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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人（第2页）

安娜告诉我：我去东京后，以为当天晚上便可以回来的，没想到竟没有回来。第二天她才邀请横田兵左卫门同往东京，去访问那思想检事平田熏。据平田的表示也是没有问题的，很快就可以回家。她到品川去过，斋藤家算没有受波及，虽然有人去调查过，但没有拘留他们。市川的警察局很客气，他们对于东京警察的越俎代庖，抱着不平。横田家也是安然无恙的。

这些对于我当然是很大的安慰，我为表示我的歉意和谢意，便和安娜一道去访问横田。

横田还是那样豁落着一双眼睛，把手障在嘴前面说话，但他也好象有点从梦里醒来的样子。他抱歉而又似乎讽刺地说，他的翅膀太小了，掩护不了我这个“鸵鸟蛋”。——他是这样比譬我，在他或许是出于恭维，而在我却是感着了侮辱。然而他也尽了他的至善，倒是事实，我自然是感谢着他的。他又说：也好，一切都扯开了，以后不会再有问题了。

是的，也好，以后还会有什么问题呢？我的行动以后一直是受着了两重的监视：一重是刑士，一重是宪兵。但事实上还不仅止这两重，而是在这两重之外，还有重重的非刑士、非宪兵的日本人的眼睛，眼睛，眼睛！

周围的空气的确是变了，邻人们都闪着戒备而轻视的眼光。那对于我倒还比较简单，对于安娜是应该更复杂的了。那分明是在说：“你太不自爱，以一个日本女人，而嫁给支那人做老婆，而且是一个坏蛋！”

这是使人受不了的。因此我们便决定搬家，特别是安娜，搬家的心异常迫切。

当然我们也不能搬得太远，而且也不好搬出市川。就在真间区的北部有一带浅山，名叫真间山（Mamayama）。那山上有一座佛寺，有茂盛的松林，也有可供眺望的一座亭子。我是时常带着孩子们到那儿去散步的。从那亭子上可以俯瞰市川的市容，遥望江户川的上下游和彼岸的东京郊外。就在那山脚下不远处，在供奉着女神“手儿奈”（Tekona）的神社旁边，我们找着了一间新造不久的房子，从地位、大小、房金来说，都使我们相当满意。在我从东京回来，不出十天光景，我们便搬到这儿来了。

这是一座相当僻静的家。它有一间书房，一间正室，一间侧室，附有玄关间、厨房和浴室。背着真间山，坐北向南。屋前有一条甬道，东西横贯。东头是大门，西头是一区水井地带。以短短的栅栏隔出后门，和外面的一带小小的死巷相通。经过那死巷可以通往街道。那便是北通真间山、南通市川镇的大道了。大门倒是向田野开放着的，隔不两家便是田畴了。大门内有一片园地，只在篱栅边种了些樱花树和夹竹桃之类，地面空旷着，在等待着居住的人把它辟成花园或者菜圃。这园地在房屋的东头，可接受全面的阳光，小小的书斋便是面临着这片园地的。书斋在东南两面开窗，窗外有回栏可凭眺，的确是可以够得上称为小巧玲珑。小巧处呢？是在它只有四席半的容积。我特别喜欢这书斋，我的那套三部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主要地就是在这儿写出的。

读过我《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人，应该还记得那里面有一篇《周金中的社会史观》吧？那是就周代的金文来研究周代的社会的。在那文章后面有这样的一行标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夜，一个人在斗室之中，心里纪念着一件事情。”所说的“斗室”便是这座书斋了。心里所纪念着的是什么事情呢？那是和“十一月七日”那个日子有关联的十月革命。在三年前，我在武昌筹备纪念这个日子，就在当天晚上，奉命往九江、南昌一带去做工作。那些情形是活鲜鲜地在我脑中显现着的。

读过我《甲骨文字研究》的人，应该还记得那里面有一篇《释支干》吧？那书是我用毛笔写出来石印的。在那《释支干》里面有一段的字迹特别写得粗大（第三十九页），那也是我坐在这斗室里面，发着高烧，所力疾写出的痕迹了。当时因为昼夜兼勤的研究，昼夜兼勤的写，不幸着了寒，便发出了高烧。文字愈写愈大，结果终竟不能支持，睡倒下去了。

