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嫌追赃速度太慢,又没抓周宗建,就把周宗建列入李实空印奏疏,给他安了一万三千五百两赃银,逮进京城来好好整治。
七君子的第二名,缪昌期,我在前面已讲过他的一些事儿。他少年多才,成年后更是文名满天下,顾宪成与他是忘年之交。四方学者都慕名而来,向他讨教,搞得他家门庭若市。遗憾的是科场不大顺,一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才中进士,庶吉士毕业后为翰林院检讨。
天启元年(1621),缪昌期到湖广主持考试,出的试题是论赵高和仇士良。赵高不用说了,是秦代赫赫有名的大宦官。那么,仇士良是何许人也?他是唐代文宗时期著名的“宦竖”,历任内外五坊使、左神策军中尉等职,专横跋扈。
出题让考生来骂这两个阉宦,无疑是影射当朝的魏忠贤。从此魏忠贤就记住了这笔账。
后来,魏忠贤在京城西山为自己造墓,听说缪昌期的书法写得好,又有文才,就请老缪给写个墓志铭。当时老缪要是写了,大概骂赵高的事也就一天云散了。可是,几次请托,老缪一点面子不给,魏忠贤就彻底把他打入了黑名单。
叶向高离职后,东林党要人纷纷被逐,先后有赵南星、魏大中、杨涟、左光斗等人。每次,当时的首辅韩爌都要上疏挽留。韩爌并不是东林党,这样做无非是出以公心。阉党同志们理解不了,就怀疑是老缪在后面搞鬼。东林这几个人被罢后,门庭冷落,谁也不敢靠前。只有老缪不忌讳,常去走动走动。诸君子离京时,他也要去送。
有人劝他就不要去送了,少惹事为好。他正色道:“人被逐,可不送乎?”明知东厂的人就在一旁在盯着,他也不在乎。
这就注定了魏忠贤对他,势必除之而后快。
当时有人推荐老缪去南京当翰林院的院长,魏忠贤不准许,派小宦官到内阁去,扯着娘娘腔大喊:“就留缪昌期在京师送客吧!”缪昌期知道朝中是待不住了,就上疏请求退休,魏忠贤偏不让他体体面面地走,矫诏将他罢免,后又革职。这次抓他回来,给他安了三千两的赃。
第三个,周起元,字仲先,别号绵贞,福建海澄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他为官清廉,除了书籍,别无长物。自己的一点儿工资,也都尽量拿来资助地方教育。周起元从知县干起,历任中央和地方的监察官员。天启三年(1623)为太仆少卿,不久又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十府。这差不多是个副部长级的大官了。
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官员,声望也极高。曾经为前面我提到的杨姜辩冤,又弹劾李实在江南的种种劣迹,搞得李实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是,这么做,惹到了魏忠贤——打击宦官,就是打击阉党!周起元就是这么得罪阉党的。
这时候有个小子——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出面弹劾东林元老邹元标聚众讲学,未果,反而在天启三年“京察”时被外调为苏松兵备道,成了周起元的下属。
朱童蒙丢了在京城的好差事,恼羞成怒,到了苏松就拿老百姓撒气。每次外出动不动就鞭打行人,打得人头破血流、皮开肉绽。周起元大怒,准备参他。他也知道这官是做不长了,就声称有病,弃官逃跑了。周起元不能让他就这么跑,立刻上疏弹劾他“庸鄙无才,只知敛财”。
奏疏到了阉党“领导班子”手里,他们还记得这姓朱的参过邹元标,就有心抬举他,搞垮周起元。最后,天启下诏,不准朱童蒙告病辞官,而是调到京城来做副部长;而周起元则因“排挤正人,削职为民”。
巡抚参一个小小的属官,不仅没参倒,结果反而是属官连升几级,自己被罢免。这样的事例,在大明朝几乎绝无仅有。
这次抓周起元,阉党给他栽的的赃,是说他在巡抚任上“贪污国库银十万两”。恶人政治,一般都是谎言政治,谎越撒越顺溜、越撒越大。即便是把煤说成白的,也能说出煤之所以白的一二三点来。魏忠诚贤在这一点上,已是炉火纯青了。
第四位,周顺昌,字景文,号蓼州,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曾为福州推官(审判长)。他的故事,我们前面也已有所涉及,就是在魏大中被逮进京途中,在苏州盛情款待并与魏大中结为亲家的那一位。
周顺昌疾嫉恶如仇是出了名的。先前在杭州任司理时,到任的当天,同僚设宴接风,席间有艺人演出,演的是岳飞故事《精忠记》。当演到秦桧和他老婆商量怎么设计陷害岳飞时,周大人按捺不住,飞步上台,揪住演秦桧的演员就是一顿痛打,众人目瞪口呆。
