的江南新兵纳入红旗营体系。

随着越来越多的江南籍将士补入军中，红旗营才能逐渐摆脱“外省客军”，乃至“江北入侵者”的身份标签，真正扎根于江南。

未来的征战，才能更容易获得当地士绅和百姓的认同与支持，减少不必要的抵抗。

在治政层面，刚刚完成初步甄别、得以继续留用的原集庆路各地官员，也不能原地不动，必须进行适当的跨区域调动，以避免形成新的地方盘踞势力。

江北与江南官员的交流磨合，元帅府自身架构为适应更大统治区域而进行的调整，等等重大事项，都必须由石山亲自主持。

这种调整，绝不是简单的“某曹主官外放去当知某州事”，或是“某江南旧官调入元帅府任某曹掾”这类一对一的人员平调。

这是一个原本为了维持大军长期征战而成立，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区域性政治组织，逐渐向一个志在夺取天下，建立新王朝的成熟政治集团过渡的必然过程。

这其中，必然伴随着大量典章制度的重新制定和出台，并需要逐步调整、完善中枢元帅府与地方总管府、州县之间的权责体系。

比方说，红旗营原本只占据江北十余城时，地盘不大，事务相对简单，元帅府便能直接有效地掌控各地财政收支，虽然预核算制度还不够完善，但推行起来阻力较小，也能快速得到反馈。

而在渡江之后，元帅府对江北的控制力必然会减弱，随着地盘快速扩张，也不可能再一竿子捅到底，不仅分出了“江北诸路总管府”，还有关系更松散，自主权更大的徐州红巾军控制区。

这些地方的钱粮开支，当然不能就此放任不管，但若仍然要求所有开支的预算、核算全部由远在江宁的元帅府来统筹审批，显然极不现实，会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中枢和地方的财权该如何划分？划分之后，又该通过何种方式进行有效的审计和监督？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摸索和调整。

好在元帅府机构逐渐完善，已经相对稳定地运转了三个年头（实际两年不到），早不是当初人员不齐、功能不全的草台班子。

大部分日常行政事务，各司、曹就能依照章程自行处理妥当；那些需要跨部门协调、统合各方力量的事项，长史刘兴葛在得到石山授权后，基本上也能协调处理好。

石山的主要职责是把握大方向，进行战略决策，一般的小事已经无需他事事操心。

但他也没得清闲，这段时间，还需要抽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来应对麾下文武官员的“劝进”之声。

朱重八被收押的次日，元帅府例行早会结束后，宣曹知事施耐庵并未随众官一同离去，而是请求“留对”，即有要事需单独面陈元帅。

待众人退去，施耐庵随石山来到元帅官厅，整理了一下衣冠，神情肃然地开口，道：

“元帅自江北起兵，便已奠定煌煌基业。如今又克复帝王之都，坐拥江淮三十余城，带甲十余万，声威之隆，远迈徐寿辉、张士诚等辈，实已是天下反元义士公认的领袖。

如今……是否该更进一步，正位建国，以应天命、顺人心，从而号令四方，凝聚天下豪杰之心呢？”

石山负手，饶有兴趣地看着施耐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