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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人（第3页）

上野书馆的藏书是相当丰富的，但专门书籍却很少。可我很幸运，就在目录里面却查出了有《殷虚书契前编》，而我便立地借阅了。一函有布套的四本厚厚的线装书，珂罗版印，相当讲究。书的内容，除掉书前编著者罗振玉的一篇简略的序文之外，纯粹是一些拓片。我虽然弄明白了那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字，而出土地小屯在洹水之南，根据《史记·项羽本纪》知道是殷朝的废墟，所以这些文字便是殷代的遗物了。但那毫无考释的一些拓片，除掉有些白色的线纹，我也可以断定是文字之外，差不多是一片墨黑。

然而资料毕竟是找着了，问题我得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我这个进一步的要求，不能由上野图书馆来得到满足，它除了有这一部《前编》而外，其他同样性质的东西什么也没有。

于是我又想到了可以问津的第二个门路。一九一四年我初到日本，在东京本乡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的时候，曾经有朋友引我到附近的一座专卖中国古书的书店里去过。我记得那书店的名字叫文求堂。那书店有一个特色，是它有一个书房可以让买书的人去休息，看书，店员还要向你晋茶。那时因为我准备研究医药，和中国书没缘，后来也不住在东京，我也就只去过那么一两次。现在我对于它感觉着迫切的需要了。我往本乡区去找寻它。它就在本乡一丁目，离上野图书馆不很远，门面已经完全改观了。在前仿佛只是矮塌的日本式的木造平房，而今却变成黑色大理石的三层楼的西式建筑了。屋脊和大门顶上都点缀着一些中国式的装饰，看来有些异样，仿佛中国的当铺。

卖的中国书真是多。两壁高齐屋顶的书架上塞满着书，大都是线装的。两旁的书摊和一些小书架上也堆满着书，大都是洋装的。靠后左边是账台，右边横放着一张餐桌，备顾客坐息。后壁正中有一道通往内室的门，在那两侧有玻璃书橱，也装满着书。这书橱里的书，大都是一些线装影印的比较珍贵的典籍了。

店主人姓田中，名叫庆大郎，字叫子祥，把文求堂三字合并起来作为自己的别号，也叫着救堂。（这是有点类似于儿戏，实际上救字并不是“文求”二字的合书。）年龄在五十以上。他是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但他对于中国的版本却有丰富的知识，在这一方面他可远远超过了一些大学教授和专家。他年青时候曾经到过北京，就全靠买卖上的经验，他获得了他的地位和产业。大约在日本人中，但凡研究中国学问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这位田中救堂；恰如在上海，但凡研究日本学问的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内山完造的那样。我在当天走进这文求堂的时候，就在那餐桌后面，发现了一位中等身材的五十以上的人。没有什么血色的面孔作三角形，两耳稍稍向外坦出，看来是经过一种日本式的封建趣味所洗练过的，那便是这位书店老板了。

我去向他请教，问他有没有研究“殷虚书契”的入门书。

他说有的。立地便从一处书架上取下了两本书来，递给我。

那是淡蓝色封面的两本线装书，书名叫着《殷虚书契考释》，是天津石印的增订本。我翻开了书的内容一看，看见那研究的项目，秩序井然，而且附有字汇的考释，正是我所急于需要的东西。价钱呢？要十二圆。在当时这决不是菲薄的数目，而我自己的身上却只有六圆多钱在腰包里。我便向老板提议：好不好让我把六圆钱做抵押，把书借回去看一两天？

书店老板踌躇了一下，娓婉地拒绝了。但值得感谢的他却告诉了我一个更好的门路。他告诉我：要看这一类的书，小石川区的东洋文库应有尽有。你只要有人介绍，便可以随时去阅览的。那东洋文库的主任是石田干之助，和藤村成吉是同期生啦。