天启时他曾任吏部文选郎,后辞官。在六君子案之后,魏忠贤的义子倪文焕挟嫌报复,上疏弹劾周顺昌“与罪人婚”,还诬告周顺昌在吏部选干部时受贿太多,回乡时连船都压沉了。
其实周顺昌辞职后是经河南从陆路回家,并没有走运河,哪里来的什么船?知情者无不痛斥倪文焕瞎编。但魏忠贤不管这诬告有没有“硬伤”,借机削了周顺昌的职。
在苏松巡抚周起元被罢后,周顺昌正在家闲住,写了一篇《赠周公罢归序》为周起元鸣不平,顺便讽刺了一下继任的巡抚毛一鹭。毛一鹭读了这文章,气晕了,发誓要找机会报复。
周顺昌当初在送别魏大中的时候,曾当着缇骑的面指名道姓大骂魏忠贤。敢这么干的人,那时已是天下罕见,魏忠贤于是就把他记住了。
第五位高攀龙,字存之,号景逸,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当过一段时间的御史,因为触怒当时的阁臣王锡爵,被贬官后,因亲丧回了家。他和顾宪成一道发起东林书院,从者甚多。居家30年,大臣多次举荐,但万历皇帝都不起用。一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才出任光禄寺丞。前面已经说过,他曾经弹劾崔呈秀在淮扬一带贪赃枉法,吓得崔呈秀上门去给他跪下,请他放手,但被他严词拒绝。
崔呈秀就因为这个转而投阉,立即实施报复,攻击高攀龙和赵南星等朋比结党,高攀龙被迫挂冠而去,不久又被削了籍。这次阉党抓他,是因崔呈秀还嫌不解气,把他的名字窜入了李实空印奏疏,并入周起元一案。
第六位李应升,字仲达,号次见,南直隶常州府江阴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任南康府(今江西星子县)推官,秉公执法,昭雪沉冤,被当地军民视为包青天大人再世。天启三年(1623)升任御史,曾经上疏指责魏忠贤滥用立枷。枷重三百斤,受刑者活不过几天,前后枷死六十余人。他建议,罢魏忠贤东厂之职。此后,在万燝被杖死、林汝翥被刑杖、魏大中被逮的事件中,都公开跟魏忠贤作对。
崔呈秀被高攀登龙弹劾,奏章就是李应升起草的。当时崔呈秀求不动高攀龙,又跑去李应升的住所,给李下跪磕头,乞求高抬贵手。李应升没答应,只说:“事情要交付公论,非敢私。”
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崔呈秀唆使党羽诬告李应升,李因此而被革职。六君子死后,李应升悲痛欲绝,设牌位祭奠。他自然也成为魏忠贤的眼中钉。
第七位黄尊素,字真长,号白安,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天启二年(1622)任御史。在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之后,他也曾上疏弹劾魏忠贤。他质问皇上:“天下有政归近倖,大权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汹汹,无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乎?”言辞相当尖锐。
在杖责万燝、林汝翥的事件中,有一次众大臣在内阁中争论处理办法,魏忠贤派了几百个小宦官到内阁肆意辱骂,内阁辅臣无一敢吭声,惟有在此议事的黄尊素拍案而起,高声喝道:“内阁乃国家重地,即便司礼监太监,不奉旨也不能来,你们要干什么?”众宦官慑于他的威严,才乖乖退去。
黄尊素不仅敢干,也很有深谋远虑,曾经劝邹元标京师不是讲学之地,易于惹是非;劝杨涟若没有太监做内援,就不要发起总攻;劝魏大中不要攻魏广微太急,以免他去投阉。但是东林的这些要人都没有听他的劝告,否则的话,东林党的处境不会恶化得这么快。
魏忠贤在第一次逮住汪文言的时候,就想牵出一批东林党来,结果黄尊素跟管镇抚司的刘侨打了招呼,给搅了局。魏忠贤从那时候起,就发誓要灭此人。
这些还都是旧账,现在又加上与李实“湖上密谋”,那还得了,所以黄尊素也难逃此劫。
魏忠贤在前一年,切瓜砍菜地灭掉了六君子,没见全明朝有什么抗议和反弹,所以这次底气很足。有崔呈秀出主意,抓着李实这个冤大头,一口气就可以再灭七个。
天启发了话以后,锦衣卫缇骑就大批南下去抓人。因为周宗建和缪昌期在圣旨下的时候就已另案被逮,正在押解途中,所以这次要抓的是五个人。
奉旨抓人,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叫你三更死,你就不能五更亡。什么天理、人心、良知,恶人们心里哪怕存着其中的一点点,国家怎么会到这步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