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杨涟,这就是万古的忠义!
当今之世有人议论,说正是由于杨涟的冒进,才触动了魏忠贤的杀机,进而酿成惨祸。这观点当然可以商榷。但另外有人说东林党天真,轻率,近乎白痴;则不知用了这些恶毒的词汇,能解何人心头之恨?能泄何种无名之忿?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难道就是迂执?
奸恶当道,有人甘愿将头颅一掷,说一声:我不服!这难道不是汉子?
我以为,策略不策略的可以讨论,但杨公之正气不容怀疑!
正因为没胆抗争的人太多,正因为附逆谄媚的人太多,才有豺狼狂奔于人间、歹徒奸贼挡于道、土豪劣绅扼住小民!
如果众生全无血性、苟活就是真理,则历史将永远是暗无天日史。
这样的一群无骨之人,居然还想乞求永世的幸福,可能么?
指责杨涟,也是要讲一点资格的!
天启四年(1624)六月初一,杨涟开始发动,把写好的奏疏由会极门递进了宫内。文书房的宦官展卷一看,目瞪口呆。这道奏疏,罗列了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其措辞之严厉,其上疏人官职之高,都乃前所未有。
高压之下,百鸟静音。此疏一出,震天憾地!
奏疏的最后一段,杨涟画龙点睛,直指要害——
凡此逆迹,昭然在人耳目。乃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偶或奸状败露,又有奉圣夫人为之弥缝(掩饰),更有无耻之徒攀枝附叶,依托门墙,表里为奸,互为呼应。掖廷之内,知有魏忠贤而不知有陛下。即使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受习惯势力影响),积势之所趋,亦似不知有陛下,只知有魏忠贤者。如此下去,羽翼将成,骑虎难下,太阿倒持(大权旁落),主势益孤(皇权日益削弱),不知陛下之宗庙社稷何所托?
杨涟最后说:恳请陛下大奋雷霆,集大小文武勋戚,令刑部逐款严讯,以正国法,以快神人。奉圣夫人亦并令居外(把她撵出宫去),以消隐忧。臣死且不朽!
——好个“死且不朽”!
有壮士豪气如此,奸人才略有胆怯,不至使世界黑到彻底!
这是东林党对魏忠贤发起的一次总攻。以我们今人的眼光来看,所列罪状,无非是“乱朝纲”。其实东林党的最高理想,就是忠君。这个“忠君”,并不是愚忠,不是皇帝说啥就是啥,而是要维护皇权制度的正常化。
魏忠贤所干的,确有伤天害理的事,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破坏了秩序。中国古代的皇权制度,从总体上说是专制的;但其细部运作规则,到明代已有相当的民主化与合理程序。内阁首辅如果专权,尚且会引起激烈反弹,魏忠贤以太监身份专权,当然为正直的廷臣所不容。
张居正专权,是为了“事功”,为了提高效率。翻译成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为了“做好事实事”。因此他能用“正面理由”压制住反弹。而魏忠贤的专权,则看不出这个趋向来,所以没有可以堵住人嘴的理由。
东林的反击,抓住的是他“违反制度”。这问题说得对不对,要由皇帝来裁判。
杨涟写好奏折后,本想趁早朝时直接递给天启,以快打慢,让阉党措手不及、无从应对。这些罪状,一条两条打动不了皇上;二十四条,总能让他有所触动吧?只要天启下令对其中一两个问题进行调查,事情就有胜算。
但是不巧,第二天皇上传旨免朝。
杨涟立刻陷入两难状态。他写这疏,在东林内部已有一些人知道,他怕耽搁下来,会被东厂侦知,或有不测。于是杨涟决定,将奏疏按常规投入会极门。这里是京官上疏和接批复的地方
可是这就有一个致命的后果。魏忠贤专权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套文件收发程序,递进会极门的文件,很快就会到达魏忠贤和他的“领导班子”手里,皇帝是不会先看到的。
这奏疏一进,魏忠贤马上就可以布置反扑,主动权立刻易位。
杨涟应该完全知道这个后果,但只能豁出去了。他估计魏忠贤还不敢把这折子压住不让天启知道,只要奏疏在走程序,事情就还有可为。
为使事情更有把握,杨涟明知叶向高不同意他写这份奏疏,也还是不得不去见叶向高,争取他的支持。
杨涟对叶说:“当今魏忠贤专权,国势衰落,叶公您为首辅大臣,应向皇上奏请,将魏忠贤杀皇子、嫔妃之事按大逆处分,以清君侧。若现在不图,贻祸将大,国家置相又有何用?”
但是这个激将法没有生效。叶向高不愿意听这种话,只是说:“我老迈,不惜一身报国。但倘若皇上不听,公等将置于何地呢?”
那个门生缪昌期也跑来劝他,趁热打铁也上它一本,一举干倒魏忠贤。叶向高不愿意,只说是留着自己,万一形势逆转,还有人出面周旋,不至于全军尽没。
阁老看不出魏忠贤有那么坏。
与叶阁老的态度相反,杨涟的奏疏一上,内容传出,满朝士人欢欣雀跃。
国子监(中央大学)的官员与千余学生,闻之拍手称快。因为众人争相传抄杨涟奏疏,京师竟一时洛阳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