真的，我真是感谢他这个宝贵的指示。他虽然没有慷慨地借书给我，但我是不能怪他的。因为那时候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以一个陌生的外国人而向他提出了那样的请求，倒是唐突得未免太不近情理了。

我照着他的指示进行了。靠一位相识的新闻记者川上（Kawakami）的帮助，一同去拜访藤村。藤村在我们中国人中是有名的，他是日本文坛上的左翼作家，他和我有过师弟的关系。在冈山六高时代，他教过我一年的德文。藤村很恳挚地欢迎着我，介绍信不用说毫不推辞地便替我写了。我那时还没有公开地使用自己的本名，川上却把他自己在中国时所使用过的假名林守仁，又让我假上了。

东洋文库是日本财阀三轮系的私人图书馆，它是属于川琦家的。川琦两兄弟，兄的一位购买了皕宋楼的宋版书，成立了静嘉堂文库；弟的一位购买了曾充袁世凯顾问的莫理逊的藏书，而成立东洋文库。兄弟两人，隐隐是东京学术界的保护者。莫理逊的藏书本偏于近代欧美人研究东方的著作，归入东洋文库以后，又添置了不少的新旧书籍。关于中国的地方志书、县志、府志之类的搜集，据说也是相当丰富的。

文库在小石川区的一条比较僻静的街上，三层楼的建筑，相当宏大。以白鸟库吉博士为主帅的日本支那学者中的东京学派，是以这儿为大本营。白鸟本人（他便是法西斯外交官白鸟某的父亲）除在东京帝大担任教授之外，在这儿有他的研究室，经常住在这儿的三楼。他的下边的一群学者，大多是受了法兰西学派的影响。而又充分发泄着帝国主义的臭味的。对于中国的古典没有什么坚实的根底，而好作放诞不经的怪论。有一位著名的饭田忠夫博士，便是这种人的代表。他坚决主张中国人是没有固有文化的，所有先秦古典，一律都是后人假造。中国的古代文化，特别关于星算之类，是西纪前三三四年（战国中叶）亚历山德大王东征之后才由西方输入的。因此凡是古文献中有干支之类的文字，在他认为尽都是后人的假托。甲骨文和金文里面的干支文字极多，而这些东西都是在西纪前三三四年之前，不用说也就都是假造的东西了。这样的论调与其说是学术研究，宁可说是帝国主义的军号。东京学派的人大抵上是倾向于这一主张的，因而他们对于清乾嘉以来的成绩，不仅不重视而且藐视。关于甲骨文和金文之类，自然也就要被看成等于复瓿的东西了。

我所要研究的正是他们所藐视的范围。因此，我在人事方面，除掉那位主任石田干之助之外，毫无个人的接触。而在资料方面，更是河水不犯井水。在那文库里面所搜藏着的丰富的甲骨文和金文，便全部归我一个人独揽了。

一个事情看起来好象很艰难，只要你有决心，干起来倒也很容易。在当初，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时，那样一片墨黑的东西，但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工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这倒也并不是我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而我是应该向一位替我们把门径开辟出来了的大师，表示虔诚的谢意的。这位大师是谁呢？就是一九二七年当北伐军进展到河南的时候，在北平跳水死了的那位王国维了。

王国维的存在，我本来早就知道。在他生前，我读过他的一部《宋元戏曲考》，虽然佩服他的治学方法的坚实和创获的丰富，但并没有去追求过他的全部。他在中国古代史上，在甲骨文字的解释上，竟已经建树了那样划时代的不朽的伟业，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读到了《殷虚书契考释》，对于他的感佩又更加深化了。那书的一首一尾都有他做的序，不仅内容充实，前所未有而文笔美畅，声光灿然，真正是令人神往。再有是这《殷虚书契考释》在文库所藏的是初版（一九一五年），是王国维手写影印的，和增订版略有不同。当我读到这初版的时候，我不禁起了这样的怀疑：这样的有条理、极合乎科学律令的书，会是罗振玉的著作吗？它的真正的作者不可能就是王国维吗？罗振玉自己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九一〇年），相隔仅仅五年，而两书之间是丝毫也找不出条贯性来的。这个怀疑不久我便证实了，原来是罗振玉花了三百元，买了王国维的著作权并著作者的名誉。

