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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魂灵 俄国 NV 果戈理 作 序言（第1页）

死魂灵俄国N·V·果戈理作序言

一

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在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史上，是占着特殊的地位的。这是有艺术价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中呈现着出于伟大的艺术家和写实主义者的画笔的，俄国社会的生活的巨大而真实的图像。在这小说里，俄国的诗人这才竭力将对于旧习惯的他个人的同情和反感，他的教化的道德的观察，编入他的小说和故事里面去，而又只抱定一个希望：说出他所生活着的时代的黑暗方面的真实来。

由这意义说，《死魂灵》之在俄国文学史上，是成了开辟一个新时代的记念碑的。

在十九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所谓“浪漫谛克”和“感情洋溢”的时期——中，不住的牵制着俄国诗人的，只有一个事物，就是他个人。什么都远不及他自己，和一切他的思想，心情，幻想的自由活动的重要。他只知道叙述一切环境，怎样反映于他自己，即诗人；所以他和这环境的关系，总不过纯是主观的。但到十九世纪的第四个十年中，艺术家对于自己的环境的这主观的态度，却很迅速的起了变化，而且立即向这方向前进了。从此以来，艺术家的努力，首先是在竭力诚实地，完全地，来抓住人生，并且加以再现；人生本身的纷繁和牴牾，对于他诗人，现在是他的兴趣的最重要的对象了。他开始深入，详加析分，于是纯粹地，诚实地，复写其全体或者一部份。艺术家以为最大的功劳，是在使自己的同情和反感退后，力求其隐藏。他惟竭力客观地，并且不怀成见地来抓住他所处置的材料，悉数收为己有。

艺术家的转向客观的描写，有果戈理这才非常显明的见于俄国文学中，在《巡按使》和《死魂灵》上，我们拥有两幅尼古拉一世时代的极写实的图画。果戈理是在西欧也负俄国文学的盛誉的所谓“自然主义”派的开基人。一切俄国的艺术家，是全都追踪果戈理的前轨的，他们以环境为辛苦的，根本的研究的对象，将它们作为全体或者一部份，客观的地，但也艺术的地再现出来。这是一切伟大的俄国艺术家的工作方法；从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基和阿思德罗夫斯基以至冈察罗夫，托尔斯泰和萨尔蒂珂夫—锡且特林。如果他们之中，有谁在他的著作里发表着自己的世界观，并且总爱留连于和他最相近的形态；如果他在真实的图像中，织进他个人的观察，肯在读者前面，说出一种信仰告白来，那么，他的著作先就是活真实的伟大而详细的肖像，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的记念碑：并非发表着他个人的见解和感情，却在抓住那滚过他眼前的人生的观念和轮廓。

果戈理的创作，在俄国文学的发达上，该有怎样的强大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偏于教训的哀情小说，无关人生的传奇小说，以及散文所写的许多抒情诗似的述怀，都逐步的退走，将地方让给环境故事——给写实的，逼真的世情小说和它那远大的前程：给提醒读者，使对于人生和周围的真实，取一种批评态度的散文故事了。

二

然而一开始，就毅然的使艺术和人生相接近的作家——尼古拉·华希理维支·果戈理（一八〇九—一八五二）——在天性上，却绝非沉静的，冰冷的观察者，或者具有批评的智力，和那幻想，知道着控制他猛烈的欲求的人。

果戈理是带着一个真的浪漫的魂灵，到了这世界上来的，但他的使命，却在将诗学供献于写实的，沉著而冷静的自然描写，来作纯粹的规模。在这矛盾中，就决定的伏着他一生的全部的悲剧。

果戈理是纯然属于这一类人的，他以为现世不过是未来的理想上的一个前兆，而且有坚强的信仰，沉酣于他的神灵所授的使命。

这一类人的精神的特质，是不断的举他到别一世界去——到一个圆满的世界，他在这里放着他所珍重的一切：对于正义的定规的他的概念，对于永久之爱的他的信仰，以及替换流转的真实。这理想的世界，引导着他的一生，当黑暗的日子和时间，这就在他前面照耀。随时随地，他都在这里发见他的奖赏，或者责罚和裁判，这些赏罚，不断的指挥着他的智力和幻想，而且往往勾摄了他的注意，使他把大地遗忘；但当人正在为了形成尘世的存在，艰难的工作时，它却更往往是支持住他的柱石。

