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转身离开,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我关上门,锁上,背靠着门板缓缓滑坐到地上。
然后我终于让眼泪流下来。
不是因为悲伤,只是太累了。从剑桥到东京,二十个小时的飞行,经济舱狭窄的座位,机舱里干燥的空气,邻座婴儿不间断的哭声。
两年的自我囚禁,那道永远差最后一步的数学难题,像幽灵一样跟着我跨越大半个地球。还有母亲……她已经去世两年了。
我哭得很安静,没有声音,只是眼泪不停地流,流进嘴角,咸的。
过了很久,也许十分钟,也许半小时,我站起来,打开行李箱。里面的东西很少:几件衣服,几本书,一个装着母亲照片的相框,还有厚厚一迭草稿纸,用橡皮筋捆着,边缘已经磨损。
我洗了澡。热水冲在皮肤上,暂时驱散了寒意。浴室镜子蒙上一层水雾,我在上面用手指划出一道痕迹,看见自己苍白的脸,眼下有淡淡的青黑。
躺在床上时,窗外已经完全暗了。雨还在下,敲打着玻璃,发出细密而规律的声响。天花板是空白的白色,没有任何装饰。我盯着它,眼睛一眨不眨。
然后又开始了我的囚禁。
2。
我用完了五支笔。
笔芯的残骸散落在草稿纸间,像某种小型动物的骨骸。
我的指甲咬得秃秃的,边缘参差不齐,右手食指的指腹上有一小块皮肤被咬破了,渗着血丝,但我感觉不到疼。
眼睛因为长时间盯着公式而干涩发痛,闭上时能感觉到眼球在眼皮下不安地转动。
我不知道过了几天。
时间在这里失去了线性。
杏里每天准时送饭,敲门,把餐盘放在门口。
有时是早晨,有时是傍晚;
我只能通过餐盘里的食物判断:米饭和味噌汤是早餐,咖喱或定食是午餐,有时候会有鱼,那就是晚餐。
有时她会隔着门板轻声问:“需要帮忙吗?”
我从不回答。
那道困扰数学界三十年的难题,我已经构建了全新的框架,找到了前人从未想到的路径,用工具重新诠释了问题的本质。
只差最后一步!一个关键的连接点,一个能让所有碎片完美契合的公式,但它躲着我。
我在草稿纸上写满推导,用尽所有已知的技巧,甚至发明了几个新的符号系统。
但那个关键的连接点始终在视野边缘游移,每当我觉得快要抓住它时,母亲的画面就会闯进来。
她教我解第一道方程时温暖的手,覆盖在我的小手上,引导我写下第一个等号。
她在厨房哼着歌做晚餐的背影,围裙带子在腰后系成蝴蝶结,空气里有番茄和罗勒的香气。
她最后一次拥抱我时,在我耳边说:“我的小天才,你会改变世界的。”
然后思路就断了。
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突然崩断。
所有的公式、符号、逻辑链条,瞬间碎成无法拼凑的碎片。
我盯着草稿纸,那些刚才还充满意义的线条和字母,突然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涂鸦。
我趴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
枕头套有淡淡的柔顺剂香味,但我闻不到。
房间很暗,我没有开灯。窗帘拉着,分不清是白天还是夜晚。时间失去了意义,只有胃部空荡的收缩感和眼皮沉重的下坠感提醒我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