王国维在东京学派的那一群人中，虽然不甚被重视，但和东京学派对立的西京学派，却是把他当成为一位导师在崇拜着的。他们有着一个“观堂学会”，每年五月三日王国维的忌辰，是要开会纪念的。那态度似乎比国内的王氏弟子们还要来得虔诚。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日本的西京学派事实上是在王国维的影响之下茁壮了起来的，他们的成就委实是在东京学派的霸徒们之上。这一派的领袖是内藤湖南和狩野君山，他们和王国维都有过密切的交游。《观堂集林》（卷二十四）里面有好些诗是叙述着这些往事的。请看那《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的一首吧，一开首便说“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立东海东，……自言读书知求是，但有心印无雷同”，可见作者对于狩野的相当器重。中间又说到“卜居爱住春明坊，择邻且近鹿门子，商量旧学加邃密，倾倒新知无穷已”，春明坊便是王国维在京都的住处，他们彼此之间在学术上的接触，在这诗里是坦白地陈述着的。再请看他那《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一首吧，那是王国维回上海之后，在内藤湖南到中国来游历时做来送他的诗。中间叙述到在京都时钻研《卜辞》和有所收获的情形，而称许了内藤对于王氏学说的推挽，所谓“多君前后相邪许，太丘沦鼎一朝举”，这更足以看出王氏的自负和对于内藤评价的分寸。西京学派就这样在王国维的影响下，他们才脱出了宋、明旧汉学的窠臼而逐渐地知道了对于清代朴学的尊重。对于中国学问的研究上，日本的学术界可以说是落后了三百年，但他们在短期间之内却也把那三百年的落后填补起来了。

我跑东洋文库，顶勤快的就只有开始的一两个月。就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我对于中国古代的认识算得到了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在这些书籍之外，我连带的还读到其他的东西，我读过安德生的在甘肃、河南等地的彩陶遗迹的报告，也读到北平地质研究所的关于北京人的报告。凡是关于中国境内的考古学上的发现记载，我差不多都读了。因此关于考古学这一门学问，我也广泛地涉猎了一些。这些努力便使我写成了《卜辞中之古代社会》的那一篇，文章的末尾虽然写着“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日脱稿”，但大体上在一九二八年的十月，已经基本完成。只是我的社会研究逐渐移向到文化研究的阶段上去了。我在甲骨文中发现了“岁”字的存在，由此而有天文学上的研究，得以知道十二支文字本是黄道周天十二宫的星象，而它的起源却是巴比伦。这些研究主要便汇成了我那《释支干》和《释岁》的几篇，那是收在《甲骨文字研究》里面的。我在完成这些研究上差不多费了一年工夫。国内有不少的朋友曾经帮助过我，特别是李一氓（就是李民治），他替我把所需要的书，陆续地收集，购寄，使我跑东京的时间也就省下了。

朋友们或许会发生疑问吧？我亡命到日本后，把全部精力完全沉浸于这些古代文物的研究里；我是拖着一家六口的人，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余裕来做这样冷僻的工作？请记起吧，这就是我应该感谢朋友的地方，特别是创造社的那一批朋友。

他们每月在送生活费来，我省却后顾的忧虑，因而便得以集中全力来解决我自己所想解决的问题。假使没有创造社，没有朋友，我那些工作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古时候的人也知道朋友的宝贵，列之为五伦之一；而在我，朋友这一伦更有它的超越的宝贵了！朋友不仅给予了我以物质的支持，而且给予了我以精神的成长。

但是自成立以来便在风雨飘摇中的创造社，终于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便是我流亡日本后一周年光景，被封锁了。在国内的朋友们的处境比我更加困难了，我的每个月一百元的生活费，从此也就断绝了。