象这些往事，就在目前回想起来，都还感觉着颇有回味。还有好些往事是和这书斋、和这家，是有关的，因而我至今还忆念着这座书斋和这座家。

但这座家也有一点相当大的缺陷。在家的正南面是一家有钱人家的后园，有一间很高的仓库，劈面地立在玄关前面。这样，在冬天便把太阳光完全挡着了，而在夏天呢又要挡着南风。这便使住居的人，冬不暖而夏不凉。这所意味的缺陷是怎样大，在有多数儿女的母亲是特别感受着的。

不过在我倒满不在乎。尽管冬不暖，总冷不过零度以下的西比利亚，夏不凉，也总热不过赤道地方，而在我却有宁愿住在西比利亚或赤道地方的苦境。

初到市川的时候，因为向警察和市政当局打过招呼，他们倒委实宽大，对我的戒备是很松泛的。自从东京警察拘留过我一次之后，他们却把我当成为“巨头”了，于是便特别增设了一位刑士来专门管我。我要到东京去他总是跟着我的。呆在家里的时候，隔不两天，他便要来拜访，扭着谈些不相干的话，消耗你半个钟头光景，他又各自走了。时间虽然只有半个钟头，但他留下的不愉快，至少可有你半天。

但这刑士的监视倒还比较容易忍受：因为他还比较讲礼。刑士来拜访的时候，总还走前门来，在玄关门口打着招呼。你理也好，不理也好，他是不敢上你的居室的。他的目的，只在看你的动静，看你是不是在家。只要这目的达到，在他便算尽了责任。有时有初来接任的刑士，恭敬的礼貌每每还要出乎你的意想之外。凡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候，旧的刑士要把新的刑士带来见面，那新来者因为是才从乡下来，没有见过大世面，他听说我是“巨头”，自然就愈见要必恭必敬了。日本人的平常用语和称谓，尊卑之间是大有分别的。同样意义的话，说得愈长，用的字眼愈复杂，便愈显示对人的恭敬和自视的谦卑。称谓呢，同样的一个你字吧，便有好多种。对于有官阶的人，文官自简任以上，武官自少将以上，便一律称为“阁下”了。我因为在政治部做工作的时候，曾领受过中将衔，他们便以为我是真正的武官，照例也就以“阁下”称我。在我虽然感觉着难堪，而在他们也倒是习惯成自然的。

有一次横田告诉我：乡下的刑士对中央的要犯是特别尊敬的。因为怕出了岔子，他自己的饭碗要打破。他叫我不妨试一试：凡有刑士跟你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提包交给他，他会给你提的。因为那样他可放心你不会跑，而你当然也就算是得到一位义务跟班了。我照着这话试过，果然没有遭到拒绝。

又有一次，有初来的刑士来拜访，谈话间他客客气气地问我：阁下，你的部下还有多少人啦？

他自然是视我如同国内的一班军阀，自己虽然亡命在外，而每每有残留部队在国内的。我和他开玩笑，便举出了四个指头。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四个儿女。（我当时是只有四个儿女的。）

——哦，那不得了啦！——刑士吃惊地说：四万人吗？那可要很大一笔数目来办给养啦！

我心里好笑，但也随他去吧，就让他把我看成为四万人的头领。

这刑士的监视委实是比较容易受的，但最难忍耐的就是日本宪兵。

市川是大东京东面的桥头堡垒，虽然是一个小市镇，但有一个师团在镇守着。师部就在真间山的背后，有很大的一个练兵场，步、骑、炮、工、交通、轻重各种兵种都有。时常看见他们在操练，或整日地用大炮起轰。因此，在市川也有一个宪兵营驻扎着。我初来的时候，和宪兵没有关系，没有去打招呼。住了半年，他们也不曾注意过我。但自从我被拘留过一次之后，他们也把我作为监视的对象了。

我们一搬到了这新居来，凑巧地也就添上了这新的监视。这新来者却异常横暴。那是一位宪兵中士，往常在街头可以偶尔看见的，他便成为了我的主顾。开头差不多天天来，全不打招呼，从那死巷里一直闯进后门，打从那甬道又一直走出前门。这是犯了家屋侵入罪的。在他们日本的国法上是不允许的事情，然而那闯入者却大摇大摆地行其所无事。在不知第几次了，是一天星期的上午，我正在走廊上坐着看报，那侵入者又来了，我忍耐不过，干涉了他。他索性从那甬道跨过短栅，跨上了正屋来。

——怎么样，——他咆哮着。我是奉命看管你的！

——岂有此理！你管不着我！——我也咆哮起来了：你犯了你们的国法！

——哼，你是支那人，我们的国法不是为“枪果老”（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恶称）设的。你有胆量就回你的支那去，我却有胆量就在你支那境内也要横行，你把我怎么样？

