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春来睡得不安稳。消毒水味,点滴声,老人的呼吸,走廊的推车,所有声音和气味拧在一起。
她做起了梦。
是山脊镇。
升入高三的九月,山叶转黄,风里有谷物晒透的气味。
可明春来闻不到这些。
阿妈在茶厂搬茶,麻袋砸下来,她人跟着栽倒,没能再站起来。
镇卫生院拍不了片,转到县医院,医生对着光看了看片子,摇头:“腰椎压缩性骨折,压迫到神经了,得做手术,咱们这儿做不了,得去市里或省城。
“手术……要多少钱?”明春来问。
医生报了个五位数,这还不算后续康复,更别提高三的学费和生活费。
医院外的天,和里面一样,是铁灰色的,冷的硬的。明春来没有回家,那个阿爸留下的空屋子,她去了校长办公室。
校长是个头发花白的老教师,听完她的情况,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学校组织捐款吧,老师们凑一点,同学们凑一点。”
捐款箱摆在教学楼门口,同学们经过,往里投些零钱,老师们捐得多些。亲戚也借了,大舅家,二嬢家,外地的姑妈也汇了钱回来。
加起来,离手术费还差一截。
那大半个月是怎么过的,后来明春来几乎想不起来。
白天在学校上课,脑子是木的,老师在讲什么,她听不进去,只是机械地记笔记。晚上去医院陪床,阿妈疼得睡不着,她就坐在床边,握着那只粗粝的手,不说话,只是握着。
山像一圈沉默的墙,将她困在中间,连回声都没有。
后来有一天,具体是哪天记不清了,她只记得那天的阳光格外慷慨,落在身上,很亮,很暖。
班主任把她叫到办公室,笑着说:“春来,柏城有位爱心人士愿意一对一资助你,你阿妈的手术费和你的学费都解决了。”
办公室里的老师们都看着她,眼神里有欣慰,有感慨。窗外的阳光太亮,刺得她眼睛发酸。
班主任又说:“那位虞女士你应该见过,上周有一行柏城的教育公益人士来考察,学校安排了优秀学生座谈会,你参加了的。”
明春来记得那次座谈会,但想不起哪位是虞女士。
往年也有从大城市来的人,她每次都会被挑中,和十几个最有希望考出去的学生一起坐在会议室,像展品似的任人打量。
见面前,校长把她们叫到办公室,教她们怎么答:“要说感恩的话,就说我们虽然条件艰苦,但学习努力,将来要回报社会,回报家乡。这不是谎话,这是为了学校发展,为了更多学生的将来。”
明春来明白,因为公益人士不常来,新的桌椅文具不常有,修缮老教学楼的机会更少。
她以往都做得很好,背熟的台词,得体的笑,感恩的眼神,但那天或许是阿妈的病,需要的钱太沉太重了,压垮了她维持表象的力气。
轮到她发言,望着对面那些模糊的面孔,审视,怜悯,她没有再扮演那个懂事争气的模板。
她说起镇上妇女采茶,被外来的收购商压价,辛苦一年,收入微薄,说起阿妈在茶厂做工,没有保障,伤病一来,便瞬间失去收入。
“契约”“权利”“保障”只是书里光烫的词,她能摸到的,只有它们的陌生匮乏和缺席。
全程,她说得平静,没有眼泪,只有困惑。
座谈会结束后,校长没怪她,只是拍拍她肩,叹了口气:“你阿妈的事……总会有办法的。”
可那时她看不到办法,靠自己,靠别人,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