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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张居正帝国经济的续命师（第1页）

第十四章张居正——帝国经济的续命师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墨西哥。

一艘华丽的西班牙人的盖伦舰在墨西哥港口内准备起航，它的舰楼绘制着绚丽的色彩，甚至连边缘都镶嵌上了金丝，舰楼内部更是被绘满《圣经》人物的壁画。

这艘船上载有包括经验丰富的高级船员（officers）、领航员（pilotomayor）、掌银官（maestredeplata）、押运官（fiadores）、代表国王利益的监督官（veedor），以及记录所有登船货物的书记官（eso）和士兵在内的近百人。

盖伦帆船（英语：Galleon，西班牙语：Galeón）结合了卡拉维尔型与克拉克型帆船的优点，将龙骨到吃水线的深度增加，降低了重心，从而获得更大的长宽比，提高了速度和灵活性。为了适应长期的海上航行，这种远洋帆船还将船尾改为窄长的方平船尾，不但增加了船速，而且可以支撑更大的艉楼，让随船军官们的船舱变得更加舒适。帆船下层的甲板是贯通的，这样重型火炮能够安放于下层甲板上，能远洋、可载货、有武装。16—18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大西洋与太平洋的贸易航线遍布盖伦船的身影。虽然西班牙人宣称盖伦船是他们的专利，但是欧洲各国都装备了富有本国特色的盖伦舰，西班牙人用它装货物，英格兰人用它来抢劫。

从墨西哥启航的这艘盖伦舰，目的地是远在大洋彼岸的菲律宾的马尼拉，船上装载的货品很单一，只有白银，都将被用于购买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而此时此刻的中国澳门，葡萄牙人在往自己的船上装运中国的生丝，这些生丝将北上运往日本，在那里用于交换白银。因为日本岛根县大田市的石见银矿的发现，当时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由日本产出，而这个岛国也被西方人形象地称为“银岛”，人们则给完成贸易从日本返航的葡萄牙帆船起名为“银船”。不管是西班牙人从墨西哥运来的白银，还是葡萄牙人从日本换取的银子，最终的归属地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国。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紫禁城。

登基不到一个月的穆宗，大明王朝的第十二位皇帝朱载垕正在阅览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奏章，当他看到“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的内容时，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涂泽民的奏章很快被批准了。从这年开始，大明王朝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时间往前倒流二百年，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龙椅还没坐稳的朱元璋就急不可待地下了道圣旨，海民不得私自出海。从此大明历朝历代实行海禁，但屡禁不绝。

长期以来，中国作为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王朝，重农抑商的思想严重。我们知道，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所有出现的社会问题都是封建专制制度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比如说倭寇问题，甚至北方的边患也是违背经济规律所产生的现象，前朝嘉靖的“庚戌之变”就是最好的例子。

有人说中国的故步自封是从明朝开始，其实不尽然，虽然政府层面的海禁始于明朝，但实际上，地理大发现时代中，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中国不但没有失去与世界的联系，反而成了这一时代的最大赢家。

15—17世纪的航海技术和航海设备远远不及现代这么发达，但是当时中国民间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贸易却繁荣到无法想象的地步。不管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还是明朝一直严密封锁的日本人，都从来没有真正和明廷断绝交往，各国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赚得是盆满钵满，与此同时也把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带往了世界各地，掀起了世界对神秘中国的崇拜。这一阶段，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大规模的人口外流，中国人随着贸易航线来到了东南亚、日本，在这里生根发芽。大明王朝也在这几百年的贸易流动中疯狂“吸金”，催生了发达的资本主义萌芽，促生了江南的繁华人间。中国几乎一刻都没有停歇与世界的对话，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正德十六年，屯门。

