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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清华名人榜两岸校长梅贻琦（第2页）

北大、清华、南开，各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风格，经济条件也大不相同。

清华由于有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做后盾，经济实力是其他两校无法相比的。如今联合办学，平分秋色，实非易事。抗战初期，别的学校也有合办的例子，但鲜有成功者。例如几所大学曾组建过“西北联合大学”，就是昙花一现。西南联大合作办学近9年，在梅贻琦领导下，彼此团结一致，亲密无间，内创学术自由之风气，外树民主堡垒之形象，在战乱年代，为国家和民族保存了元气，造就了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等在内的一大批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联大的存在、发展和所取得的成就，被公认为是战时教育的奇迹。

西南联大初创的几年里，日本飞机几乎天天来空袭。学校没有防空设施，每有警报响，作为学校最高领导的梅贻琦也跟一般教师一样往学校后面的小山上跑，躲在一片乱坟地里，而且表现出一种沉着镇定、从从容容地气度。曾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陈岱孙先生回忆说：“他这一镇定、坚毅、平等的行为在西南联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在居住方面，梅家也没有与身份相称的什么公馆别墅，而是和普通教授一样租用民房，阶沿上摆几把椅子，便成了所谓客厅。后来从花椒巷搬到西仓坡，一栋小楼，楼上是书房和卧室，楼下便是联大办事处，热闹得很。外出开会办事，梅贻琦多是步行，实在太远就搭别人的车。自己无车可乘，也毫无怨言，因为他“自作自受”，在联大成立之初，就考虑到学校人员多用车紧张，把自己的校长专车交给学校充做公用了。

吃的经常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顿菠菜豆腐汤，全家就很满意了。战时经济困难，教授们的月薪只够勉强维持两三星期的生活。陈寅恪先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又有中央研究院的兼职，薪水远较一般教授高，也有诗曰：“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人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为贴补家用，教授们只好变卖家中衣物等。再往后，卖无可卖，便打小工或做些小手工艺品卖。例如闻一多先生就曾挂过刻章治印的招牌。梅贻琦家境也很困难，夫人韩咏华女士一开始还想为人做佣工，后来被人家认出来，堂堂名牌大学校长、中央委员的夫人，谁还敢雇，只好作罢。回家跟别的教授太太一起做些围巾、帽子等女工，或者做些小食品，拿出去卖。她回忆当时情形说：“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五十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袁教授太太家去做……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前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此外，梅夫人还在大西门旁铺块油布摆过地摊，卖些旧衣物和用毛线头编结的小物件等。

联大的学生也长期挣扎在饥饿线上。梅贻琦先生从重庆政府教育部申请来一些补助金发给学生。他自己有四个子女都在联大上学，却不让他们领一分钱的救济。一个孩子的眼镜丢了，就没有钱再配一副新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八年艰苦的岁月终于熬到了头，联大也完成了历史使命，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宣告解散，三校分别复原北返。梅贻琦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校长。

沦陷期间，清华园被日军占据，做了兵营和伤兵医院，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体育馆被辟为马厩和贮藏室及厨房，图书馆改做手术室和病房，教授住宅成了随军妓院等等，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然无存。为了恢复重建清华园，梅贻琦一方面力争尽可能多地向政府申请拨款并力争保住美退庚款的所有权，另一方面，他大力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使复原后的学校能够迅速治愈战争创伤，顺利开学上课，而且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又有了较大的发展：校园面积从战前的八十多万平方米扩大到10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增加了二十多万平方米，院系设置也有了很大变化，除新增加一个农学院外，原有的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工学院都分别增加了一些专业，另外有研究院下属的二十多个研究所等，教职员工和学生人数也都有所增加。

清华复原重建的两年多时间，正是战争阴云密布、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混乱无序状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征地扩大校园，盖楼设计施工，开学聘师招生等，在今人心目中，哪一项不是炙手可热大有油水的“好事”?哪一项不给主管人员送点什么优惠、提成、劳务费、好处费之类能够办成?梅贻琦手中每年几百万上千万的款项出入，他未曾将其中哪怕一分钱装入自己腰包!

