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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9章 甜煞（第1页）

这件事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江城的一户普通人家说起。这户人家姓李，住在江城的老城区。那时候，国家的整体生活水平已开始缓慢好转，老百姓家里揭不开锅的极端情况确实少见了，但要说过得多么宽裕幸福，却还远远谈不上。李家人口简单，只有老两口和两个早已成年的儿子。然而，这个家庭却背负着无比沉重的厄运——两个儿子不知在何处，双双染上了当时令人闻之色变的“肺痨”，也就是肺结核。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一旦患上，几乎等同于被宣判了漫长的死刑，要么依靠昂贵且难以持续的药物治疗勉强维持，要么就只能眼睁睁看着生命枯萎。高昂的药费迅速榨干了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使得他们的生活捉襟见肘，连吃饭都成了需要精打细算的难题。雪上加霜的是，李家的二儿子，不但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还伴有着极其严重的精神疾病。他的病并非寻常的抑郁或自闭，按现在的说法，是典型的狂躁型精神病，具有强烈的攻击倾向。一旦发作起来，力大无穷，性情暴戾，七八个邻居壮汉合力都常常制不住他。而且，这个患病的儿子有个极其古怪的特点：无论发病时多么狂暴难抑，只要拿到一串糖葫芦，就能奇迹般地慢慢平静下来。这在当时是个大难题。糖葫芦并非四季常有的零食，尤其是能让他安静下来的那种，据说必须是用河北蓟县产的那种硬邦邦的大山楂，去核后挂上晶莹的糖壳才成。夏天没有山楂上市，他若发病，家人便只能硬扛着。即便是冬天，糖葫芦对李家来说也是价格不菲的“高档零食”，不能轻易购买。通常，他发作时，家人先是尝试用绳子捆缚，或用凉水泼醒，只有到了万不得已、实在无法控制的境地，才会咬牙去买一串糖葫芦来。而他认准的糖葫芦，还必须是城南一个姓陈的人家做的。这陈师傅没有店面，就在自己家里熬糖制作，但因手艺精湛，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每到山楂上市的季节，他家门口总是排着长队。这疯子的另一个症状，则是让所有知晓此事的人都感到心底发毛，觉得邪门。他一旦发病，眼中所见之人，全都变成了“鹅”。他指着父亲喊“鹅”，对着邻居叫“鹅”，甚至在最严重的时候，曾持刀追砍自己的母亲，在院子里狂奔，嘶吼着：“妈是只大鹅！我今天非要宰了你！”即便身边空无一人，他也常会缩在角落，满脸惊恐地对着空气挥舞，嚷嚷着有一只“巨大的鹅”在追他。人们问他鹅有多大，他比划着，眼神涣散地说：“两人高！就在后头追我！你们闪开，我要弄死它！”因此，每次他发病，在他扭曲的认知里，整个世界的人都变成了可憎的鹅。街坊四邻私下议论，都说这孩子怕是“撞了邪”。老江城人，吃鸭子的常见，但鹅却极少出现在餐桌上，尤其在那个年代，城市里几乎没人养鹅。这“鹅”的意象，到底从何而来？无根无据，更添诡异。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一晃过了五六年。直到有一天，一场惊天惨案打破了表面的平静。之前提到的，那位做糖葫芦的陈师傅家，有人惊慌失措地报了警。警方和邻居赶到现场，院内的景象让见多识广的老民警都倒吸一口凉气——陈师傅一家四口，无一幸存，横尸院内屋内，死状极惨。初步检查，所有死者身上都有多处深可见骨的砍伤，凶器推断是普通的家用菜刀。凶手杀人意图极为坚决，刀刀致命，有些砍偏的力道甚至将门框都劈裂了木茬。整个现场血腥弥漫，凶手的目的明确：不留一个活口。陈师傅一家以做糖葫芦为生，兼做些木匠活，为人本分和善，街坊口碑很好，不像会结下如此深仇大恨的人。警方调查一时陷入僵局。