在强烈南风中的葡萄牙人似乎没有觉察到什么异常，这些绕了半个地球来到中国的海员们早已习惯了狂风巨浪，比起风暴角（好望角）的飓风，这一天的风已经司空见惯了。

突然，远处的海面亮起了一堆堆的火光，值班的水手开始还好奇地向远处张望，有些水手甚至开玩笑地和同伴打起了赌。可是不一会儿他们就笑不起来了，这些火光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并且飞速地向舰队冲来。停泊在港内的新式帆船根本来不及躲避，很快燃烧了起来，葡萄牙人慌了，很多人下意识地跳海逃命。更令他们绝望的是，不知道哪来的中国人也潜入海中，当然他们不是来救葡萄牙人的，而是来凿船的。经过一阵火攻与厮杀，葡萄牙人引以为豪的远洋战舰纷纷沉入水中，只有三艘漏网之鱼仓皇逃跑。

此战后，中国收回被葡人盘踞的屯门岛。这座葡萄牙人起名的小岛具体位置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大概是今东莞或者深圳周围海域的某个岛屿，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葡萄牙人来这里想要干什么？

让我们绕过半个地球再回到欧亚大陆最西端的葡萄牙。1499年7月10日，达伽马的船队在这天回到了里斯本，同时从神秘的东方带回了价值1200万法郎的货物，葡萄牙人热血沸腾。1508年，葡萄牙国王发出了一条指令：“要努力弄清中国的情况！”并接连发出了“中国人什么性格？有没有武器大炮？船队规模如何？”等一系列问题。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1515年，药贩子出身的托梅·皮雷斯（TomePires）在到达马六甲之后，利用自己葡属印度总督下辖商馆秘书、会计师兼药材管理官的身份，历时三年写成了一本名为《东方诸国记》的书，呈给了葡萄牙国王。书中写道：“中国不以掠夺他国为荣，看来中国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乐善不倦且又十分富饶的国家。中国输出的大宗商品为本色湖丝，数量甚巨；大量散装的彩色丝绸，各种颜色的缎子……除了胡椒，他们似乎对别的商品都不感兴趣。”如此详尽的调查，让托梅·皮雷斯成了葡萄牙第一任出使中国的使节。相对于葡萄牙人对中国的调查所带的强烈的目的性来说，中国人对葡萄牙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甚至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将努力探索中国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统称为“佛郎机国”。嘉靖时刑部尚书顾应祥曾云：“佛郎机，国名也。”这样叫大概是因为葡萄牙和西班牙最先到达的是南部地区，彼时在此居住的伊斯兰教居民将欧洲人统称为佛郎机人。而来自“佛郎机”的托梅·皮雷斯，到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贸易。

正德十五年，皮雷斯获得了进京的机会，但是由于此前葡萄牙人殖民果阿和马六甲的黑历史传到了北京，结果皮雷斯被遣送回了广州。正德十六年登基的明世宗对“佛郎机”没有好感，下令驱逐，于是就爆发了本章开头屯门海战的一幕。

屯门海战失败，葡萄牙人并没有灰心，还没有搞清楚状况的他们一直幻想着寻找新的机会打开与明廷交往的窗口。大明王朝可不惯他这毛病，屯门海战结束后，明廷下令水师见到葡萄牙船只就将其击毁。一边是处心积虑地想接触，一边是毫不顾忌地打击。于是，在广东西草湾又爆发了战斗，葡萄牙人再次战败。因为中国有着万里海疆，被赶出屯门岛的葡萄牙人便想“如果明着来不了，那我们就暗着来”，于是起锚扬帆，前往福建与浙江。

一道禁令如果就能实现海禁，那所有的事情就都可以通过行政公文来解决了，但实际情况往往比在深宫中皇帝的想法要复杂得多。福建和浙江以丘陵为主，可耕作的农田比中原地区少得多，这一地方的自然环境与孕育欧洲文明的古希腊地区颇为相似。物资的匮乏，导致这一带的居民长年靠海为生，捕鱼是重要的营生手段。但是由于早期的渔网主要材质是麻纤维，长时间的海水浸泡会导致渔网损坏，所以隔几天必须将渔网进行晾晒保养，这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由来，不过这个词现在被引申为形容做事不能坚持。那么，晒网的时候干什么呢？就是做生意。从宋朝起，东南沿海的贸易行为就已经成了当地人们血液中的一部分，比起内陆的农耕文化，这里就是海洋文化。即便政府一再下令海禁，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组团出海贸易，这是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无法改变的。如果政府不同意贸易，海民们就走私。