一个人怀着这样的确信，他就总是或者落在人生之后，或者奔跑在这之前。在确定和现实的面前，他能够不投降，不屈服。实际的生活，由他看来几乎常是无价值的，而且大抵加以蔑视。他要把自己的概念和见解，由实在逼进梦幻里，还往往神驰于他所臆造的过去；然而平时却生活于美丽的将来的豫先赏味中：对于现实的一种冷静的批评的态度，和他是不相合的，因为他总以成见来看现实，又把这硬归入他信为和现实相反的人生要义里去了。他不善于使自己的努力和贮力相调和，也不能辛苦地，内面的地，将他的所有才能，用于自己的生活的劳作；极困难的问题，在他是觉得很容易解决的，但立刻又来了一个小失败，于是他就如别人一样，失掉了平衡，使他不快活。他眷恋着自己所安排的关于人生的理想和概念，所以要和这形成我们的生活的难逃而必然的继承部份的尘世的散文相适应，是十分困难的。

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浪漫者”，这用的是一个暗晦的老名词，所指的特征，是感情的过量，胜于智力，狂热胜于瞬间的兴味。

人和作家的果戈理的全部悲剧，即成立在这里面，他那精神上的浪漫的心情，因为矛盾，只得将他自己的创作拆穿了。他是一个浪漫者，具有这典型的一切性格上的特征，他爱在幻想的世界，即仰慕和豫期的世界中活动，这就是说，他或者美化人生，加以装饰使这变成童话，或者照着他的宗教和道德的概念，来想象这人生。他在开口于他的梦境和实状之间的破裂之下，有过可怕的经验，他觉察到，但做不到对于存立和确定，用一种健全的批判，来柔和那苦恼和渴慕的心情。他也如一切浪漫者一样，偏爱他自己所创造的人生理想，而且——说起要点来——他所自任为天职的，是催促这理想的近来，和准备在世界上得到最后的胜利。他不但是一个梦幻的浪漫者，却也是一个战斗的浪漫者。

然而在一切他的浪漫的资质中，果戈理却具有一种惊人的天禀，这就造成了他一生中的所有幸福和美点，但同时也造出所有的不幸来：他有特别的才能，来发见实际生活的一切可怜，猥琐，肤浅，污秽和平庸，而且到处看出它的存在。生活的散文的方面，是浪漫者大抵故意漠不关心，加以轻视，或者想要加以轻视的，但这些一切，却都拥到果戈理的调色版上，俨然达到艺术的具体化了。天性是这样的浪漫者，而描写起来，又全为非浪漫的或反浪漫的一个这样的艺术家如果戈理的人，产生的非常之少。所以艺术家一到心情和创作的才能都这样的分裂时，即自然要受重大的苦恼，也不能从坚牢的分裂离开，这分裂，是只由这两种精神中的一种得到胜利，这才能够结束的：或者那用毫无粉饰的散文来描写人生的才干，在艺术家里扑灭了他的精神的浪漫的坚持，或者反之，浪漫的情调由艺术来闷死和破坏了诚实地再现人生的力量。

实际上是出现了后一事：果戈理的对于写实的人生描写的伟大的才能消失了，他总是日见其化为一个宗教和道德思想的纯粹而率直的宣讲者。但当已将消灭之前，这写实的能手却还灿然一亮，在《死魂灵》里，最末一次放出了他那全部的光辉。

三

这部长篇小说是果戈理的天才的晚成的果实。是他的幻想的浪漫的倾向和他的锋利而诚实的人生观察的强有力的天禀之间，起了长久的争斗之后，这才能够完成的著作。

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狄亢加乡村的夜晚》（一八三一至三二年）里，这分裂的最初的痕迹就已经显然可见了。在这小说里，果戈理是作为一个小俄罗斯生活和下层民众的描写者而出现的，但同时也是幻想的诗人，将古代的传说从新创造，使它复活。这最早的作品很分明的可见两种风格的混合，但其间自然还以梦幻的一面为多。就是自然叙述和所写人物中的许多性格描写，也保持着这风格——纵使果戈理固然也并不排斥用纯粹的简朴和一致的精神以及真正的写实法，来表现别的人物和情形。从这两种风格的混合，如喜和悲，哭和笑的交替的代谢，就清楚的显示着诗人的创作还没有取得确定的方向，然而其中也存留着印象，知道艺术家的魂灵，那时已经演过内面的战斗了：梦幻者的理想主义，不能踏倒那看穿了实际上的一切可憎和庸俗，而他自己却竭力在把握并显示别一种更崇高，更理想的意义的写实者的强有力的天资。

关于艺术的创作的这崇高而理想的意义，果戈理是在开始他作家事业的第一年，就已大加思索的。那时特别烦扰着他的，是浪漫者非常爱好的主题，就是凡有梦幻者，理想者和艺术家一遇到运命极不宽容地使讨厌的，严酷的现实和他冲突的时候，就一定提了出来的那苦恼。果戈理在他的短篇小说《肖像》里，就很深刻的运用了梦幻和生活之间的分裂的问题。

