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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八派的批判（第1页）

儒家八派的批判

孔子死后，据《韩非子·显学篇》说：儒家是分为八派的，“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八派中把子夏氏之儒除外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关键。这是韩非承认法家出于子夏，也就是自己的宗师，故把他从儒家中剔除了。现在只根据这八派来阐述儒家思想的展开。子夏氏之儒，我准备把它蕴含在《前期法家的批判》里面去叙述。

一

“子张之儒”，《荀子·非十二子篇》曾加以痛骂，谓：“弟佗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荀子骂人每每不揭出别人的宗旨，而只是在枝节上作人身攻击，这是一例。象这，我们就不知道，子张一派的主张究竟有些什么特色。

照《论语》里面所保存的子张的性格看来，他似乎是孔门里面的过激派。孔子说“师也辟”，辟者偏也；又和子夏的“不及”对比起来说他是“过”。但他的偏向是怎样呢？他是偏向于博爱容众这一方面的。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张》）

看他这调子不是很有包容一切的雅量吗？曾子曾经说过：“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这所说的“吾友”，虽然有人以为指的是老子，但其实应该就是子张。你看他“衶谭其辞”，不就是“有若无、实若虚”的表现？“禹行而舜趋”不就是“犯而不校”的表现？禹之父鲧为舜所诛戮，而禹臣服于舜。舜之弟象作恶不悛，而舜封之有庳。这些都是“犯而不校”的好榜样，所以子张氏之儒在摹仿他们，亦步亦趋。这在孔门的中庸之徒看来，应该是有点过火的，所以曾子批评他“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游也批评他：“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他那样的宽容，而说他不合乎仁道；大约是嫌他有点近于乡愿吧？然而“堂堂乎张也”，倒确确实实是有所自立的。他本人的主张，残留得很少，《论语》里面有下列的两项，却充分地可以表现他的精神。

“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

“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无）？”（同上）

临到危难的时候要把自己的生命拿出来，有所利得的时候先要考虑该不该受，度量要宽大，操持要坚忍……这些，岂是乡愿所能够做得到的！

《艺文类聚》引《庄子》佚文“子路勇且力，其次子贡为智，曾参为孝，颜回为仁，子张为武”，作为孔子向老子的介绍。这不一定是孔子自己的话，但可作为庄子或其后学对孔门五子的批评。“子张为武”，所根据的大约就是上面所述的那些精神吧。武与勇有别，屈原《国殇》“诚既勇兮又以武”，也是把武与勇分开来的。这就明显地表明：勇指胆量，武指精神了。

此外在《论语》中有关于子张和孔子的问对好多条，有“子张学干禄”，“问十世可知”，“问令尹子文”，“问善人之道”，“问明”，“问崇德辨惑”，“问政”，“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问高宗谅阴”，“问行”，“问仁”，“问从政”，大约是子张氏之儒所保留下来的一些记录。虽然主要是孔子所说的话，但可见子张所关心的是些什么问题，而且就是孔子的答辞也一定是经过润色，或甚至傅益的。例如像“问仁”和“问从政”两条，在《论语》中比较博衍，而和子张的精神却十分合拍，可能也就是出于傅益的例子。我现在把这两条整抄录在下边。

一、问仁：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二、问从政：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

这最后的“有司”两个字恐怕有错误，和“虐、暴、贼”不类。《荀子·宥坐篇》载孔子语“慢令谨诛，贼也；今生也有时，敛也无时，暴也；不教而责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和这儿所说的前三恶相近，但无“有司”一项。两者参照，《论语》的文句较为整饬，可以知道润色傅益是在所不免的了。

照这些资料看来，子张氏这一派是特别把民众看得很重要的。仁爱的范围很广，无论对于多数的人也好，少数的人也好，小事也好，大事也好，都不敢怠慢。严于己而宽于人，敏于事而惠于费。这在表面上看来和墨家有点相似。大约就因为有这相似的原故，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了。《荀子·儒效篇》里面有骂“俗儒”的这么一段文字：

“（一）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二）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为）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三）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举读为与，言参与也），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数目字余所加。）

这应该是统括着“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而混骂的。我们把《非十二子篇》对于三派的分骂和这对照起来，便可以看出这里面的分别。子夏氏之贱儒是“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和第一项相当。子游氏之贱儒是“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其力”，和第三项相当。那么第二项必然是指子张氏之贱儒了。因此子张氏之儒的“弟佗其冠”即是颓唐其冠，这和“解果其冠”不同，杨惊引或说“解果盖高地”，即是高拱起来的意思。故“解果其冠”即巍峨其冠，正与“逢衣浅带”为配。据此可知子夏氏一派讲究戴高帽子，宽衣博带，气象俨然；而子张氏一派讲究戴矮帽子，随便不拘，同乎流俗。“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可见这一派的后生已经是更和墨家接近了。《庄子·盗跖篇》有子张与满苟对话的一节，从子张的口里面说出了这样的话：

“仲尼、墨翟穷为匹夫，今谓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则变容易色称不足者，士诚贵也。”

