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就是嘉靖皇帝,他以藩王入继大统,异想天开要追封自己已死的老爸为皇帝,因此闹出一场“大礼议”风波。他干的这事情于礼法不合,为了堵人的嘴,就搞了这么个《大典》,作为历史定案。
天启对这个建议,当时未有明确态度。到九月份,又有在移宫案中为李选侍辩护、跟杨涟互掐过的御史贾继春建议,杨涟等六人虽死,但受贿不过是小罪,他们的大罪在于结交王安、毁谤先帝、逼辱李选侍和“皇八妹”,所以应该把“三案”档案公布,让万世都知道杨涟他们犯了什么罪。
天启这次同意了,但对于怎么编、由什么人来编及怎么发行等等,都没有具体指示。
到天启六年(1626)正月,肃清东林党的运动告一段落,天启觉得关于“三案”的历史定论可以出笼了,于是发布特谕,说是为了让“天下万世,无所疑惑”,特命开馆编篡《三朝要典》,凡是那时候的“公论”,都要保存下来,凡是“群奸邪说”,都要尽量摘录,再由史官加上批判语,“以昭是非”(《明熹宗实录》)。
编辑这本大批判材料的总裁官是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这全是铁杆阉党。其余副总裁官和编篡官,也大多都是一样,可以说是明朝的“石一歌”了。
阉党不仅精心挑选了负责官员,还认真筛选了誊写人员,政治不可靠的一律不要。顾秉谦第一次报上去的誊写人员名单中,就被魏忠贤及其“领导班子“查出,有四个人有东林嫌疑,不仅没批准,还把这四人削了籍。
编篡工作进展得十分神速,到三月底,全书编完。不过,崔呈秀看了看初稿,觉得问题还没有讲透。初稿是从“梃击案”讲起的,他觉得要从“争国本”讲起,才能把万历年的老案全翻过来。于是,他索性上了《三案本末》一疏,把这段历史重写了一遍。天启当即下诏准予采用。
四月份,又有工科给事中虞廷弼上疏,说有了这本官刻的《三朝要典》,此前私人搞的什么《点将录》之类,就太不严肃了,应该废止。天启大概还没忘那个“托塔天王”的典故,也就马上批准了。
六月十九日,万事具备。天启在皇极门内殿举行了《三朝要典》编成的进献仪式,百官同来称贺。正本共24卷,送到皇史宬收藏,副本由礼部刊刻,赠给百官,颁行天下。
紧接着十月,开馆重修《光宗实录》。
与修《三朝要典》相始终的,还有一个插曲。就在这一年正月,刚开始修《三朝要典》的时候,阉党又抓了一个东林党人惠世扬。
惠世扬原任给事中,在“梃击案”和“移宫案”中,都是相当激进的分子。他还参劾过大学士沈潅,说他“交通客魏”,因此得罪了阉党,被罢免。天启五年九月,他不知怎么被牵连进了杨涟案,天启下令逮捕进京追究。到天启六年正月,被押送到京城。
审他案子的,是三法司的官员。那时刑部尚书徐兆魁刚被魏忠贤提到这个位置上才七天,所以决心好好弄一下这个案子,以报大恩。
都察院的头头周应秋,也不是什么好货,是魏忠贤的“孙子辈”走狗,平时没事就请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到家吃炖猪蹄,人称“煨蹄总宪”。他对魏忠贤无比忠诚,一次聊天,老魏问他:“你是江南人,为什么好粥啊?”周应秋这个江南人听不大清河北话,听成了“你为什么好竹啊”。当下,他没正面回答,打个哈哈过去了。过后,立刻写信给儿子,叫把家里庭院中的竹子统统砍光——老魏的心事你莫猜!
就这样一帮东西,三法司的会审,结果不问而知。
惠世扬,悬了!
会审大堂设在城隍庙,那时候六君子已死,审官们没把惠世扬当回事儿,都想捉弄捉弄他,而后判个死刑就拉倒。
他们喝令衙役打二十五大板。一顿板子打完,几乎把惠世扬给打死。打完也不审了,把人关起来,几个人就七嘴八舌把判词写好了。他们揣摩了天启的心理,干脆把惠世扬窜入“移宫案”去处置,说他“结交王安,大恶备矣”,应处斩刑。
天启和魏忠贤对这判决书都很满意,但是魏忠贤不想马上把惠世扬砍头,想等到《三朝要典》和《光宗实录》都修好后,再拿这惠世扬祭旗,以图个圆满。惠世扬从这时候起,就蹲在大狱里等死了。哪知道,大批判材料编好后才半年多一点,天启就一命呜呼了。忙乱之中,阉党竟然没来得及杀惠世扬。
真是九死一生啊!后来这个惠世扬在崇祯朝官当大了,一直当到了副都御史和侍郎。
编篡《三朝要典》,把东林君子说成是狂悖小人,把有奶便是娘之徒说成是磊落之士,这得有唾面自干、当众舔主子屁股的厚脸皮才做得下去。在阉党精心挑选的“石一歌”中,也有良心未泯的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实在是干不了。
精神之阉,甚于割卵!
比如副总裁、礼部尚书姜逢元,是一位大书法家,因与东林无涉而被选中。在修书期间,他老夫子“每搁笔而叹,忠贤朝闻夕逐,令其闲住”。这还算不错的,没丢命。
《三朝要典》的“光芒照耀了全明朝”。可是,魏忠贤想不到:历史虽然是强势者所创造,却不是强势者能写成的。好与不好,青史之名不会根据你自己写的牛皮文章,而仅仅在乎亿万人心!皇皇《三朝要典》,想做的是千秋文章,而实际寿命只有一年多,就随着天启的驾崩而成了废纸万张。
——咦!眼看它忽喇喇大树将倾,眼见得倏忽间猢狲四散,哪里有什么赤胆忠心永不变,何处有铁打江山万万年?
大梦,大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