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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朱厚熜从此君王不早朝（第1页）

第十三章朱厚熜——从此君王不早朝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紫禁城，翊坤宫。

夜已过半，在宫内床帐之中，有数十个身影晃动。

只见几个宫女拼尽全力死死地压住床榻之上一个男人的手脚，另外几个宫女用一条绳子合力勒住男人的脖颈。虽然男人拼命地挣扎，无奈宫女的人数实在太多，只能任由宫女摆布。这时还有几个宫女拿出头簪，歇斯底里地往男人的身体上乱扎。男人的眼球慢慢凸出，脸上青筋暴起，他似乎已经绝望地看到了死神的模样。

这是嘉靖年间发生在紫禁城内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而**的这个男人，就是紫禁城的主人，大明王朝的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

在朱厚熜命悬一线之时，方皇后及时赶到，救下了朱厚熜。参与谋杀皇帝的16名宫女全部被处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壬寅宫变”。

朱厚熜是明朝一位比较有个性的皇帝，“世宗性卞”是对他比较中肯的一个定语，“卞”是急躁、狂躁的意思。什么样的人有这样的特征？那就是精神不稳定或者有性格缺陷的人，纵观朱厚熜的一生，也比较符合这个特点。这位十五岁登基的皇帝在位长达四十六年，嘉靖朝的前二十年，朱厚熜凭借自己幼年时受到的良好教育以及聪慧的天资，牢牢地把朝政掌控在自己手中，通过“大礼议”等一系列事件，严以驭官、整顿朝纲，出现了“嘉靖新政”较为清明的政局。然而在执政的后半段，世宗皇帝分裂型的人格就表露无遗，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勤政，而是迷恋方术，宠信奸臣，长期罢朝，让曾经好转的政局再次陷入混乱，所有也有人称“明亡，始亡于嘉靖”。

由于荒诞的武宗没有子嗣，唯一的弟弟朱厚炜幼年夭折，明廷不得不在武宗的前辈人中寻找继承人，经过复杂的筛选，宪宗的四子兴王朱祐杬的第二个儿子（长子已死）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这个人就是朱厚熜。

正德十六年四月，朱厚熜抵达京师，却止于郊外。这个十五岁的小皇帝表示：“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就是说，我是来继承皇位的，而不是皇太子。这是原则性的问题，朱厚熜不糊涂。世宗的继位是明朝历史上第二次“小宗入大宗”的交替（第一次是靖难之役后燕王朱棣登基）。什么是“小宗入大宗”？我们先来看看西周以来宗法制继承制度，就是我们常说的嫡长子继承制。西周时，周天子自称是上天的长子，在宗法上是家族的“大宗”，王位由嫡长子世袭，嫡长子的这一脉世世保持大宗的地位。而嫡长子之诸弟受封为诸侯，是小宗。大宗比小宗尊贵，嫡长子要比其他诸子尊贵。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君王无后嗣怎么办？于是形成了前边说的“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但问题就出在武宗既没有后嗣，又是“独苗”。于是辅臣杨廷和等按照宗法制往上推到宪宗一代（武宗的祖父），宪宗的长子、次子已亡，三子就是孝宗（武宗的父亲），而孝宗兄弟、宪宗的四子就是朱厚熜的父亲兴王朱祐杬。因为武宗的情况比较特殊，杨廷和等众臣就按照礼法拟朱厚熜以兴王长子，宪宗“嫡长孙”的身份继承皇位，但实际上朱祐杬这一脉是“小宗”。西周的宗法制度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朱元璋还特地在《皇明祖训》中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

少年老成且极有主见，或者说是固执的嘉靖帝坚持称弘治帝为皇伯父，并想把自己的父亲兴献王追封为皇帝，然而以杨廷和为首的阁臣却以违反祖制为由坚决反对。大臣们希望在名义上让嘉靖帝过继给正德帝的父亲弘治帝为子，称弘治帝为父，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其实现在看来，嘉靖皇帝不愿意是情有可原的，反倒是大臣们的做法不近人情，但是在纲纪森严的封建社会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礼仪道德是划定一切行为的标准，是决不可侵犯的。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新科进士张璁上疏提出了解决方案，他认为朱厚熜所继承的大统一脉实际上是太祖之统，来自祖父明宪宗。嘉靖帝看到奏疏眼前一亮，高兴地说道：“此论一出，我们父子就可以保全了。”