据《明实录》记载，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广东潮州府民频海者，纠诱旁郡无赖五十五人下海”。这些广东人去爪哇做生意，居然还有22人留在了当地，成了“华侨”。此外，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官员们也参与其中。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行人司右司副张瑾出使占城，“多挟私活，以图市利”，后来又把生意做到了满剌加，放到现在就是典型的国际贸易商。除了官员参与走私，甚至有人冒充中国使臣前往东南亚走私，在如此巨利面前，豪绅巨贾自然也不会落后。成化年间的广东番禺巨富王凯，不但参与走私，还自告奋勇地当起了民间走私集团和政府之间的“话事人”，如果有合作关系的走私集团“翻船”了，王凯就在官府上层“打点”。

当葡萄牙人来到福建、浙江了解到情况之后，他们有一种“幸福来得太突然”的感觉。

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宁波，双屿岛。

数千栋房屋矗立在这座小小的海岛上，充满西方特色的教堂、医院在房屋中尤为显眼。岛外的海港一片忙碌，葡萄牙人、中国人、暹罗人、婆罗洲人在这里讨价还价，不时地爆发出一阵争吵。没错，这里就是被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称为“16世纪之上海”的双屿港，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海上走私贸易基地。

许栋、王直等“著名”海盗就是在这里与葡萄牙人进行走私贸易的，他们每年的交易额在三百万葡元以上，而中国人只收银锭。巨盗王直的到来，将葡萄牙人引向了日本，开创了中、日、葡三角贸易的新模式。除了双屿岛，贼心不死的葡萄牙人一直尝试打通和明朝政府交易的渠道，并在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破天荒地有了历史性突破。迫于现实的经济压力，广东巡抚林富向朝廷上书请求重开海禁，对“佛郎机”十分反感的世宗居然准奏，于是广东香山澳变成了此时的“经济特区”。据《明史》记载：“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

由于香山澳的地理位置不是太理想，葡萄牙人更愿意把贸易活动选在珠江口的濠镜澳进行，而濠镜澳还有个名字叫“澳门”。

毕竟是走私，“小上海”双屿岛的繁荣随着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朱纨巡抚闽浙在消除倭患的行动中被摧毁。不过没关系，因为二十年后中国开关了。听到“隆庆开关”消息的葡萄牙人异常兴奋，虽然此前葡萄牙与中国的贸易也没中断，但这次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了。葡萄牙逐渐开始以澳门为中心大力扩张与中国的贸易，并将澳门打造成东方第一口岸。明穆宗隆庆六年，葡萄牙人终于获得明朝政府准许，以租地的形式在澳门居留，澳门成为他们在中国的首个落脚点。

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明廷关闭了广州以外的市舶司，这让仅距广州一百多公里的澳门成为最佳的贸易中转地。在那个时代，以澳门为中心形成了遍布世界的贸易线，源源不断地将白银运往中国。

