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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学校教育（第1页）

第五节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分高等教育和初中等教育两部分，它们在纳粹统治时期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在第二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高等院校是保守的民族主义堡垒，笼罩着一派反民主的气氛。魏玛共和政府为改变大学的政治空气作了一定的努力。它一方面在科隆和汉堡创办两所新型大学，招聘一批进步和开明的学者前去执教，同时在原有大学中鼓励新兴势力进入学术领域，使一批社会民主党人、犹太人和女性学者走上讲台。但总体来说这些努力成效不大。右翼民族主义教授们人数不多，能量却很大。他们把持了各大学的评议会，以反对大学“政治化”为标榜，抵制和破坏共和政府的干预，极力排斥民主主义的左翼教授。在大学生中，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和种族主义思想也很流行，在魏玛共和国末期，他们对纳粹党的兴趣远远超过教师的。

德国高等院校一贯坚持的“非政治化”倾向，在希特勒执政以前有利于纳粹党对共和政府展开攻击，而在纳粹党掌权之后，却不符合其“一体化”的需要。实际上，在1933年以前，大学教师中真正支持纳粹党的人并不多。而纳粹头目们希望未来的德国大学是产生新类型的学生、新类型的教师和新概念的学者的地方，[69]他们指责现有的德国大学是“玩弄学术”的地方。1933年2月鲁斯特就任普鲁士文教部长不久，就夸口要在一夜之间“使学校不再成为玩弄学术的机构”。同年5月，他在柏林大学的教授会议上要求大学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学生上面，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德国大学有两个任务。大学不仅要从事科学研究，也是实施教育的地方。我们不能仅仅以学术成果的数量来衡量一所德国大学的价值，而必须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在非德意志的国家和非德意志的领导人堵塞着德国青年的前进之路时，你，正在孤独地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研究事业，全然没有注意到青年一代期待着你能够引领德意志民族走向美好的未来。青年正在前进，而你，并没有走在他们的前面。”[70]此后，全国高校的纳粹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高等院校的领导体制发生变化。大学的自治地位被取消，校长和系主任由政府部长任命，大学评议会和各系仅仅保留咨询权。大学内部推行“领袖原则”，校长和系主任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拥有全权。领导体制的改变往往同安插纳粹骨干结合在一起。著名的柏林大学竟由一名兽医担任校长，因为该兽医是冲锋队员。他下令在柏林大学开设25门种族学方面的课程和86门同兽医有关的课程。[71]

大学教师队伍中的犹太学者、自由主义学者和社会民主主义学者很快失去教职。据统计，纳粹党执政不久，全国有14。3%的大学教师和11%的大学教授（约1200人）被解雇，而在教育学院这一级，全国竟有60%的讲师被解职。[72]在五年内，官方学术机构中45%的成员被更换。[73]其中包括20位曾经获得或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被免职的教师中，约13是种族原因，其余为政治原因。[74]如波恩大学教授保罗·卡勒（PaulKahle，1875—1964），原先有着较高的声望，同教育部官员的关系也不错。然而在1938年11月反犹“水晶之夜”后，由于其夫人与大儿子一起到一家犹太人商店逗留了五分钟，他遭到当地《西德意志观察家报》（WestdeutscherBebachter）长篇文章的抨击，其儿子被波恩大学开除学籍，夫人遭到秘密法庭审讯，自己也被停职检查。最后不得已全家逃离德国，流亡英国。[75]

总的来说，在纳粹统治时期，高等学校教师是当局最不信任和最予蔑视的一种职业，并认为必须对之进行清洗和控制。纳粹党全国组织领袖罗伯特·莱伊竟公开攻击高级知识分子说：“一个科学家以一生发现一个细菌而自夸自得，而一个清道夫一扫帚就能把一千个细菌扫入水沟。”[76]1938年，纳粹党弗兰克尼亚大区领袖、臭名昭著的反犹政论作家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在柏林发表演说，也攻击说：“如果我们把全国大学教授的脑袋放在天平的一边，把元首的大脑放在另一边，你们认为哪一边的分量更重？”[77]部分大学生跟着鹦哥学舌。1933年4月19日，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DeutscherStudentenbund，缩写NSDStB或enbund）的一名领导人说：“当德国大学处在危机之中时，我们无法对幽闭在密室中的精明修士们产生敬意……大学不能再为单独的个人提供讲课或培养学生的空间。是时候了，我们要反对单独的个人，反对来自资本主义社会和自由主义温床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使者。新型的大学将从自由主义共和国的‘自治’学术机构中脱颖而出。”[78]