在大臣们看来，张璁不过是政治的“投机分子”罢了，朝臣们很快分成了两派，在世宗继位初期，以杨廷和为首的元老派占据上风，阁臣们每每提到“大礼议”事件都以辞职威逼，世宗皇帝由于新登大宝，权力未稳，几乎是以哀求的口气来劝解大臣们理解自己。正德十六年，明世宗曾对杨廷和等大臣说：“你们所说的意思我都明白，但是，我的哀哀之情不能自已，罔极之思亦无方。可承朕命以表衷肠，慎无再拒，勉顺施行。”这几乎就是在请求大臣们勉强地接受皇帝的意思。但是大臣们丝毫不为所动，支持皇帝的张璁、霍韬等人都被元老派打压到外地做官。

朱厚熜虽然从小没有生长在权力中心，但是丝毫不影响他成长为一个善于掌控帝王心术的政治家，纵观嘉靖在位的近半个世纪，基本上都是将朝臣玩弄于股掌之间，十分懂得政治平衡和恩威并施。后期虽然沉迷于方术，但是整个帝国依旧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在早期与元老派的“大礼议”斗争中，经过了初步的试探之后，嘉靖皇帝开始一步步地反击，从最初要求称自己的父亲为“兴献帝”加码到称自己的父亲为“兴献皇帝”，称兴献太后为“兴国皇太后”，这种“违反祖训”的做法激起了元老派的激烈反应，礼部尚书毛澄愤然辞职。其实“大礼议”事件发展的过程，也是阁权与皇权斗争的过程。这件事似乎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大臣们也期盼着自己坚守底线能够换来皇帝对礼法的认可，同时也是对文官集团的尊重，但是他们错了。

嘉靖三年七月，北京，左顺门。

大臣们的号哭之声响遍四周，一时“声震阙庭”，翰林学士丰熙等人已经被锦衣卫投入诏狱。众臣持续地在左顺门“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示威，这一做法彻底激怒了朱厚熜，此时的他一改之前的温婉，以雷霆手段下令将员外郎马理等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逮入诏狱拷讯。锦衣卫从四面八方赶来拖走重臣，顿时“请愿现场”乱成一片，践踏、扭伤者无数，受伤在所难免，左顺门前血迹斑斑。此次事件中，四品以上的官员被夺俸，五品以下受杖者一百八十多人，其中十七人被打死，杨慎（杨廷和之子）、张原等示威活动的组织者被廷杖。张原当时即被杖死，杨慎被削职为民。

通过左顺门事件，世宗皇帝向群臣传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大明是朕的天下。短短三年时间，年轻的世宗皇帝就完成了从懵懂少年到权术帝王的转变，这个少年似乎对权力有着天生的迷恋。不过，他在继位前期曾经也有过一段励精图治的时期。

鉴于正德时期宦官乱政，从宫外继承皇位的朱厚熜对内臣的行权特别敏感。他撤废镇守太监，严肃监察制度，严分厂卫与法司职权。一上台就诛杀了刘瑾的亲信锦衣卫指挥使钱宁和江彬，将武宗时期内苑的珍禽异兽全部释放，并下令之后不得进献。对外戚势力也做出了严格的控制，制定条例规定已经封爵的贵戚只令其一人终身，其子孙不得再承袭爵位。今后皇亲、驸马，都不得再请求册封爵位，此制度一直执行到明亡。

同时世宗还与民休息，下令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以前未交的赋税尽数豁免，并且罢大理银矿。面对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世宗下令勘查皇庄和勋戚庄园，还田于民。特别是在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重臣桂萼进呈《任民考》疏，建议将税粮与徭役各审定交银若干，统一征收，以求均平的赋役改革方法，并在地方试推行，成了“一条鞭法”的雏形，也为之后张居正的改革打下了基础。嘉靖前期的种种举措，为明廷短暂的复兴“回了血”，因此也有学者将嘉靖到万历时期看作是明朝改革的一个阶段，称为“隆万大改革”或者“嘉隆万改革”。