把墨翟和仲尼对举，而让子张说出，可见做这个寓言者的心目中也是把子张看来和墨翟接近的。墨翟应该比子张迟，他在初本来是学过儒术的人，照时代上看来，倒应该说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不过他们尽管有些相似，在精神上必然有绝对不能混同的地方，不然他们应该早就合流了。子张氏之儒的典籍缺乏，我们不能畅论其详，但我想，他们如有不容混同的差别，那一定是立场问题。子张氏在儒家中是站在为民众的立场的极左翼的，而墨子则是站在王公大人的立场。这应该是他们的极严峻的区别。

二

“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该只是一系。孟氏自然就是孟轲，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乐正氏当即孟子弟子的乐正克。但这一系，事实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宋代程、朱之徒虽然把思、孟归为曾子的传统，但他们的根据是很薄弱的。他们所表张的《大学》其实并不是“孔子之言而曾子录之”及“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他们之所以如此立说者仅因所谓传文里面有两处“子曰”和一处“曾子曰”而已。其实假如全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那就不必还要特别表著一句曾子的话了。既特别引用了一句曾子的话，那就可以知道全文绝不是“曾子之意”的记录了。照我的看法，《大学》一篇毋宁是“乐正氏之儒”的典籍，这且留在下面再加说明。先来讨论思、孟何以出于子游氏。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袛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倡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荀子·非十二子篇》）

既言思、孟之学乃“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这便是他们出于子游氏之儒的证据了。这一派也正是荀子所痛骂的“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其力”的“子游氏之贱儒”。称之为“子游氏之贱儒”不必便是骂子游，只是骂他的后学，说不定也就是指的孟轲。这种人，他在《修身篇》里面又骂为“恶少”——“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者矣”。虽然孟子的年辈比起荀子来并不“少”，但孟子的门徒当然又有“少”的存在。

这项极现成的重要资料，二千多年来都被人忽略了，甚至还有人说“子游”是错误了的。郭嵩焘云：“荀子屡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后云‘子游氏之贱儒’，与子张、子夏同讥，则此子游必子弓之误”（王先谦《荀子集解·非十二子篇》所引）。这真是以不狂为狂了。问题是很简单的。别处之所以屡言“仲尼、子弓”者，是荀子自述其师承；本处之所以独言“仲尼、子游”者，乃指子思、孟轲的道统。这是丝毫也不足怪的。

子游是孔门的高足，少孔子四十五岁。他和子夏、子张、曾子等同年辈，是孔门中的少年弟子。孔门有四科，在文学一科中他占第一位——“文学子游、子夏”。他的气概和作风，也与子夏不同。子夏是拘于小节的，是孔门中讲礼制的一派，荀子骂他们为“贱儒”，说他们“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子游也有类似的批评：“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可见子游是重本轻末，末既是礼数小节，本应该是大处落墨的思想问题了。他曾为武城宰，而以弦歌施于民间，十分奖励教育。孔子讥笑他“割鸡用牛刀”。这样也就相当地“犹然而材剧志大”了，故尔可能更教育出了一批“犹然而材剧志大”的人物出来。

《礼记·礼运》一篇，毫无疑问，便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那是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开首几句是“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云云。王肃伪撰《家语》谓“孔子为鲁司寇”时事，有人据此以为说，谓孔子为司寇时年五十一，子游年仅六岁，孔子五十五岁去鲁，子游年十岁，孔子绝不会与十岁以下的孩子谈大同小康；因疑大同之说非孔子当日之言。这样的推断是大有问题的。《家语》伪书，本不足据，为鲁司寇时之推测虽亦本于《礼运注》“孔子任鲁，在助祭之中”而来，此亦郑康成一时疏忽之语，同一不足为据。蜡乃岁终报田大祭，一国之人皆得参与。《杂记》：“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此可见孔子与于蜡非必一定要在“仕鲁”或“为鲁司寇”时才有资格。孔子晚年返鲁，与鲁国君臣上下之关系在师宾之间。孔子死时，鲁哀公赐诔，竟大呼“旻天不吊，不憗遗一老”，敬之实深，“与于蜡宾”的资格，当然是有的。那么在孔子晚年要同门弟子谈谈大同小康的故事，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了。

大同小康之说其实也并不怎样深远，那只是从原始公社和奴隶制所反映出来的一些不十分正确的史影而已。虽然已经脍炙人口，不妨仍把那段文字来抄在下边。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止）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型）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席话就是新史学家们也很能重视，有的更认为“十分正确”。其实正确的程度实在有限：因为它把原始公社太理想化了。这是一种人类退化观，不用说也就是因为有唯心论的成分搀杂进去了的毛病。把原始公社认为人类的黄金时代，以后的历史都是堕落，那是不合实际的。但这却合乎孔子“祖述尧、舜”的实际。他推崇尧、舜，根本是把原始公社的唐、虞时代作为了理想乡看的。又有的人甚至说大同思想是由墨子的“尚同”所派衍，那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不仅对于这种见解没有作出正确的评价，连墨子的“尚同”是什么意思根本没有懂到。二者的相似就只有一个“同”字而已。

《礼运篇》，毫无疑问，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那不必一定是子游所记录，就在传授中著诸竹帛也一定是经过了润色附益的。但要说孔子不能有那样的思想，子游也不能有那样的思想，那是把它的内容太看深远了。篇中也强调着五行，和《荀子》非难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的相合。

“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