纳粹党在大学里发动群众性的清洗运动。1933年4月13日，上述纳粹大学生联盟在全国各大学张贴一份题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的大学生12条守则，其中称：“犹太人只会像犹太人那样思维，他如果写德语，那他就是在撒谎……非德意志精神应一律从公共的书店中彻底清除……我们要求根据德意志精神思想上是否可靠来选择学生和教授。”[79]相比于教师，大学生中倾向于纳粹党的人数在该党上台前就略多些。1931—1932年，纳粹大学生联盟在很多学校的学生会选举中占了优势。纳粹掌权后，当局更注重唆使大学生起来充当大学清洗运动的打手。受利用的大学生按照纳粹的政治观点对教师实施监督，对所谓具有“非德意志精神”的教师进行诬告、诽谤以致动武，毁坏其名誉，在其讲课时进行捣乱，直至把教师从讲台上硬拽下来。在马尔堡（Marburg）大学，一名法学教授在讲授罗马法的课程中表达了纳粹的政策缺乏日耳曼根基的观点，当场遭到学生们的公开羞辱。[80]

当局采取多重措施加强对大学教师的控制。1929年成立的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重新组合，其高校部分于1935年重组成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教师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Deutstenbund，缩写enbund），作为纳粹党在大学里实施控制的有力工具。按照规定，该联盟有责任“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全体教师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据此，每个大学都成立了包括全体教师的大学教师协会，直接受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教师联盟主席的统一领导。在实际运行中，该大学教师联盟连同各校的大学教师协会，主要掌管大学教师的挑选和培养工作，开设对在职教师实施政治培训的学习班，举办对新教师实施任教前为期6周训练的教师营。教师营对成员实施军事训练，负责人对营内每个成员的政治见解和性格加以分析，作出书面鉴定。纳粹当局还对新教师实行全国统一的大学教师任职资格认定，重新设置“有大学任教资格的博士”头衔，获得这一头衔的主要标准不是学术水平，而是纳粹政治思想标准，包括教师营提供的鉴定书。当局尤其重视大学教师的职称晋升工作，把它作为控制教师队伍的重要环节。晋升教授职称注重政治态度，其中包括在训练营里的表现和纳粹相关组织的评语。1937年1月，纳粹政府颁布《文职人员法》（Beamtez），这一法令同样适用于教师，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控制。该法规定，教师必须是纳粹“党所支持的国家的意志的执行者”，准备“随时无保留地保卫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教师都必须宣誓“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81]

在纳粹当局的高压控制下，德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队伍发生分化。一部分卖身投靠。法学家恩斯特·鲁道夫·胡贝尔迎合纳粹当局旨意，撰写了《大德意志国家宪法》一书，声称“不存在国家必须尊重的、先于国家或离开国家的个人人身自由”，指斥学术自由的传统阻碍了科学“与人民内在的发展保持步调一致和站在民族复兴的前列”。[82]弗赖堡大学校长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1976）发表演说，鼓吹革新大学精神，“使教授同学生一样，通过劳动服役、军事服役和科学服役三种形式报效民族”[83]。物理学家菲利普·莱纳德（PhillipLenard，1862—1947）和约翰内斯·施塔克（Johaark，1874—1957）攻击爱因斯坦，他们依靠官方力量获得“德意志物理学”专家的正统地位。[84]1933年3月，由少数学者牵头，300名大学教授在一份支持纳粹党的呼吁书上签名。[85]同年11月11日，又有700名教授在《德国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明》上签字，呼吁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抵制境外对纳粹政权的敌视性批评。[86]在被免职的学者离校时，大部分同僚都不为所动。个别的讲师，甚至趁火打劫，依靠当局的力量获取梦寐以求的教授职位。据波恩（Bonn）大学教授保罗·卡勒回忆，该校讲师卡尔·施密特（KarlSchmidt）因没有学位，尽管经常代行生病教授罗默（R?mer）的职责，但长期得不到正式晋升。

在希特勒上台前的一次私人谈话中，他猛烈抨击中央党的政策，认为该党的政策导致他长期得不到提升。纳粹党执政后，他适时地转向纳粹主义，并成了一名积极的追随者，如响应号召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活动。1935年，他取代罗默成了教授，两年后担任波恩大学校长，直到1939年离开波恩。但这时他已经获得了“啤酒施密特”的绰号，整天挺着大肚子，饭桌上经常放着七大壶啤酒，并以此为豪。[87]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起而反抗纳粹暴政。基尔（Kiel）大学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nnies，1855—1936）1933年2月在柏林公开发表演说，极力维护学术自由，指出学术发展同一种自由的社会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88]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库尔特·里茨勒（KurtRiezler，1882—1955）极力反对取消教学自由，认为“如果学生自己有权决定谁能应试，如果督促学生按照政治观点监督教师讲课，或者甚至狂妄地根据自己时髦的观点来断定书籍或教师是否具有德意志精神……那么实际上便取消了教学自由”[89]。1937年12月15日，柏林洪堡大学校长霍珀（Hoppe）在举行于马尔堡的全国大学校长会议上呼吁：“我必须特别强**授候选人学术水平的重要性。我不否认候选人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必须得到保证，然而如果他没有学术能力，我们就将一无所获。学术能力无疑应该置于首位。”[90]但当时大部分学者听天由命，对现状保持沉默。

