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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萨尔浒之战后金的崛起（第1页）

第十六章萨尔浒之战——后金的崛起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的一天，一支万余人的朝鲜军队行进在辽东境内。

指挥官朝鲜人姜弘立的神经已经紧绷到了极点，友军明廷部队“天兵尽殁”的消息令他不寒而栗，还没等他从惊愕和恐惧中走出来，漫山遍野留着辫子的骑兵已经冲到了山脚下的朝鲜军队阵前。朝鲜的火绳枪手只进行了一轮慌张且漫无目的的齐射后，“辫子军”就已经冲散了朝鲜部队，瞬间朝鲜“两营皆覆”。就在这支部队即将全军覆没的时候，左营的将领金应河迅速整队布阵，在拒马（一种可以移动的阻止骑兵和步兵前进的障碍物）后指挥士兵从容射击。上天似乎特别眷顾“辫子军”，眼看朝鲜军队几乎就要击退敌人的进攻了，突然狂风大作，将朝鲜军队的火绳枪纷纷吹灭。“辫子军”抓住机会冲入朝鲜军阵，朝鲜士兵面对左突右冲的骑兵四散而逃，纷纷被杀死，金应河也在乱阵中战死。就在朝鲜士兵如草芥一般被“辫子军”屠杀的时候，距离阵地不足一千步的山坡上还尚存四千多人的朝鲜军队，这些士兵在山坡上目睹这一幕血腥场景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有的人将耳朵捂住不忍再听本方士兵的哀号，有的人则呆呆地坐在地上静等死神的来临。

这场战斗是发生在万历四十七年明朝与后金进行的“萨尔浒之战”中的一场，这支万余人的朝鲜部队是协助明军作战的部队，而冲入阵地的“辫子军”就是后金的骑兵。

此时军中的主帅姜弘立已经万念俱灰，突然后金一骑跑上山坡，口中大喊“通事（翻译）”，朝军翻译马上应答。经过短暂的交涉后，后金骑兵停止了屠杀，剩下的朝鲜人全部投降，女真人命令朝鲜指挥官前往后金军营。在姜弘立前往拜会努尔哈赤的途中，心有余悸的他又见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千余名明廷士兵被后金骑兵像切菜一般屠杀殆尽，“僵尸如麻，数十里不绝”。而明廷集结重兵发起的萨尔浒之战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也像这次战斗一样以惨败告终。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抚顺。

仅有千余人驻守的抚顺城的士兵们看到了惊恐的一幕，天际线边涌来了无数的军马，用明军士兵的话说就是：“兵分队而阵，白旗白马白甲，望之如练，红旗红马红甲，望之如霞。”这段记载在《筹辽硕画》[1]中的文字一点也不夸张。就在这年，努尔哈赤动员了两万兵力直接参与了对抚顺城的进攻。结果可想而知，后金的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抚顺城。守城游击李永芳不但率军投降，而且摇身一变成了努尔哈赤的“女婿”，他的九个儿子也入旗籍为清廷效力。这一战中，后金军队还攻克了抚顺周边的五百多座小城堡，掳掠人口、牲畜三十多万，并且击溃前来驰援的广宁总兵张承荫等率领的万余明军。与这些相比，最重要的是努尔哈赤在此次战役中俘获了建朝初期最重要的汉人谋臣之一的范文程。

抚顺陷落的消息传入明廷，举朝上下一片哗然。然而此时的明廷已经将张居正十年改革的红利用尽，大明王朝进入了寿终正寝的倒计时。相对于万历前期张居正辅政改革和万历皇帝的奋发图强，万历中后期近三十年的“万事不理”和“长期不朝”成了重要的政治特色，对郑贵妃的宠幸也导致国家储君长期的悬而未立，造成长达二十多年的“国本之争”，间接使明廷与彼时朝鲜君主光海君有了嫌隙。同样因为敏感的国本问题，光海君长期以来不受明廷的正视，在萨尔浒之战中迫于压力派军共同作战之前，还给主帅姜弘立秘密下达了“不要一味地听从明廷将领指挥，最重要的是自保”的指令。而“万历三大征”将万历前期改革积累的财富损耗殆尽，辽东军备更是在壬辰之战中受损严重。