明帝国中期在张居正大面积地推行“一条鞭法”的刺激下，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对白银的渴求愈发迫切；欧洲对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对东方的香料、肉桂是望眼欲穿；日本因为发现储量丰富的白银而被称作“银岛”；美洲也成了西班牙人的“银矿”。地理大发现的先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成为串起这几方的“连接器”。彼时在欧亚甚至是美洲大陆之间存在着几条繁忙的贸易航线——葡萄牙人在澳门将中国的砂糖、瓷器、生丝、茶叶装上自己的商船，然后航行至马六甲补给，继续驶向自己控制的印度果阿，之后沿着非洲东海岸向南绕过好望角，最终抵达里斯本，整个航线将近两万公里。在那个时代，远航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风暴、败血症等各种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导致返航率不到50%，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仅以生丝为例，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每担生丝（价值白银80两）运到果阿价格高达200两，利润超过100%！在另一条航线上，葡萄牙人向东到达日本后交易生丝的利润同样在100%以上。此外，在日本还有一个更大的生意，那就是兑换白银。当时日本黄金与白银的兑换比率是1∶12至1∶13，也就是说一两黄金可以兑换12~13两白银，而此时印度的兑换比率是1∶5至1∶7，中国则是1∶9，这就意味着葡萄牙人只需在这三地之间进行黄金与白银的金属贸易，就可以轻松地获取一倍的利润。难怪就连顾炎武也说：“日本无货，只有金银。”再往东走，葡萄牙人的手甚至伸到了太平洋的东帝汶，这里的檀香木在中国和欧洲出售时利润达到了五倍以上。如果葡萄牙人不是一门心思地急着挣钱，澳大利亚可能就不属于大英帝国了。

在公元1580年葡、西两国共侍一主后，亚洲繁忙的贸易商线上又插进了西班牙人。公元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吕宋岛，马尼拉成了美洲与亚洲的贸易中转站，来自美洲的白银在这里中转之后也流向中国。在16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西班牙甚至一度抢了葡萄牙人的“风头”，让整个西方都无比眼红。到了17世纪早期，西班牙人一年要往中国输入57500~86250公斤的白银！巨大的财富让英国人急红了眼。以佛朗西斯·德雷克、汤姆斯·卡文迪什为代表的大海盗在英王的授权下，堂而皇之地打劫西班牙人的大帆船，坐收渔翁之利，为英国掠取了无数财富。公元1579年，德雷克在厄瓜多尔海面截获了一艘西班牙小帆船，英国人收获了1300条白银（每条约重70磅）、14箱银币和大量的中国瓷器；公元1587年，卡文迪什更是截获了一条“大鱼”——西班牙大帆船“圣大安纳号”，这艘船满载着中国的瓷器、丝绸、白银与黄金，货品价值超过6万公斤白银！如此一本万利的生意，难怪英国人会干上瘾。不管英国人怎样肆无忌惮地抢劫，这一时段最大的白银输入国仍然是中国。

不管是美洲、亚洲还是欧洲，随着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贸易，这些白银都从澳门或是通过其他私人口岸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明廷。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到万历十九年，仅仅从果阿流进澳门的白银每年就有二十万两。因此有学者感慨：“里斯本输往果阿的白银，最后全到澳门了。”中国学者王裕巽经过分析认为，从公元1567年到公元1644年这段时间，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3亿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甚至接近二分之一，还有西方学者将这一时期的中国称之为“吸泵”。虽然中国成了这一阶段最大的“吸金兽”，但是这一阶段的世界贸易让东、西方都能从中受益，欧洲人也尝尽了红利。新航线的开辟和日本、美洲银矿的发现，为东西方经济都注入了新的资本，特别是为欧洲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打下了基础，更让人们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迎来了文化复兴，让人们也有能力再度消费昂贵的中国瓷器、丝绸，掀起了新一轮的“东方奢侈品消费潮”。

实际上，不仅仅是贸易的往来，新航路的开辟让东、西方文化也随之碰撞与交流。

早在屯门海战时期，中国就开始与西方进行“武器交流”。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开始下令仿制葡萄牙人的火炮，并命名为“佛朗机炮”。这种早期的“后膛炮”有着明显的优势，那就是射速较快，但是由于冶金技术的限制，这种火炮的炸膛率也出奇得高。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获得了澳门通商权，二十年后又获得了在澳门的居住权。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澳门作为东亚第一个主教区正式成立，这里逐渐成了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