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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范围当然比“国剧”大得多，但由于同样在追求一种“国家主义”的文化权威，也就有了“排他性”，会产生一系列逻辑矛盾。

问：我很赞成老师的观点，“国学”这种提法的毛病，是试图通过“国家主义”来推行“排他性”。不仅“国剧”，现在争来争去的所谓“国酒”“国饮”“国服”，也都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推行“排他性”。其实，只要有了“排他性”，反而会把自己做小，对吗？

答：你说得很对。大海如果“排他”，就成不了大海。中华文化是一个大海，是百川汇流的结果，包括很多国界之外的河川。

“国学”这个概念首先会遇到一个尴尬的矛盾：佛教算不算“国学”？如果不算，有点难办，因为那是中国两千年来最普及的宗教信仰，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经络血脉之内，连很多第一流的中国文化人都是佛教信徒，肯定已成为“国之重学”，这要不算，说不过去吧？但是如果算成了“国学”，那也麻烦，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印度文化啊，虽然也曾局部地中国化，但至今中国运用的佛教经典，很多重要的专用名词还是梵文的音译，我们总不好意思说它是“国学”吧？

你看，一说“国学”，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就出来了。

问：只要有“自封为王”的“排他心理”，这样的漏洞一定会层出不穷。即使在国内的各种文化中，谁是“国学”，谁不是“国学”，迟早也会引发争斗吧？

答：你的判断很正确。现在所说的“国学”，实际范围不大，好像主要是指儒家文化，加一点道家文化和民俗文化。但是，中国的这个“国”字实在非同小可，地域广阔，气吞万汇，其间的文化更是森罗百态，藏龙卧虎。有不少地处边缘的文化曾经强劲地推动过中华文化的重构和新生，例如突厥文化、鲜卑文化、契丹文化、西域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等，都非常重要。没有它们，中国之“国”就要退回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小“国”去了。那么，这些文化算不算“国学”？我猜，现在的“国学达人”一定会说，“算，迟早会算”。但是，“迟早”到什么时候？我看了那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丝一毫把它们“算”进去的痕迹或意图？如果不想“算”，那么对不起了，也不应该称作“国学”，因为你们既然要借着这个国字来获取“国家主义”的政治权威，那就不能不承担与它相关的政治义务和政治责任。

问：他们也曾辩解说，二十世纪前期一些著名的学者也提过“国学”，这该怎么解释？

答：那个时候列强频频进犯，国运危在旦夕，提“国学”，是一种“在最后时刻自报家门”的凄楚之声，丝毫不存在借取“国家主义”来实行“排他主义”的嫌疑。最早章太炎他们成立“国学振起社”，时间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辛亥革命之间，地点是在日本东京，时间和地点的针对性不言而喻。后来，以美国所退庚子赔款办的清华大学，也成立过国学研究机构。但是，无论是章太炎，还是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他们都知道，学术无界，文化无墙，永远不能画地为牢。他们几位本身的文化结构，更是宏观全球，博采寰宇，融会贯通，不设边防。

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考虑。那时候，新时代的学术研究刚刚起步，连他们这些学者，也还没有理清楚中国文化的主要来源，章太炎还认为来自巴比伦呢。因此，他们是面对一大串问号进入的，想为中国文化找出一条依稀线索。这与今天高谈阔论的“国学”，完全是两个面貌。

问：近年来的“国学热”，我们北大基本上没有参与，还算不错吧？但我们远远看去，事情好像越做越过分了。而且因为裹挟着“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等因素，让人很难劝解。秋雨老师，您劝过他们吗？

答：劝过。有一位企业家曾经兴奋地告诉我，他与几个朋友在郊区开办了一个“国学堂”，招收不少小学生天天诵读国学经典，连行为举止、生活礼节都要仿效古人。我便忍不住询问：“这些孩子毕业之后，会到哪里工作？”

那位企业家一愣，但很快就充满信心地说：“文化学术界的很多专家都向我担保，今天的社会太需要这些年轻的国学人才，而且越来越需要。”

我说：“对不起，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到古籍出版社当校对。但我早就打听过了，那里已经满员，没有名额。”

这就是我的劝说。

问：但是还有很多人着魔。现在已经不只对小学生了，有的大学还开设了“总裁国学班”，收很高的费用，把那些企业家吸引过去，关上门，拉上厚厚的窗帘，不知在里边讲什么。如果是“爱国”，也不必那么神秘啊！您估计，窗帘里边在讲什么内容？