怎么办呢？一家人饿死在日本吗？

不，我们倒也还不是那么毫无独立自主性的可怜虫！安娜处家是俭约的，到了日本后，家政一直是她自己在操持，炊爨洒扫，洗衣浆裳，乃至对外的应付，一切都全靠着她。那时儿女还小，用费也不十分大，因此在每月百元之内，总有一些积余，这便解决了我们所间接受到的突然来的打击。但我对于古代的研究不能再专搞下去了。在研究之外，我总得顾计到生活。于是我便把我的力量又移到了别种文字的写作和翻译。我写了《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后》，我翻译了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稍后的《煤油》，以及弥海里斯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而这些书都靠着国内的朋友，主要也就是一氓，替我奔走，介绍，把它们推销掉了。那收入倒是相当可观的，平均起来，我比创造社存在时所得，每月差不多要增加一倍。这样也就把饿死的威胁免掉了。

我开始在国内重新发表文章时还不敢用本名。朋友们想来还记得吧？我的关于《易》《诗》《书》的那两篇研究，最初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用的是“杜衎”的假名。《石炭王》《屠场》《煤油》，用的是“易坎人”。这些假名的用意是这样的。我的母亲姓杜，而我母亲的性格是衎直的，我为纪念我的母亲，故假名为杜衎。我自己是一个重听者，在斑疹伤寒痊愈之后，虽然静养了一年，而听觉始终只恢复到半聋以下的程度。《易经》上的坎卦，其“于人也为聋”，故我这个聋子便取名为易坎人。据懂侦探术者说：一个人取假名，总是和自己的真名有点连带的；但我敢于说，无论怎样高明的侦探，看到这“杜衎”和“易坎人”便知道是郭沫若，我相信是绝对不会有的吧。

当我把《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写好之后，我便起了一个心，想把那些关于古代文物的研究，汇集成为一部书。于是我又赶着写了一篇《周金中的社会史观》，便集成了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书便是由出版者用我的本名发表的了，于是一时成为哑谜的杜衎又才出现了原形。

我也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书都经由王礼锡的接受，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前一书出版时把我写的一篇序言丢掉了，后一书一直被积压着，是在抗战期中才出版了的。但前书的出版，也公然用的是我的本名。这书曾经遭过禁止，坊间后来把封面改换发行，译者是作为李季。这种本子我相信，留在世间的一定不很少。

关于《甲骨文字研究》的出版是费了一些周折的。我从一九二八年的年底开始写作，费了将近一年工夫，勉强把初稿写成之后，我曾经邮寄北平，向燕京大学的教授容庚求教。我和容庚并无一面之识，还是因为读了王国维的书才知道了他的存在。王国维为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类编》作序，他提到四位治古文字学的年青学者，一位是唐兰，一位是容庚，一位是柯昌济，一位是商承祚。我因为敬仰王国维，所以也重视他所称许的这四位年青学者。商承柞的《殷虚文字类编》我是读过的，他是把《殷虚书契考释》关于文字的一部分稍稍扩大了，而根据说文部首从新编制的，虽然并没有多么大的发明。但商的住址我是不知道的。唐、柯二位，不仅住址不知道，连著作也还不曾见过。容庚，我见过他的《金文编》，那也是依说文部首编制的金文字典，比起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来更加详审，在研究金文上，确曾给予我以很大的帮助。它不失为一部有用的工具书。容庚在燕京大学任教职，而且是《燕京学报》的主编者，由每期的学报是容易发现的。因此，我对于容庚，不仅见过他的著作，而且知道他的住址了。我就以仿佛年青人那样的憧憬，也仿佛王国维还活着的那样，对于王国维所称许的四学士之一，谨致我的悃忱，而以我的原稿向他求教。我得感谢容庚在资料上也曾经帮过我一些忙，他曾经把很可宝贵的《殷虚书契前编》和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寄给我使用过。但他在学问研究上却没有使我得到我所渴望着的那样满足。——这些情形，我曾经写在《甲骨文字研究附录》《一年以后之自跋》里面，那是“一九三〇年八月十日”写的文字了。但在那里面也有不曾写进去的一些经过。