万历亲政后曾一度“事事由朕独断”，为何会出现之后长期不朝的局面呢？有学者归结于朱翊钧对郑贵妃的宠幸和对朝廷中朋党之争的厌恶，而近代学者孟森则把责任归结到首辅申时行的身上，认为是这位首辅的“遇事迁就”导致了万历的随心所欲。如果说这些原因没有影响是绝不可能的，但是万历的健康问题也是造成他懒政的重要原因之一。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一点没错，万历皇帝就像他父亲一样，身体一直不怎么好，再加上他长期沉迷酒色，导致了健康状况更加不容乐观。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九月十六日到三十日，朱翊钧因为“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竟然请了半个多月的“病假”没有上朝。此后，万历皇帝经常因为健康问题不上朝，朝臣一度怀疑皇帝是在装病。

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申时行委婉地劝诫朱翊钧，一个月最好能“上三四天班”，然而皇帝无奈地说：“朕病愈，岂不欲出？……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十九年时，万历皇帝的症状竟然发展到“面目发肿，行步艰难”的地步。万历自己也在与申时行的一次交谈中动情地说道：“朕近年以来，因痰火之疾，不时举发，朝政久缺，心神烦乱。”可以看出皇帝内心的无奈。头晕目眩确实是一种对日常工作影响非常大的疾病，作为帝国的大脑每天要考虑众多的问题并做出决策，有这个病无异于雪上加霜。这也导致了万历中后期的执政生涯基本采用批阅奏疏的形式来进行。

但是遇到后金入侵这样的大事，不管万历有没有精神、国家有没有钱，都要打起精神积极应对了。

其实早在壬辰战争之前，明廷对辽东局势就已经失去控制。成化年间明宪宗发动过两次针对女真的“犁庭行动”，维持了辽东地区半个世纪的安定局面。到了万历年间，国力衰退的明廷已无暇东顾，辽东都司失去了对女真部族的直接管理，只能靠扶持当地部落首领“以夷制夷”。好在嘉靖时期逐渐壮大的海西女真首领王台对明廷忠心耿耿，得以让明廷在辽东地区少操心。投桃报李，明廷授予了他左都督一职，明朝官员也惊叹王台的忠诚：“岂非百世一奇观哉！”而同时期建州女真的首领王昊却是桀骜不驯，屡屡与明廷为敌。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王昊扰边被明军击溃后投奔王台，王台将其押送明廷，最后王昊被处死，王台因此被授予“龙虎将军”并且获得了抚顺关朝贡贸易的支配权。女真人成为“金路”，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由此彻底决裂。