高校的招生规模受到控制。希特勒上台不久，1933年4月22日，德意志大学学生会（Deutstenschaft，缩写DS）就发出呼吁，提出“所有在高等院校求学的全日制大学生，必须拥有德意志血统，母语为德语……而不论其国籍如何”。三天后，即4月25日，政府发布《防止德国中小学校和高等院校过度拥挤法》，规定要削减高等院校的在校学生人数，即取消高中毕业生自然获得高校入学资格的原有做法，改而实行给各州下达高校招生配额的办法，减少入学人数。在实际运行中，政治可靠度成为招生的重要依据，希特勒青年团员、身体强健者、雅利安人成为优先考虑的对象，按规定，犹太学生的人数比例不得超过犹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即1。5%。[91]

缩小高等教育规模的方针，以及全国上下轻视科学轻视知识，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也不高，所有这些因素，导致高等院校教师和在校学生人数下降。1920—1933年的魏玛时期，德国共有2333名学者获得大学任教资格，而1933—1944年的纳粹统治时期降为1534名。[92]1932年全国高校学生注册人数为11。8万人，1938年降到5。1万人。面临1937年起全国出现的科技人员和医生紧缺现象，纳粹当局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如给予理工科学生一定的津贴，允许无高中文凭的职业竞赛优胜者进入高校学习。战争爆发后，又允许在军队服役五年以上的士兵优先进入大学。1943年大学生注册人数回升到8万人。大学生的专业结构发生变化，攻读工程技术的比例从1935年到1939年增加了1倍。

大学的教学体制也发生很大变化。原来的教学制度受到政治活动和军事性训练的冲击。1937年，政府教育、科学与国民教育部发出通知称：“大学生由于参加训练营等各种活动而导致缺课，不应该影响他们的考试成绩。”[93]在课程设置上突出纳粹主义政治教育，自然科学课程强调直接为军备建设和经济复兴服务，大幅度削减基础知识的教学。每个大学生在学期间，需要从事为期四个月的劳动服役，为期两个月的冲锋队服役，每周还要从事三小时的强制性体育锻炼。大学生从劳动服役营回校后，还需要定期进入设在校园内的“同志屋”（Kameradschaftsh?user），他们在那里同吃、同睡、同起床，共同从事早锻炼，每周接受数次政治教育，以进行政治改造，经受体质锻炼，加强纪律性。[94]对此，纳粹官员在对大学生的讲话中称：“真正的、伟大的、实践性的学校不是在大学里，也不是在文法中学里，而是在劳动营里。只有在那里，课程和说辞停止了，行动开始了。”[95]

当局还加强对在校大学生的控制。1933年，前述纳粹大学生联盟成为各大学学生会及其联合组织德意志大学学生会的上级组织，以后该联盟又被确定为纳粹党的分支组织。1934年2月7日，一项关于德意志大学学生会的指令称：“德意志大学学生会是全体大学生的代表，它保证大学生们能够充分履行对母校、民族和国家所承担的职责。通过冲锋队服役和劳动服役，通过政治教育，大学生能够成为一名真诚和光荣的德意志人，并无私地为民族和国家服务。通过与大学的有效合作，大学、民族、新一代大学毕业生三者之间将形成一种牢不可破的关联，这些大学毕业生扎根于民族，有着强健的身体和坚定的信仰，又具有必要的知识水平。……大学生的军事训练由冲锋队的大学办公室负责，其政治教育则由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负责。”[96]

1934年，当局发布了《德意志大学生十诫》，作为大学生的行为准则，主要内容为：

1。德意志大学生，你活着，并不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履行对民族的义务！你要成为的，是一名真正的德意志人。

2。对一名德意志男人来说，最高的原则和美德是他的荣誉。对荣誉的损毁只能用鲜血来偿还。你的荣誉就是你对民族和你自己的忠诚。

3。要成为一名德意志人，必须要有坚强的个性。你必须为德意志精神而战，追求德意志民族的纯真。

4。不存在无拘无束行动的空间，只有听从命令才有更多的自由。德国的未来取决于你的忠诚、热情和尚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