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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趋向，在一些电视文化讲座和流行历史读本上早已出现。我觉得，这种“戏谑文本”是对“枯燥文本”的讥讽和躲闪。由于目前占领统治地位的还是“枯燥文本”，它们的“造反”行动受到了普通民众的广泛欢迎。但是这种做法，在学术上隐藏着一些问题，在传播上也隐藏着一些问题。

问：请您先说说“戏谑文本”在学术上隐藏的问题。

答：学术上隐藏着两个问题：一、它们最戏谑的地方，大多出于揣测内心，虚构细节，编造情景，并在词语上作现代化的拼接。这一来，听众和读者虽然笑了，却当作了一种说唱艺术，并不相信。这种不相信，对于学术是致命伤。二、它们最叫座的地方，往往是在诲导处世谋术，也就是如何制伏他人获得自我生存的计策。这对中国文化的大道，是一种“有魅力的曲解”。对社会精神价值的重建，负面影响不小。这一点，已被很多人指出。

问：这些讲述者也许认为，牺牲学术是为了传播。那就请您接着说说，他们在传播上所隐藏着的问题。

答：传播上也有两个问题：一、它们受到欢迎，是因为有“枯燥文本”的对比。当“枯燥文本”在它们的戏谑下逐渐减少，它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背景。二、它们的套路，高度重复，极易被模仿，也极易被厌倦。何况，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解构文本已经在影视中出现，它们很难长存。

问：这些正在流行的“戏谑文本”也应该有一些正面意义吧？

答：有。我认为这些“戏谑文本”的最重要成果，是幽默地进行了一种“解构”，让中国当代话语的官场化、模式化、骈文化趋向受到了冲击。由此，也就启发大家可以把一切枯燥、艰涩的话题讲得轻松一点，有趣一点。

是啊，我们见到很多公务员和发言人的语言方式，实在需要好好改一改了。我敢于大胆说一句：我国内政和外交上的不少困顿，至少有三分之一，被语言方式加重了。

问：秋雨老师，我听说北京几位著名主持人提出建议，希望由您亲自出马，开设一个各级发言人的语言能力培训班。据说您没有答应，为什么？

答：高超的语言能力是一种天赋，比学会几门外语复杂得多。我们各级机构选择发言人，主要是看已有的职位和业务，顺便听一听普通话的清晰程度，这与我要求的语言表述能力有很大距离。因此，即使集中起来培训，也难有成果。

问：请原谅我的好奇。如果由您开设一个训练语言表述能力的课程，学员也是您亲自挑选的，那会实行哪些训练？

答：半年就够了，每个月完成一项训练。

第一个月，排淤训练。即尽量排除令人厌倦的句子，包括空话、套话、言不由衷的话。我会把流行套话集中起来，印一本书，让他们一一攻坚。

第二个月，小化训练。即努力让宏观潜伏于微观，让抽象潜伏于具体，让理性潜伏于感性。这也可以说是语言的低位化训练、亲和化训练。

第三个月，撩藻训练。即撩去一切华丽辞藻、腻情句式，驱逐所有不适合口语的形容、排比、对仗、骈体，改成质朴叙事。这情景，就像我们在大大小小水域里撩去色彩斑斓的蓝藻、红潮、浒苔一样。艳色，是口语的病兆。

第四个月，悬念训练。也就是使自己的表述产生前后连贯的张力，让听众和读者产生期待，保持听下去的浓厚兴趣。对此，我会讲授自己的专业《观众心理学》。

幽默训练。特别要从那些最易端肃、最难幽默的“语言硬块”做起。在此项训练中要反复分割一条界线：油滑和贫嘴，不是幽默。

第五个月，肢体训练。尤其要训练稳定、诚恳而生动的眼神。

第六个月，心气训练。训练一种即使删除权位后，仍然自感比在场记者更俊朗、睿智的心气，却又必须洗去过于得意的表演痕迹。

问：感谢秋雨老师对我随口提出的小问题回答得那么详细，那么系统。如果真由您亲自开设这样一个语言表述能力训练班，我一定第一个报名。我觉得很多行政高官也应该接受这种训练。他们的话语系统最要命，恰恰影响又最大。更糟糕的是，没有人向他们说出真相。他们听到的永远是：“首长，您的报告太精彩了！”

秋雨老师，您是不是觉得语言方式的突破，是中华文化复兴的起点？

答：这又讲大了。语言方式毕竟只是语言方式，它从属于思维方式、人生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一学欧洲的文艺复兴。欧洲文艺复兴并没有人提出类似于“国学”的复古主张，却由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这些形象艺术家，用最感性的方式把古典、宗教中的人性因子、自由因子、理性因子激发出来，让任何人都能感到其中的美丽和温度，于是，漫长的、充满经院论辩的中世纪立即黯然失色，新时代来到了。可惜我们总是在用巨大的金钱和精力，构筑着中华文化复兴的反方向。

问：秋雨老师，我们在“闪问”中已经涉及当前中国文化中几个可疑的“伪坐标”，也讨论了其间的“枯燥文本”和“戏谑文本”，收获很大。这也就产生了一种期待，能不能为“文化”下一个定义呢？

我知道这很难，因为世界上著名的文化定义已经有两百多个，都立足于特定的学派，拉扯得让人劳累，而且有很多已明显过时。中国当代词典中的文化定义，把文化说成是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真是大而无当。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又把文化缩小成“文联”“作协”所管的那档子事，唱歌、跳舞、画画、写诗等等，范围又小得可怜。

您能“想”一个比较合适的有关文化的定义出来吗？

答：（笑）我倒是“想”了一个出来，写在《何谓文化》那本书里了。我想，任何好的定义，都应该切中那个最关人们痛痒的命脉。在文化的问题上，什么最关人们痛痒？我发现，三十多年开放后很多跨国婚姻的破碎，大多出于同一个原因，叫“文化差异”。多年夫妻因“文化”而离异，但他们两方都不是文艺专业。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命脉所在。

我参考了全世界那么多文化的定义，终于“想”出了一个最短的，请你们指正——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作为定义，前半句也可以算是完成，二十二个字。加上后半句十四个字，总共也只有三十六个字，已经构成复句定义。这，肯定是世界上最短的。

问：确实是一个明快、简洁的定义。我觉得这个定义的二十二字主体容易理解，只是对于后面复句结构中的“集体人格”，含义不太清楚，能解释几句吗？

答：在文化的定义中引入“集体人格”，已属于目前文化研究中的最高等级，估计多数研究人员也不清楚。我今天没有时间把这个艰深的学术课题展开讲，只能简单提一句，你们也就能大体明白了：中华文化的最后成果，不是别的，而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中国现代作家中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鲁迅。他把集体人格说成是“国民性”，写《阿Q正传》《药》《孔乙己》都是在探究集体人格。这个问题，比鲁迅大六岁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说得最深刻，可以读读他对歌德《浮士德》的分析。

问：鲁迅所解释的国民性，有很多比较负面。您所说的文化，包括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也都有正面、负面的区别吧？

答：对。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最后都提出要“改造国民性”，努力把人们引向正面的集体人格。

在中国古代，儒家的正面人格理想是“君子”，佛家的正面人格理想是“觉者”，道家的正面人格理想是“至人”。相比之下，“君子”的影响更大一些。你们如果要从集体人格上研究中国文化，我建议，可以先从“君子”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