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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蒙古之文化（第1页）

第二十一章蒙古之文化

辽、夏及金，以殊族而同化于汉族，固不能出中国之范围也。至于蒙古，则不然。成吉思汗之兴，先用兵于西北，至于太宗、宪宗之世，其疆域已据有今之内外蒙古、天山南北路、中国之西北部、阿富汗、波斯之北部、俄罗斯之南部，而分为四大汗国。至世祖时，始灭宋而全有华夏。故蒙古所吸收之文化，盖兼中国、印度、大食及欧洲四种性质，未可专属于中国之系统。是亦吾国历史上特殊之事也。

蒙古之兴，初无文字，太祖之灭乃蛮，始用畏兀字教授子弟，并以记言。

《元史·塔塔统阿传》：“塔塔统阿，畏兀人也。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乃蛮太阳可汗尊之为傅，掌其金印及钱谷。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逃去，俄就擒。帝诘之曰：‘太阳人民疆土悉归于我矣，汝负印何之？’对曰：‘臣职也，将以死守，欲求故主授之耳，安敢有他。’帝曰：‘忠孝人也。’问：‘是印何用？’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帝曰：‘汝深知本国文字乎？’塔塔统阿悉以所蕴对，称旨，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

畏兀即回纥，其文字之起源不可考。

《元史译文证补》（洪钧）：“元之畏吾儿，为回纥衰后分国。”“回纥文字，至今犹存，所谓托忒字体是也，与西里亚文字相仿。故泰西人谓唐时天主教人自西里亚东来传教，唐人称为景教，陕西之《景教碑》，碑旁字两行，即西里亚字，此其确证。回纥之有文字，实由天主教人授以西里亚文字之故，此一说也。回纥人自元以后，大率尽入天方教，而天方文字，本于西里亚，故信教之回人，谓蒙古文字出于回纥，回纥文出于天方，以归功于穆罕默德。此又一说也。”

洪钧（1839～1893）清末外交家。字陶士，号文卿。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参考西方有关资料证补《元史》，撰成《元史译文证补》。开中国史学界利用外国资料研究元史的先例。

当南宋时，中亚各国，多奉回教，其文字通行于西域，故蒙古袭用之。至世祖时，始命八思巴作蒙古新字。

《元史·释老传》：“帝师八思巴者，吐蕃萨斯嘉人。相传自其祖多尔济，以其法佐国主霸西海者十余世。八思巴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大义，国人号圣童。……年十五，谒世祖于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礼。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也。至元六年，诏颁行于天下。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儿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制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据至元诏书，则蒙古字未兴之先，已以汉楷与畏吾儿字并用。蒙古字既颁之后，各国之字，仍副之而行，则蒙古末代宋之时，固亦通用汉文。然蒙古新字，实原本西蕃之字，应属梵文一支系，非若辽、金、夏之文字，仍本于汉文也。

《廿二史劄记》（赵翼）有“元诸帝多不习汉文”一条称：“《元史》本纪，至元二十三年，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先以畏吾字翻译进读，再付纂定。元贞二年，兀都带等进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是皆以国书进呈也。其散见于他传者：世祖问徐世隆以尧、舜、禹、汤为君之道，世隆取《书》传以对。帝喜曰：‘汝为朕直解进读。’书成，令翰林承旨安藏译写以进。曹元用奉旨译唐《贞观政要》为国语。元明善奉武宗诏，节《尚书》经文，译其关于政事者，乃举文升同译。每进一篇，帝必称善。虞集在经筵，取经史中有益于治道者，用国语、汉文两进读。译润之际，务为明白，数日乃成一篇。马祖常亦译《皇图大训》以进，是凡进呈文字，必皆译以国书，可知诸帝皆不习汉文也。”（按历代北方种族入居中夏，多通汉文，惟元不然，是一异点。）

蒙古部族复杂，又以兵力戡定西北各地，所抚驭之部族益多。故在元世，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之别。《辍耕录》称元代蒙古有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汉人八种。据近人所考定，则蒙古支派，有蒙古及黑塔塔儿、白塔塔儿、野塔塔儿四大系。柯劭忞《新元史·氏族表上》：

柯劭忞（1850～1933），近代历史学家。字凤荪、凤笙，号蓼园。著有《新元史》、《译史补》、《文选补著》、《说经札记》、《蓼园文集》等。

蒙古民族，凡阿兰豁阿梦与神遇，生三子之后，为尼而伦派，曰哈特斤氏、萨而助特氏、泰亦兀赤氏、哀而狄于氏、西族特氏、起讷氏、奴牙特氏、兀鲁特氏、忙兀特氏、巴邻氏、苏哈奴特氏、贝鲁刺思氏、黑特而斤氏、札只刺忒氏、都黑拉特氏、贝亦速特氏、苏嘎特氏、乌而讷兀特氏、亨力希牙特氏。其余为都而鲁斤派，亦称塔立斤派，曰都而斤氏、乌梁黑特氏、鸿火拉特氏、亦乞列思氏、呼慎氏，苏而徒思氏、伊而都而斤氏、巴牙乌特氏、斤特吉氏，皆为黑塔塔儿。非蒙古人而归于蒙古者，曰札剌儿氏、苏畏亦忒氏、塔塔儿氏、蔑儿乞氏、郭而路乌忒氏、卫拉特氏、贝格林氏、布而古忒氏、忽里氏、土斡剌斯氏、秃马特氏、布而嘎勒氏、格而谟勒氏、忽而罕氏、赛哈亦忒氏，皆为白塔塔儿。曰乌拉特氏、帖楞格特氏、客斯的迷氏、林木中乌梁黑氏，皆为野塔塔儿。盖拉施特所述蒙古支派如此，今列而序之，参以《秘史》，证其差别，为蒙古氏族表。至色目氏族，则以见于史传者为据。陶宗仪所称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舛讹重复，不为典要，故弗取焉。（拉施特FadlAllahQashidEddin，波斯人，其书以波斯文制成，名DjamiUtTewarikh，译言《世界史》。）