我一面拒绝了别人的好意，一面却在上海方面找寻出版的机会。我曾经托过友人向商务印书馆交涉，就在这儿我的傲慢却得到了惩罚。商务的负责人连我的原稿都不想看也铁面拒绝了。在商务印书馆的人们要拒绝，当然有他们的充分的理由。像研究甲骨文字那样的书，首先就不能赚钱，而研究者又是我，在他们当时或许会以为我是在发疯吧。因此也就无须乎客气，还要来看我的什么原稿。

但我的原稿在北平方面曾经看过的人确是很多，有人告诉我，他在钱玄同的书桌上也看见过它。出门太久了，我怀念起来，几次写信去要回，都没有达到目的，弄得我自己都有点后悔了。但足足又经过了一年工夫，终竟寄回到我的手里，而原稿的白纸边沿都快要翻成黑纸了。幸好是用日本半纸写的，纸质坚韧不容易磨灭。

《甲骨文字研究》的原稿在北平旅行的期中，我又写成了《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上下两册。这次我不敢再寄回国了；然而我却又起了一次野心，我把我的两部原稿曾拿去找过东洋文库的主任石田干之助。我看到文库也在出版学术编著，又看到日本学界也每每用汉文出书，我真是不揣冒昧，竟想把我的论著也拿去尝试。我是在这样想，我的研究是在文库发轫的，我很感谢这一段因缘，假使我的书可以由文库印行，那也就可以表示我的谢意了。报酬多少是在所不计的。石田是长于外交的人，他没有立地拒绝我，要我把稿子留下，让他请一两位专家看看，我自然也就留下了。然而我是明白的，在日本方面究竟有谁是这种古文字学研究的专家呢？

一个月过了，我再去向石田请教。他把原稿退还了我。他说：太难懂了，在日本方面恐怕没有办法出书。这或许是真情话，他是不是在笑我，我不知道，我自己对着自己倒是在笑了：真是太不知自爱！国立的官立机关要出版，你能说“耻不食周粟”，今天却要来向着外国资本家的账房乞怜，岂不是自讨没趣？

但这两部书的出版虽然经过一些周折，仍然应该感谢一氓，是他向上海大东书局为我交涉办成功了。交涉的经过情形我不知道，当时李幼椿在担任大东的总编辑，或许是他念到同乡的关系，承受了下来的吧？那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已经出版，对于这两部书的印行，想必也有着催生的作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于一九三〇年的年底，出书之后大受欢迎，很快便再版、三版了。这书似乎保证了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也并不是不可能赚钱，同时也似乎保证了郭沫若也要研究甲骨文和金文并不是真正在发疯了。事情终竟是值得感谢的，大东竟肯承印这两部书，而且同时承印。他们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征求预约。那广告之大在当时曾突破纪录，这可替我发泄了不少的精神上的郁积，我很高兴。并不是因为这样使我大出了一次风头，不，我不是那样的风头主义者。老实说，有时候我自己看见这郭沫若三个字都有点讨厌。但我看见那大规模的广告实在很高兴！那替我在这样作吼：本国的市侩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文化前卫们，你们请看，你们所不要的东西，依然是有人要的！

这些书本来是准备给作者送人的，但我送给谁呢？尤其在这日本！

书到的当天晚上，我每种留了两部下来，把其余的用一张大包袱包裹着。我和我的大儿子两个人把它扛到电车站上去，一同坐电车带到了东京。接着在文求堂里面便出现了我们。文求堂老板很客气，打了一个七折，当下便给了现钱。

那时候我的大儿子和夫是已经十四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