这篇小说的梗概极像霍夫曼[1]的一篇故事。那故事叙述着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精神的传奇，他为了贪欲，便趁时风，背叛了真正的，纯粹的，崇高的艺术，但待到他知道自己的才能已经宣告灭亡的时候，就发狂而死了。这不幸的艺术家的恶天才是反基督教者的幻想的肖像，用一种极写实的，或者简直是自然主义的艺术写就，在这图画里显现着反基督教者的一部分的魂灵。

艺术应该为理想效力，却非连一切**和可憎也都在内的真实的再现——这是这一篇故事的根本思想——，向我们讲说这道德，是托之艺术家怎样受了肖像的危险影响，贪利趋时，终于招了悲剧的死的，而这肖像，乃是一幅太写实主义者的艺术的作品。

果戈理也如德国的浪漫者一样，在艺术中抓着一种崇高的，近乎宗教的信仰。然而他的艺术观却不能把总是起于梦幻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之间的面前的矛盾遮蔽起来。他就在眼前，看见这开口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深渊，而这目睹，对于他却有些骇怕和震悚。这里只有一个方法了，忘却它：震撼和损害，在精神上无足轻重。这是两篇故事《涅夫斯基大街》和《狂人日记》的主题。

然而在果戈理的创作里，渐渐的起了决定的转变了。他对自己的才能让了步，他服从它，走向现实和真实的描写去；他不再将它们美化，理想化了；它们怎样，他就照式照样的映下来，首先是一向很惹了他眼睛的消极的方面。现在是他和这庸俗的，陈腐的，龌龊的真实，在艺术的原野上相冲撞了，于是当面就起了严重的问题，这是他在《肖像》里也已经提出过了的：“如果艺术来描写龌龊和邪恶，而且写得很自然，很生动，几乎有就是这龌龊和这邪恶的一片，粘在艺术品上的样子，那么，艺术也还在尽它高尚的使命吗？”

不过果戈理并不能长久抗拒他的才能。他的艺术，就一步一步的和生活接近起来了。这接近，从他那一八三四年集成出版的浪漫的故事，名为《密尔格拉特》的短篇小说集子中，尤其可以分明的觉得。

这些小说中之一的《旧式的地主》，是一首简朴的牧歌，是一个两样入于凋零的人生的故事：是一篇心理学的随笔，那幽深和诗趣，是没有一首浪漫的牧歌所能企及的。善感的和浪漫的作家，都喜欢这一类令人感激的主观的东西，就如两个爱人，远离文明的**，同居于天然的平和之中的故事。《旧式的地主》是一个极好的尝试，用这材料，把浪漫的要素来写实的地，人工的地修补了。寂寞荒凉之处，有一座小俄罗斯的村庄——这里有倦于世事而无所希望的男主角，和幽郁的，或是易受刺戟的女主角——一对老夫妇；但虽然简朴和明白，却到处贯注着深的真实和诗情。这在果戈理的创作上，表示着写实主义对于浪漫派的一个决定的胜利。

在历史的故事《塔拉斯·布尔巴》中，给我们的面前展开了完全两样的诗的境界。这里也看出从早先的理想化的风格，向着写实主义的分明的转变来，但自然以在一部历史小说上所能做到的为限。果戈理的大著作《塔拉斯·布尔巴》里所描写的景物，那价值是不可动摇的。这故事的内容，所包含和那复杂，恐怕不下于《死魂灵》；从中也可以发见各种典型和插话的一样的丰富，做法的一样的有力和一样的急速的步骤。心理的活动，《塔拉斯·布尔巴》里也恐怕比果戈理的任何别的作品还要深，因为主角的感情，在这里比《死魂灵》里所用的人物更认真，更复杂。《塔拉斯·布尔巴》——是一篇历史的叙事诗，也有一点理想化。这里面生活着古代传说的精神，但所用的人物的心境，却总是真实的，并且脱离了浪漫的过度吃紧。萨波罗格的哥萨克民族的古代，和他们的服装，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和犹太人以及波兰人之间所发生的战争——这些一切，都用了一种神奇的真实，描写在《塔拉斯·布尔巴》中；还在里面极老练的插入了叙述和描写的要素；这些又并不累及著作，倒使它更加活泼，更加绚烂起来。《塔拉斯·布尔巴》由那描写的史诗式的匀称，制作的尚武的精神，以及首先在性格的完成和插话的精湛这方面来看，它的模样是小俄罗斯的伊里亚斯[2]——而且写实主义还容许考古学也跟着传说在历史故事里作为艺术的要素，它冲进这叙事诗里了。

