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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在理论上也要把东林党一棒打死（第1页）

28　在理论上也要把东林党一棒打死

阉党用了四个多月时间，把东林党的标杆人物六君子从肉体上全部灭掉了，用以杀一儆百。就这，他们还嫌不够。为了给阉党恶政搞一套漂亮的包装，魏忠贤还想从理论上做一番“正名”的工作。

他耿耿于怀的，就是要对万历末年以来的“三案”彻底翻案。不把“三案”翻过来，东林党就永远是国家的功臣，那么打击东林党，岂不是证明了自己是坏人？

这个工作，其实在天启四年（1624）十二月就已开始发动。当月，御史周昌晋上了一道疏，攻击东林党在“移宫案”中危言耸听、以移宫而邀功。这只是一个试探。因为要翻“三案”，最麻烦的就是翻“移宫案”，这里面直接牵扯到天启本人。如果说当年驱逐李选侍不对，那就等于说天启不应该亲政，而应让李选侍垂帘听政。这岂不是否定了天启皇权的合法性？

可是天启在政治上基本等于白痴，他的批复，虽然没有否定“移宫案”的定论，但却痛骂杨涟、左光斗等人“向来浊乱朝政”（《明熹宗实录》）。

这个效果，是周昌晋上疏前就预见到了的。他选的时机，正是杨、左刚刚被驱逐的时候，天启对两人的火正大着呢，此疏一上，必然会有这样的批示下来——小臣有时也可以左右皇上。

既然皇上说了，“移宫案”中的大功臣杨、左是一贯胡来，那么翻案就大有希望。

于是，到了天启五年（1625）二月，阉党正式发动了。由御史杨维垣出头，以比较容易翻案的“梃击案”做为突破口，公开翻案。杨维垣说，当年混进宫里棒打太子的张差，分明就是个疯子，跟李选侍无关。这一道疏，天启倒是心领神会，马上批示查处。结果，当年主持此案审查、现任刑部侍郎的王之寀立刻被革职为民。

等到“辽案”爆发，对六君子的逮捕令下达后，魏忠贤认为时机已完全成熟，就决定在“三案”问题上发起总攻。四月初十日，给事中霍维华上疏，要求全盘推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结论。

霍维华写的这道奏疏，平心而论，逻辑相当严密，即便是强词夺理，也是抓住了“三案”中一些很悬疑的问题大做了一番文章。奏疏把刘一璟、韩爌、孙慎行、张问达、周嘉谟、王之寀、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等全部牵连在内，逐一攻击。

天启患了高度健忘症，移宫时对李选侍的恨与怕已全忘个干净，此时只是恨东林诸人。他看了奏疏，大为赞赏，马上让文书官把它送到内阁，让内阁票拟意见。并且口头传达了他本人的意见，说是：“这本条议一字不差!”要求把刘一璟、韩爌、张问达、孙慎行等五人削籍。

可是这次阉党内阁再次表现出奇怪的态度，他们不仅不赞同，反而认为处理过当，写了揭帖论救，说“若以一疏削五大臣，不论是否削当其罪，亦与陛下优礼大臣之礼相抵触”。

这已经是阉党内阁第二次不配合了，这一次的原因又何在呢？这是因为，所削之人全是退职的重臣，其中有两个还是前阁员。现任内阁兔死狐悲，决不能让皇上开这个口子，否则说不定哪一天自己也会同样倒霉。

这是官场惯例压倒了党派利益。从这一点看，阉党也和东林党一样，并不是个组织严密的团体，而不过就是一伙利益、观点相近的官员罢了。他们的步调，并不总是完全一致。

天启见拗不过这帮大臣，就降旨对刘一璟等人“姑不深究”，下令把霍维华的这道奏疏交付史馆，如实记载。此外，对前首辅叶向高为总裁编篡的《光宗实录》里的有关评价，也要修改过来。《光宗实录》就是天启老爸当皇帝一个月的历史记录，“三案”跟这段历史密切相关。

《光宗实录》一修改完，原先在“三案”中获罪的人就等于已经平反，各个都得到起复和晋升。那个在“红丸案”中因为献药把皇帝给吃死了的李可灼，也跟着沾光，从遣戍地回家闲住去了。

在“梃击案”中曾因隐瞒案情而得罪的岳骏声，此次也获起复，只是还要等等合适的位置。可他老先生官瘾太大，为了早点儿得到实职，就上疏再论“梃击案”。诬陷东林党人王之寀在“梃击案”中逼供，勒索皇亲郑国泰二万两银，还将郑国泰之子郑养性驱逐出京，等等。

天启既然想翻案，他对此的反应也就近于完全疯狂，把父子两代受郑贵妃家族欺压的前仇全然抛弃，恩将仇报，下诏让地方抚按对王之寀追赃，并准许郑养性回京居住。最重要的，是下令立即起用岳骏声。

——只要官到手，良心可喂狗。官场的险恶风波，常常就这样由私欲而起。

最可惜的是王之寀，此时已从刑部侍郎退下，在家乡被逮，后又于天启七年（1627）解入镇抚司诏狱，最后死在了狱中。死的时候，距天启“驾崩”仅有三个月！

天启五年（1625）这一年，阉党除了在不断打击东林势力外，还一直在抓舆论工作。正月，魏忠贤为摧毁东林党的根基，鼓动阉党成员兵科给事中李鲁生上疏，说“假道学不如真忠义”，请将京师书院改为忠臣祠，天启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同年八月，阉党御史张讷又奏请“毁天下讲坛”，把“三案”惹出的乱子，都归结于书院。

天启立即批复，将天下书院尽行禁毁。原主持东林、关中、江右、徽州四大书院的邹元标、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无论生死，全都削籍。

到天启五年年底，经过一年的整肃，东林党被驱逐削夺的官员，已有二百人之多。阉党认为有必要对东林阵营的人员来一个总的清理。此前，阉党成员也各自搞过《天鉴录》《东林点将录》等黑名单，但人数差别比较大，所列人名也有出入。阉党为了统一步调，由御史卢承钦出面，奏请“将一切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使其躲闪无地，翻案无期”（《三朝野记》）。

天启也很快同意了，下诏以上谕名义刊刻并张榜公示《东林党人榜》，共录有309人。当时就有人把这比做北宋的“元祐党人碑”。

党争起，国将亡。阉党是一伙“做官党”，只要我这一派的有官好做，什么是非正邪，都他娘的一边去。北宋末年的乱象又在明末重演了。

东林党既然被全面击溃，那就应该有一个法定的文件把他们永远钉死。阉党中陆续有人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天启五年（1625）的五月，吏科给事中杨所修奏请，翰林院应该把与“三案”有关的奏章编辑成“学习材料”，刊行天下。不久又奏请仿照世宗御制的《明伦大典》，把“三案”奏章编辑成书，颁布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