嘉靖前十几年的革新，让被正德皇帝折腾得够呛的大明王朝迎来了一丝喘息之机，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天下翕然称之”的景象。在明朝中期，白银逐渐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而嘉靖时期推行的赋役改革更是让白银成了一般等价物，让更多的农产品能够进入市场，农村与城市，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更为频繁，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在明初徐一夔所作文章《织工对》中便记载了苏杭存在着大量的纺织工坊，这里边的协作模式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现代化手工工厂的协作模式：资方——工厂老板负责出场地、机器、采购原料，而劳方——工人负责出劳动力。工厂按日计给工人报酬，不仅如此，工厂里熟练的纺织工人还可以得到更高的报酬。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来自农村，这让千百年来传统的农耕社会的人们有了一种新的选择——进城打工。

另一方面，随着明廷首都的北迁，为了确保京师粮食供给而整修的大运河不但保证了南粮北调，也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更催生了苏州、太仓等一系列商业城市的蓬勃兴起。伴随着城市的兴起，在地主和农民间也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市民，他们由城市务工者和商人组成。此时的社会物质较前朝有了极大的丰富，物质条件的丰富也促使人们的思想、审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转变，从商这种之前被人们嗤之以鼻的职业慢慢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和青睐。在江南和沿海地区，很多商贾始终向往着陆地之外的大海。官僚阶级的主流意识也发生了改变，在朝廷上以朱纨为代表的海禁派竟然失利，很多朝廷的官员也“下海从商”，首辅徐阶“家中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商人被认为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但是在明朝中后期，官员不但参与经商，连武将甚至是皇帝都抢着做买卖，很多官员退休以后利用自己从政时期的资源经商，摇身一变成为商贾巨富。嘉靖之后为官，士人们更愿意到经济富足的地方去任职。如果被分到了穷乡僻壤，整个家族都会唉声叹气。到了朝廷考核政绩的时候，官员们都要给考核部门送上书册，后边附上金银，曰“书帕”。

“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则苹婆果、黄巤、马牙松；山东则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则福橘、福橘饼、牛皮糖、红腐乳；江西则青根、丰城脯；山西则天花菜；苏州则带骨鲍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圆、橄榄脯；嘉兴则马交鱼脯、陶庄黄雀；南京则套撄桃、桃门枣、地栗团、窝笋团、山查糖；杭州则西瓜、鸡豆子、花下藕、韭芽、玄笋、塘栖蜜橘；萧山则杨梅、莼菜、鸠鸟、青鲫、方柿；诸暨则香狸、樱桃、虎栗；嵊则蕨粉、细榧、龙游糖；临海则枕头瓜；台州则瓦楞蚶、江瑶柱；浦江则火肉；东阳则南枣；山阴则破塘笋、谢橘、独山菱、河蟹、三江屯蛏、白蛤、江鱼、鲥鱼、里河鰦。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这段对吃食的描写出自出生在万历年间的“浙东四大史家”之一的张岱的《陶庵梦忆》。以上的美食，张岱老先生在四百多年前不仅都吃过，而且很多都是“日致之”——天天吃。这就是明朝中后期的生活，精彩得你想都想不到。

嘉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渐发达，奢靡之风日甚一日；而白银作为流通货币地位的逐渐确立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各地交流的频繁为奢靡的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官员们为了满足私欲而贪污纳贿，破坏了嘉靖以前较为淳厚的政治风气，导致贪污成风，而贪黩之风又带坏了社会风气，使其更趋奢靡。嘉靖之后的明朝主流生活可以说是“纸醉金迷”“骄奢**逸”。

纵观明朝中后期官场风气，儒家正统思想中为官的“上罄其诚以报其主，下竭其力以惠其民”的“事君”与“惠民”的为官正道已经**然无存。士子中有一大部分人将做官看成一门生意，不再以忧国忧民为己任，而是竭尽全力地试图通过入仕来实现阶级跃迁，谋取更大的实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