答：毫无兴趣。我只想提醒大家一句，最早章太炎等人提出这个概念时，确有救亡、爱国的动机，但从整体来看，“国学”与“爱国”不能画上等号。抗日战争爆发时，连很多文化程度很低的军阀、土匪都积极投入抗日，反倒是一批“国学专家”快速做了汉奸，例如罗振玉、郑孝胥、梁鸿志、胡兰成，等等。连五四新文学阵营里的“国学专家”周作人，也成了汉奸。因此大家看到了，在战后审判汉奸的法庭上，那些著名的被告都穿着长衫、马褂之类的“国服”。相反，原来一直被嘲笑为“西装革履、数典忘祖”的“西派人物”，却一批批在国际舞台上用英语捍卫着民族尊严，从顾维钧到倪征燠，都是这样。

问：您说起审判庭上的“国服”，使我想起，在“国学”热中，确实有一些激进青年提出中国人必须穿“汉服”，必须过自己的节日，声势很大。秋雨老师，我们该如何反驳他们？

答：他们的问题不在于“汉服”，而在于“必须”。中国人好不容易迎来了服饰自主的时代，任何强制都是倒退。“爱国主义”加上专制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

如果你们认识这些激进青年，可以在他们耳边悄悄提醒一句：汉服，在唐代长安就没有什么人穿了。

问：秋雨老师，如果不是那么变态地祭拜“国学”，那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还是应该抱着一种恭敬的态度来选择、学习、铭记吧？如果能够躲过那些“总裁国学班”和“国学达人”，应该如何进入正常学习呢？

答：这也是我下决心接受邀请，花整整一年时间来为你们讲这门课的原因。应该如何正常地选择、学习、铭记中国文化精华，我将会按历史顺序凭借实例一一说明。

我下这个决心，还有一个偶然原因，那就是在香港一所大学看到了一本中国文化教材。那本教材从反面深深地刺激了我。

问：香港一所大学的中国文化教材？

答：对。好像是他们委托北京的一些大学教师编的，不知道北大有没有参与。那段时间我在香港工作，有一批大学生跑来，态度坚决地向我申诉：“余老师，我们决定，拒绝接受中国文化了！”

我听了很吃惊，连忙问原委，他们就甩出了这么一本中国文化教材。原来，他们说拒绝接受中国文化，是拒绝接受那本教材。

那本教材很厚，像一块耐火砖。由于用道林纸印制，因此又比耐火砖更沉重。我翻看了一下，确实是枯燥无味到难以容忍的地步。几千年来有点名堂的文章，都像陈年鱼干一样密密麻麻地堆放在那里。一点儿看不出它们曾经活过、游过、掀起过波涛。不要说香港学生，连我这样的人，看一会儿也被鱼干的隔代腥膻味熏晕了。

问：秋雨老师，不瞒您说，我们平常见到的教材，多数也是这样的。您是不是觉得，香港学生的拒绝有道理？

答：有道理。我想讲一句俗话了：为什么别人不喜欢你？因为你故意面目狰狞。

问：面目狰狞也有可能挺好玩，网络游戏上常见这种面目。狰狞往往蕴藏着一种扭曲的生命力，就像古代青铜器上似人似兽的表情。但是，我们的教材却留下了狰狞，丢弃了生命力，结果狰狞得刻板、冰冷、重复、无聊，让我们怎么忍受？我想问，编写这些教材的老师们，真是故意的吗？是不是嫉妒我们的青春，才这样折腾我们？（笑）

答：不，这些老师没这么坏。但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有过年龄上的青春，却从未有过文化上的青春。他们从未在文化上激动过、痴迷过、爱恋过。他们在文化上投入过很多时间和精力，却从未投入生命。因此，在面目狰狞背后的他们很可怜。我年轻时只要听到难听的课，就对老师特别同情，甚至怜悯。

问：对于那么多面目狰狞的刻板课程，要不要向老师提意见？

答：提意见没用，他们改不过来。如果是选修课，就不修。如果是必修课，你坐在下面可以作“反向设计”：老师讲得如此难听的原因在哪里？这部分内容今天如果由我来讲，应该改换什么样的逻辑思维？经常这么想，你就有可能获得极佳的反向磨炼，最后成为一个优秀教师。

当然，如果你有幸做了系主任和校长，那就要考虑更换课程和教师了。

问：现在大学文科教学中也出现了另一个极端。有些老师发现了“耐火砖”和“死鱼干”实在无法吸引学生，就矫枉过正，模仿单口相声，在课堂上把孔子叫“赶路老爹”，把司马迁叫“可怜叔”，把李清照叫“赵姨”，中间又穿插着大量添油加醋的生动情节，整堂课笑声不断。这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