但写实的描写艺术，果戈理却从他那有名的笑剧《巡按使》（一八三六年），这才达到很真正的本色的完成。

果戈理是属于创造“俄国的”戏剧，把俄国的生活实情，不粉饰，不遮掩地搬到戏台上来的数目有限的诗人群里的。俄国的国民戏剧的历史，由望维旬的笑剧开头。在这剧本里，用了十足的诚实，描写着加迭林娜一世时代的贵族地主，然而这里还觉得有一种并不可爱的要素：浮躁的讲道理。也是贵族，不过这回是都市的官僚，那情景在格里波也陀夫的《苦恼由于聪明》里上演了，这是天才的讽刺，却决不是天才的笑剧。而且那真实也表现得失却了本相：只是一种法国式文学传统的收容。

在《巡按使》里，是俄国的官场到底搬到戏台上来了。关于这笑剧的对象，其实是看客早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的作家所做的，其中攻击着腐败邪恶和向收贿讲着道德的冗谈的真正中庸的一批剧本上，看得很为熟悉的了。《巡按使》却只要这一点就比这批剧本更出一头地，就是所描写的典型都是真实的活人，看客随时——倘若并非全体，那就是部分的代表者——都能够在他四近的邻人们中遇见。果戈理之后有阿思德罗夫斯基，他的剧本把商界搬上了戏台，而且使俄国生活的图画，达到几种很有意义的样式。这就是三个“黑暗世界”——贵族，官场和商业的世界，从此以后，就在戏台上用这真实的黑暗方面警醒了太倾于理想的俄人。最末，这类剧本中又增加了新图像，臻于完全了——是下等人民的黑暗世界的图像：在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力》的剧本中。

果戈理在他的笑剧里，在紧钉着社会生活的社会的弊病和邪恶的全体上，挥舞着嘲笑的鞭子：他把政务的胡涂，庸俗和空虚搬上了戏台，并且惩治官僚界，就是把他们委给一个大言壮语者，空洞的饶舌者的嘲笑和愚弄，还由他来需索他们。但幸而他终于使他们站在合法的审判者之前，还派来一个宪兵，这才使他们恍然大悟。这笑剧在第一幕不过是严谨的客观的和事实的，临末就自然很分明的闯出了道德。警察局长来得非常胡涂，本身就尽够嗤笑和轻蔑，对于他自己的性格描写，更无需强有力的言语。宪兵的出现，是恰如在《假好人》[3]的末一幕里一样，当作法律的代表，来镇静看客的；他通知他们，政府的眼睛是永远开着的，纵使大家以为它闭着。然而诗人的拔群的艺术的才气，是懂得整顿道德和环境的真实以及典型的活泼的不一致的。在这以前，看客总在剧本的种种紧凑的时候，从戏台上得到教训的言论，但《巡按使》里却完全缺少这言论。这笑剧是一种全新的，异样的创作；它绝不采取戏剧艺术的熟悉的形式，因为它并非一本容易感动的笑剧，也不是一本趣剧，又不是道德的戏文。

这作品给它的创造者运来大苦痛和许多的失望，因为这引起了对于他的极猛烈，极矫激的不平。他用旅行，来疗救他精神的忧愁和对于同类市民的愤懑。这是果戈理常用于自己的幽郁和精神的疲倦的方法，那效验，确也比一切药饵更切实，更不差。这倾慕漫游和变换居住，是发于他那浪漫的才情的。关于这一点，他和一个为企慕，忧愁，郁积所驱策，竭力要离开故乡，向新的，远的祖国的海涯去的热狂者，很有许多类似。果戈理也有这样的一个辽远的祖国，虽然他原以神圣的爱，爱着俄国，而在外国的人们里，也并不觉得安闲。他还有一个巨大的眷爱：意大利。

果戈理也常常推究他那漫游和旅行的热情，搜索原因，以解释自己的游牧生活；他归原于自己的必须多换气候的疾病，以及倘要研究人们和生活，写进他的作品里面去，就还有间隔之处的艺术家的纯粹的精神的需求。如果他很久之后，重回俄国来，就觉得好象有些后悔，而且很增涨了对于故乡之爱；然而这感觉，一遇着招他远行的难以言传的热望，也就颓然中止了，他的魂灵上带着一种病，这病在世纪之初曾经君临西欧，将人们拉开故乡，渴仰着遥远的天涯海角——这病，裴伦和夏杜勃良[4]都曾经历过，并且给修贝德[5]由此在他那谣曲《游子》里，在这三十年代一切俄国青年男女所心爱的谣曲里，发见了非常神异的音乐的表现的。

然而，果戈理从五年间（自一八三六至一八四一）的国外旅行所携来的，却并非一本悲观的日记，也不是一篇感情的史诗。他带来了《死魂灵》的第一部：一部小说或者一篇诗，其中庆祝着年青的俄国写实主义的大胜利。这是果戈理在诗界上所获得的决定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