历史发展中的巨变总是由千丝万缕看似无关的小事组成。万历十一年明军联合建州女真苏克苏护河部尼堪外兰在古勒寨围剿王昊的儿子阿台时，误杀了在城中的觉昌安及其子塔克世，而觉昌安的孙子就是后来建立后金的努尔哈赤。面对祖父、父亲无端被杀，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盔甲，不满百余兵士起事，开始了自己的复仇大业，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成功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努尔哈赤绝非一般的蛮地猎民，通晓汉文化的他带领着在夹缝中生存的族人硬是在辽东打出了自己的天下。从万历十一年开始，努尔哈赤用武力与计谋，先后收服董鄂部、浑河部，并杀死尼堪外兰报了之前其协助明军杀死自己祖父、父亲的大仇。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东南的二道河子筑城，建立统治中心。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努尔哈赤完成了对建州女真各部的统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努尔哈赤逐渐扩大势力的时候，明廷不仅没有警觉，反倒一再给他加官晋爵。原来，努尔哈赤在自己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过程中频频向明廷示好，还协助明朝剿灭犯边的女真部落，出色的演技成功地骗过明廷，以至于明廷认为努尔哈赤是“今日之王台”。身处前线的蓟辽总督张国彦、辽东巡抚顾养谦等也一致肯定努尔哈赤的忠心。唯有处在第三方视角的朝鲜，时刻洞悉着努尔哈赤的意图，屡次通告明廷戒备努尔哈赤。此时据朝鲜人的侦察，努尔哈赤的势力已经远非昔日“吴下阿蒙”了，其部统率约1。5万人，并分成“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能射军”，军马粮草、武器装备一应俱全。统一了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并没有停下脚步，因为他需要更加强大才能对自己内心深处认定的终极仇人——明朝进行报复。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努尔哈赤在古勒山（今辽宁新宾）大败前来进犯的海西女真与蒙古科尔沁部联军三万余人，缴获战马军械无数。至此，建州女真确立了在辽东地区的绝对霸主地位。到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几乎是不停歇地征服了区域内叶赫部以外的所有部族。努尔哈赤的坐大正是瞅准了明廷和朝鲜陷入壬辰战争之中的这个空当。朝鲜的判断是准确的，然而此时的朝鲜刚经历过“八道尽糜”的战乱，也无暇北顾。

朝鲜和女真，作为东北亚地区有紧密关系的民族与政权，也是“剪不断，理还乱”。朝鲜在国力强盛的世宗大王李裪时期，由于女真部频繁犯边，李裪采取强硬措施，宣德八年派大将金宗瑞击败女真兀狄哈部，宣德九年平定东北女真部落之后，在明朝划定的女真地区建州左卫建立了会宁、稳城、钟城、庆源、庆兴和茂山六镇。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李裪又在北部边境设置了闾延、慈城、茂昌、虞芮四郡。然而“风水轮流转”，近两百年后，日渐强大的女真不但在东北建国，而且还发动了两次几近让朝鲜灭国的侵略。一次是在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皇太极以朝鲜“助南朝兵马侵伐我国”“窝藏毛文龙”等理由对朝鲜宣战。后金大将阿敏、济尔哈朗等人率军过鸭绿江**，朝鲜军队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朝鲜仁祖李倧逃往江华岛，并命使臣求和。后金大军撤退时在朝鲜京畿道海边一带尽情劫掠，令该地区“尽成空壤”。这次入侵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丁卯虏乱”。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清。为了彻底征服朝鲜，解除“前有明廷，背有朝鲜”的不利局面，皇太极率大军亲征朝鲜。清军渡江后，仅用十二天便抵达王京城下。京畿之内“上下惶惶，罔知所为，都城士大夫，扶老携幼，哭声载路”。朝鲜仁祖李倧率领文武百官退守南汉山城，后迫于清军压力只好求和。公元1637年，朝鲜去明年号，奉清朝为正朔，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丙子虏乱”。

明万历四十六年，羽翼丰满的努尔哈赤在新建的行政中心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发布对明朝的“七大恨”征讨檄文，宣布对明朝开战，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抚顺。

抚顺的沦陷令万历皇帝大为震惊，虽然长期不朝，但是并不代表朱翊钧不过问政事。糟糕的身体状况令他只能把有限的精力放在“重要且紧急”的事情上，比如后金的入侵。抚顺陷落，明廷反复商议后定出了方针——征讨。

此时的万历皇帝责任心爆棚，忙活了近两个月协调调兵筹措饷银，这让他本就糟糕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整日头晕目眩还伴有严重的腹泻。即便如此，万历皇帝还一直关注着整军备战，只是视财如命的特性又在这次事件中暴露出来。内阁上书希望能从内帑银中拨出五十万两接济军费，一听要用自己的“私房钱”，万历皇帝不乐意了，表示“内帑无银”，最后见户部要得紧，掏了十万两了事。缺钱且不说，兵员也是个令人头疼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