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梅贻琦乘飞机离开了他为之呕心沥血数十载的清华园。那一天，吴泽霖教授在校门口碰见他，问他是不是要走。他说：“我一定要走，我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按照有关规定，清华使用的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基金，只有中国的教育部长和清华大学校长一致同意，才能动用。）离校南下后，他暂时住在上海老友家中。不久即取道香港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会后住在巴黎南郊的一个小镇，同时给在英国伦敦的一个校友拍电报，要他帮忙在伦敦租一间价格低廉的旅馆准备去住一段时间。1949年底，他又飞抵美国，客居于纽约。其时清华基金全部在他掌握之中，他每月却仅仅给自己支薪300元，租住的公寓也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都没有。有人看不下去，甚至说他是“守财奴”，并以“清华基金是‘庚子赔款’，最好尽快花光，以雪国耻”相劝，他却依旧“我行我素”，过自己的俭朴日子。

1955年11月，梅贻琦离开美国到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在此基础上创办台湾新竹清华大学。

在整个新竹清华的创建过程中，梅贻琦仍是一贯的廉洁和节俭。虽然手中握有巨款，但他的办公室却连一套普通的沙发都舍不得买，只有几把藤椅。他曾这样对人说：“学校有点儿钱，要搏节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房子要坚固持久，不要好看舒服。”

梅贻琦廉洁、节俭，但并不吝啬。就他自己，他从不因为生活清苦，用积蓄改善生活。相反，他经常从自己工资中支付各种名目的捐助，从创办义务教育到赈难赈灾，从救济困难师生员工到营救被捕学生，每次他都是“身先士卒”，有许多事例，至今鲜为人知。早年从清华到城里去的路上，常有一些妇女儿童向过往的师生乞讨，梅贻琦每次出门都预备好零钱，从不会让乞讨者失望。他的一个学生林公侠生了重病，经济上陷入困境，他得知后立即汇款救助，并予安慰和勉励：“好好养病，保留此身，将来为国家出力。"梅贻琦去世后，林公侠曾回忆道：“如果当年没有月涵师救济，没钱治病调养，怎能尚生存人间，最难得的是一次再次的救助，而且数目庞大。我一家人都感激他的大恩，永远不忘。”

早期清华大学教授的工资相当可观，任职仅数年，即可置买私人小轿车。梅贻琦做了几年校长，却始终没有一点的私蓄。1955年，他到台湾后，把家眷留在美国。他在台湾挣的钱，无法养活远在美国的夫人。

韩咏华女士只好自谋生计，已六十多岁高龄，仍要做工作，先后在衣帽店打过工，在首饰店站过柜台，在医院做过代班，最后还到一家盲童学校照料过盲童，一直工作到66岁。梅贻琦晚年病重住院治疗，逝世后的殡葬开支等费用，都是由校友们捐助的。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北。在病危期间，有一个加锁的手提包一直放在他的病榻下，谁也不知道装有何物。他去世后，秘书立刻加封，后组织专门人员启封查验，原来全是学校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毫厘不差。

梅贻琦的去世，清华校友感到无比悲痛，他们纷纷撰写挽联和诗文，捐款修建墓园等以寄托不尽哀思。曾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的华裔美籍著名学者顾毓先生的悼诗，表达了众多清华人的心声。诗中这样写道：

没有死亡：青青草原的云雀重复地唱。清华园荷花池畔的钟声赞赏响应!

整整三十年的春风化雨，桃李成行；长城的烽火消散，昆明湖依然宁静。没有死亡：原子炉的临界可以保证。静听呀，宇宙的神秘像呼吸般轻盈，在核心破裂中放射出无穷的巨能。伟大的梅先生，高风长在，英灵永生!

清华小百科

2006年清华大学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紧密合作，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旨在打造迈向国际一流水准的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临床医学”专业纳入清华大学的普通招生计划。2009年清华大学在理学院生物系的基础上成立了生命科学学院，以崭新的姿态全力迎接生命科学发展的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