我的脑袋子快要炸裂了。他确实是在中国境内也可以横行的人；而我自己呢，连祖国都不能见容，我能把他怎么样呢？

安娜来解围了。她端着茶，并还把预备给孩子们吃的糖点送来奉献，我各自退进我的斗室里去了。隔着纸窗，听见她在向那宪兵中士款待。

——我的先生近来神经受了激刺，容易兴奋，请你不要介意。接着又说：你来看我们是很欢迎的，刑士先生们也时常来，但请以后不要客气，从正门进来好了。

低首下心地说得很娓婉，但幸好也还有些骨子在那里面。那宪兵吞吞吐吐地回答了一些，也各自走了。听那脚步声，是还有余怒未泄，在向我示威。

经过这一次的咆哮，倒也有些收获。那位中士后来不见来了，另外换了一个。每逢来时，也从正门进来，打着招呼了。但他会随意跨过短栅，坐到回廊上来。

这也是这座新居留给我的一个极深刻的记忆。我只要一回想到它，那些宪兵们的身影，便要浮现出来。他们始终是穿着马裤的，脚上套着一双黑皮的长统马靴。有一个时期，我只要一看见那种长统马靴，我的神经就要发生作用，就仿佛有这种马靴在我头上践踏的一样。但我应该感谢这种马靴，我应该感谢那条死巷，我应该感谢那样位置着可以任人穿堂而过的家，是它们凑积起来，构成了一个机会，让日本帝国主义的横暴，虽是小规模、而却十分形象化地对我表演着。这所给予我的反应，是永远不能模棱下去的，它使我不能忘记：我是中国人！

三

在八月初，我研究《易经》的时候只费了一个星期，接着我又研究起《诗经》和《书经》来了。这回却费了半个月。在我把《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的初稿写好之后，我便踌躇起来了。读过我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人，请把关于诗书研究的那一篇的末尾翻出来看看吧。那儿是这样写着的：“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初稿，十月二十五日改作。”初稿的写出至改作足足隔了两个整月，这所表示的是什么呢？这表示着在我的研究程序上，起了一个大转变。

首先我对于我所研究的资料开始怀疑起来了。《易经》果真是殷、周之际的产物吗？在那样的时代，何以便能有辩证式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而且和《诗》《书》中所表现的主要是人格神的支配观念，竟那样不同？《诗经》的时代果真如《毛传》或《朱注》所规拟的那样吗？他们究竟有什么确实的根据？《诗经》不是经过删改的吗？如是经过删改，怎么能够代表它本来的时代？《书经》我虽然知道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别，在今文中，我虽然知道《虞书》《夏书》的不足信，但《商》《周》诸篇，也是经过历代的传抄翻刻而来的，它们已经不是本来面目。——这同样的理由，对于《易经》和《诗经》也是适用的。毫厘之差可以致千里之谬，我们纵使可以相信《易》《书》《诗》是先秦典籍，但它们已经失真，那是可以断言的。因此要论中国的古代，单根据它们来作为研究资料，那在出发点上便已经有了问题。材料不真，时代不明，笼统地研究下去，所得的结果，难道还能够正确吗？

再次，我的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我这样所得出的结论，不仅不能够赢得自信，而且资料的不正确，还可以影响到方法上的正确。尽管我根据的公式是确切不移的真理，但我如果把球体的公式拿来算圆面，岂不会弄出相隔天渊的结果来？别人见到这结论的错误，粗率一点的，岂不会怀疑到球体公式的无稽？而这个公式的正确与否，事实上我在我所根据的资料中也还没有得到实证。那么，我的努力岂不是拿着一个银样蜡枪头在和空气作战吗？

我踌躇了，我因而失掉了当初的一鼓作气的盲动力。但我也并没有失望，我把我自己的追求，首先转移到了资料选择上来。我想要找寻第一手的资料，例如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这样的东西，在科学进步的国家是很容易得到的，但在我们中国，却真是凤毛麟角了。我在这时回忆到了一九一六年前后。那时我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肄业，在学校图书馆的目录里面，曾经看见过罗振玉编著的《殷虚书契》那样的名目。我虽然不曾取来看过，但我猜想它会是关于古代的东西。我就凭着这一点线索，有一次（大约就在八月尾和九月初）便往东京上野图书馆去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