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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朱三太子折磨了大清80年（第3页）

事情源于浙江的一起反清复明起义。张念一以“朱三太子”的名义起事，建年号“大明天德”，扬言“朱三太子要复中原”。起义失败后，张念一被捕，清廷在审讯中获悉一个可能是真正的“朱三太子”的人长期生活在江浙一带。于是，一张缉捕之网悄然张开。

大约两个月后，山东巡抚报告，在境内缉获了“朱三太子”。被捕后，“朱三太子”供称，他已改名王士元，“原姓朱，是明朝后裔，排行第四，叫慈焕，我二哥哥早死了，我与三哥哥同岁，自10岁上就离开了。”

据其供述，当年，李自成大顺军自北京败退后，朱慈焕流落到安徽凤阳，偶遇一名姓王的明朝给事中，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王收养了他，并为他改名王士元，随其子弟读书。朱慈焕19岁时，王家突遭变故，朱慈焕再度流落江湖，几年后，他娶了胡姓女子为妻，落户浙江余姚，在家开设私塾，人称“王老先生”。

朱慈焕曾向密友透露过他非同寻常的身份，消息由此传开来。张念一等人得知后，遂拥戴这个“朱三太子”反清，这让朱慈焕很害怕，从起义一开始就四处躲藏。其间，他的妻妾、女儿、儿媳等人因官府通缉而上吊，三个儿子也被捕。他本人被捕后供述：“我从没有非分之想。遇见他们要妄为的人，我惟有躲避了，因劝不住他们，所以躲到山东，苟延残喘而已。”

在康熙的授意下，清廷对这个“朱三太子”的审讯规格定得非常高。朱慈焕祖孙三代七人被押解到京城，由九卿会审。

当时，朱慈焕已经75岁高龄，他对主审官员说：“吾今年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鬓发皆白，乃不作反于三藩叛乱之时，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且所谓谋反者，必占据城池，积草屯粮，招买军马，打造军器，吾曾有一此乎？”

刑部认定他未参与谋反之事，但又下定论说：“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

然而，最终的定罪，却与谋不谋反无关。几名大学士在联合审讯后，由张廷玉结案上奏说：“王士元自认崇祯第四子，查崇祯第四子已于崇祯十四年身故，又遵旨传唤明代老太监，俱不认识。王士元明系假冒，其父子俱应凌迟处死。”

康熙要朱慈焕死，底下人自然明白怎么操作——假冒前朝皇子，这个罪名既能让清廷摆脱严苛无情的骂名，又能让不管真真假假的帝国潜在敌人消弭于无形。正如孟森所说：“以前朝皇子非罪名，务令以假冒为罪。”真是前朝皇子，那是没罪的，按清廷宣称的政策还必须优待，所以一定要说他是假冒前朝皇子，这样才能定罪。

就这样，75岁的朱慈焕被凌迟处死，他的儿孙也被杀。整个家族遭遇了灭顶之灾，无一幸存。

后来，清廷在修《明史》的时候，为了掩盖被杀的朱慈焕的真实身份，在崇祯几个儿子的排序和名字上做了手脚。朱慈焕自供是崇祯第四子，《明史》却记载崇祯第四子为朱慈炤，第五子为朱慈焕。因第五子早夭的事实众所周知，清廷就可顺势摆脱杀害朱慈焕的嫌疑，而进一步坐实康熙四十七年（1708）凌迟处死的这个“朱慈焕”是个冒牌货。这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历史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它可以掩盖一些事实，也可以制造另一些事实。

总之，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朱慈焕之死，是清朝入关以来“朱三太子”最接近真实的一次现身了。此后，民间仍以“朱三太子”为反清复明的象征，但通通都是假托其名而已。

5

1644年清军入关，对明朝臣民宣布：“义师为尔复君父仇。”我们是替明朝复仇来的，明清的共同敌人是李自成的农民军。这个口号很有迷惑性，一开始颇得明朝臣民的认可，连南明弘光朝都曾计划与清军联手打农民军。

与“替明朝复仇论”相配套的是，清廷多次宣称礼遇和优待明朝皇室子孙。这是顺理成章的，你想啊，不可能我说替你报仇，完了把你全家都杀了吧，这样狼子野心全暴露了，还怎样取信天下！