色目人凡二十三族，

《新元史·氏族表》：“色目人曰畏吾氏、唐兀氏、康里氏、乃蛮氏、雍古氏、钦察氏、伯牙吾氏、阿速氏、乞失迷儿氏、赛夷氏、乌思藏掇族氏、回回氏、于阗氏、阿里马氏、昔里马氏、古速鲁氏、也里可温氏、木速蛮氏、哈剌鲁氏、答失蛮哈喇鲁氏、今鲁氏、阿鲁浑氏、尼波罗氏。见于史传者，凡二十有三族。”

外此则汉人中，尚有契丹、高丽、女真、渤海等族，

《辍耕录》（陶宗仪）：“汉人八种：契丹、高丽、女真、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亦歹、渤海。”

以与宋之南人混合。故蒙古入中国，实为异族与汉族大混合之时期。当时女真之人多改汉姓。

《辍耕录》：“金人姓氏，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乞石烈曰高，徒单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颜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移剌曰刘，翰勒曰石，纳剌曰康，夹谷曰仝，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斡准曰赵，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阿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仆散曰林，术虎曰董，古里甲曰汪。”

《辍耕录》，又名《南村辍耕录》。元代史学家、文学家陶宗仪（1329～约1412）所著的历史笔记。

蒙古、色目人与汉族又互相仿效，更易名姓，氏族淆惑，乃不可辨。

《陔馀丛考》（赵翼）：“元时蒙古、色目人有同汉人姓名者。如察罕帖木儿，系出北庭，以祖父家于颍州，遂姓李，字庭瑞。丁鹤年，本西域人，以其父职马禄丁为武昌达鲁花赤，遂以丁为姓，而名鹤年。又有内地人作蒙古名者：如贺胜，鄠县人，字伯颜。杨朵耳只及来阿八赤，皆宁夏人；刘哈喇不花，本江西人；褚不华，本隰州人；昂吉儿，本张掖人；朵儿赤，本宁州人；杨杰只哥，本宝坻人；李忽兰吉，本陇西人；抄儿，本汴梁阳武人。谢仲温，本丰州人，而其孙名孛完；綦公直，益都人，而其子名忙古台。事俱见《元史》，亦一时风尚也。”

又其时蒙古、色目人皆散处各地，且有与内地人联姻者，血统之杂，益可见矣。

《陔馀丛考》：“元时，蒙古、色目人听就便散居内地。如贯云石，乃功臣阿里海牙之孙，而居江南；葛逻禄乃颜，随其兄宦游，而居浙之鄞县；萨都刺，本答失乃蛮氏，而为雁门人；泰不华，本伯牙吾氏，其父塔不台始家台州；余阙，本唐兀氏，其父始居庐州；肖乃台，本秃伯怯烈氏，而家东平；忽都铁木禄，本赤合鲁氏，而家南阳；彻里，本燕只吉台氏，以曾祖太赤封徐、邳二州，遂家徐州；怯烈，本西域人，而家太原；察罕，本西域人，铁连，本乃蛮人，而皆居绛州；孟防，本西域人，而居北平；纥石烈希元，本契丹人，而居成都；伯颜师圣，本哈刺鲁氏，而居濮阳；石抹宜孙，以其父镇台州，遂家于台明；史道同，河间人，其先蒙古族也；又赵荣，其先本西域人，元时入中国，家闽县，遂为闽人，如此类者甚多。顾嗣立《元诗选》所谓元时漠北诸部仕于朝者，多散处内地，是也。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以从官南方者多不归，遣使尽徙北还，可见自元初，色目人已多散处他邑。不宁惟是，更有与内地人联姻者：如伯颜不花之母鲜于氏，乃鲜于枢之女；松江人俞俊，娶也先普化之侄女。《元史》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久任，多与所部人联姻，乃诏互迁其久任者。”

蒙古之兴，仅奉初民所迷信之神教，其后军锋所及，**回、耶各教教堂教士，恒极残虐。

《元史译文证补》：“太祖攻围布哈尔城，城中伊玛姆暨文士等出降。帝入城，见教堂，疑是王宫，驻马问。民以教堂对，帝下马入堂，谕马饥，速饲马，因取经箱为马槽，令教士守马，又以酒囊置堂中，传集讴者歌舞。蒙兀兵亦歌呼为乐。”

《拔都传》：“破物拉的迷尔城，二守王战没，嫔御官绅皆入礼拜堂拒守。焚以火，薰灼尽死。”

物拉的迷尔，今译弗拉基米尔，俄罗斯古城。

然辖地既广，宗教各别，势亦不能取而一之，故各教之民，咸仍其旧。而蒙古之人，反多同化于他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