顺治在即位诏中，承诺明朝宗室贵族“首倡投诚，先来归顺，赴京朝见者，仍给禄养”，只要跟了我，你们的待遇不变，跟明朝一样。清军攻克南京后，重申“遇明朝子孙，素从优厚”。康熙也曾在南巡期间，亲自祭拜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看到陵寝损坏严重，无人专职看守，遂表态说：“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

但事实上，由于明朝实行同姓贵族分封制，皇室成员众多，且在各地拥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南明各政权正是拥戴各个宗室成员建立起来的。所以，清廷对明朝宗室势力颇为忌惮，表面上宣称要优待，要寻访后裔供起来，背地里却对有实力、有身份而可能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明皇室成员采取了斩草除根计划。

怎样不动声色地斩草除根，这是个技术活儿。

康熙拜祭完明孝陵，交代当地寻找明代后裔，地方官最终以“虽经查访，亦难得实”——找了，但明代后裔身份无法核实——而作罢。这是一种人畜无害的说辞，既顾全了皇帝的体面，又不至于真的找个明代后裔供起来，成为民间反清复明的象征。

然而，更多的时候，清廷采用的是“假冒”的罪名，将真真假假的明代宗室成员，一概置于死地。

真身一旦出现，按照清廷宣称的政策，不仅不能加害，还要礼遇优待。这是清廷不愿意承受的结果。因此，不管真假，一概认定为假，这就有了正当杀害的理由，一劳永逸。这就是清廷的如意算盘。上文讲到的所有“明太子案”“朱三太子案”，全部被清廷公开认定为“伪太子”“伪朱三太子”并处死，原因在这里。仅有多铎攻下南京后，一度为了政治需要宣称南京那个王之明是“真太子”，但很快，“真太子”进京后被覆案，重新认定为“伪太子”，匆匆处死。

不仅是各种名目的末代皇子被“打假”，连明朝宗室，清廷也以“打假”之名行杀害之实。

明朝永安王宗室朱华塘，封镇国将军。顺治二年（1645），多铎兵临江南，朱华塘投降后，携清廷恩诏一纸赴湖广招抚，见族中宗室俱已投顺，自己便在九华山出家。后外出化缘，在江西九江被捕。朱华塘当时已经79岁高龄，“衰病垂危”，但清廷仍以“诈传亲王令旨”罪将其处死。一个“诈”字，说明清廷认定这个朱华塘是冒牌货，跟后来康熙时期处死朱慈焕的操作，如出一辙。

明亡后，明朝宗室朱应龙出家为道，改名王道真，暗地里招募英雄好汉，密谋“恢复故业”，后被陕西平凉府捕获。被捕后，朱应龙只揖不跪，自供身世说是“天启东宫太子”。尽管王道真供述东宫太子细节甚详，但清廷仍以“诈称天启东宫”罪将其处死。

但是，问题也来了。清廷自以为以“假冒”之名可以从肉体上消除明朝宗室敌对力量，却没想到，由于那些“真身”迟迟未被认定，导致后续有无数的“真身”冒出来。“朱三太子”在清朝入关后80年内层出不穷，成为孟森所说的社会反清复明的一种“公名”，正是因为清廷从未承认其中任何一个人是真正的“朱三太子”，所以民间始终相信真正的“朱三太子”还活在人间。这就叫“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真假假，官民双方都可以从自身立场出发进行阐释，各取所需。

假如清廷从一开始就“以假为真”，认定具体的一个人为“朱三太子”，那么，哪怕真正的朱三太子现身了，他也难以自证为真，“朱三太子”这个名号的能量想必就会小很多，不至于折磨了清朝几十年。

尽管雍正中期以后，“朱三太子”再未出没（此时“朱三太子”要在世，已经年近百岁，打他的旗号，有违人寿的常识），但“朱三太子案”后遗症，仍然深深笼罩在雍正心中。雍正在他的《大义觉迷录》中说：“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

到了乾隆时期，一个虚构的人物——朱洪英取代“朱三太子”开始走红，成为反清复明的象征性人物。天地会的起源传说中，就主打朱洪英要复兴明朝的点，作为吸纳会众的共同记忆。这也算是“朱三太子”留给乾隆的一个噩梦，终其一生，他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对各种可能存在的聚众谣言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妖术，都十分恐惧，必欲彻查追问到底。

康雍乾在所谓的盛世中，大兴文字狱，说白了也是这种政治性梦魇在作祟。

无论他们如何严苛地打击人心，消灭思想，整个清朝始终无法摆脱统治合法性危机，直至它覆灭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