然而，就在现场排查时，有邻居向警方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当天下午，曾看见一个浑身湿漉漉、眼神慌乱的年轻男子，疯疯癫癫地从陈师傅家跑出来，那人正是常来买糖葫芦的熟客之一。警方根据这条线索，在附近迅速排查，不到二十分钟，便锁定了此人的住所——正是李家的那个精神病儿子。民警赶到李家时，那人正坐在屋里，若无其事地吃着晚饭。面对警方的质询，他竟毫不否认，反而理直气壮：“是我干的，怎么了？我不就是去那家杀了一屋子大鹅吗？关你们什么事？”态度甚至比办案警察还要强硬。警方当即将其制服，戴上手铐押回局里。押解路上，这人一直反复嘟囔：“砍死了几只大鹅……有高的，有矮的……死了还嗷嗷叫……”几个经验丰富的老警察一听这颠三倒四的话，心里便是一沉，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起精神病患者制造的惨案，案情会变得非常棘手。果然，回到局里正式讯问时，嫌疑人满嘴胡言乱语，逻辑全无，确诊为严重精神疾病无疑。但灭门惨案非同小可，即便嫌疑人有病，必要的笔录和调查程序也必须走完。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就在审讯室内围绕一些荒唐“口供”纠缠不清时，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一名负责现场勘查的年轻警员有紧要情况需要汇报。据后来讲述此案的老警察说（他正是当时参与办案的人员之一），那位年轻警员虽然从警时间不长，但观察力非常敏锐。他在陈师傅制作糖葫芦的灶台边，发现了一个用最大号牛皮纸信封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里面竟是几十个风干了的鹅喙（鹅嘴）。每个鹅喙上都刻画着一些难以辨认的、歪歪扭扭的奇特花纹。信封底部，还积着一层暗褐色的粉末，像是将这些鹅喙研磨后留下的。此外，灶台附近还散落着其他六七种料袋，经检查多是来自南方的特殊香料，本地人很少使用。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灶台上一个大碗里，盛着满满一碗混合粉末，年轻警员初步判断，其主要成分正是鹅喙粉，混杂了那些南方香料。年轻警员立刻检验了熬糖的锅和未卖完的糖葫芦，果然在糖稀和糖壳中都检测到了这种特殊粉末的成分。老警察听到这番汇报，瞬间感到一股寒意从脊背窜起，汗毛倒竖！因为从抓获嫌疑人开始，这人嘴里就一刻不停地念叨着“鹅、鹅、鹅”，声称自己在现场杀的都是“鹅”。现在现场竟真发现了大量诡异的鹅喙和以此为原料制成的粉末，这离奇的关联让人头皮发麻。但这如何解释？难道吃了掺有鹅喙粉的糖葫芦，就会让人发疯，产生看到“鹅”的幻觉？这完全超出了常理认知。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案子在警方内部引起了种种猜测和遐想，大家都觉得碰上了无法用常理解释的怪事，但谁也给不出确切的答案。大约三个月后，判决下来了。李家那个患病的儿子，因被鉴定为重度精神分裂症，无刑事责任能力，未被提起刑事诉讼，最终被送往一所封闭的精神病院，无限期强制治疗。故事到这里似乎结束了，但那个巨大的谜团始终萦绕在知情者心头。讲述故事的老警察说，这个案子是他年轻时遇到的，成了心里一直过不去的坎。但后来工作繁忙，尘封的案卷渐渐被时间掩盖。直到十五六年后的某一天，当时已升职的老警察接到报案，说在城郊“大杨坊”一带的农村，发现一个非法生产酱货的黑作坊，制作诸如酱肘子、酱豆腐干之类的食品。生产环境脏乱不堪，如同猪圈。报案人并非普通举报者，而是受害者家属——他家老人吃了从早市买来的该作坊酱货后，竟像上了瘾，每天非吃不可，而且越吃人越迷糊，一个多月后，彻底疯了。家属这才惊觉食物有问题，愤而报警。起初，老警察并未将此事与多年前的糖葫芦灭门案联系起来，只当是又一起黑心作坊案。然而，当他带队赶到“大杨坊”的黑作坊现场，在肮脏的灶台边进行搜查时，一个熟悉的景象让他如遭雷击——又是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的，赫然是风干的、画着怪异花纹的鹅喙，以及同样配比的混合粉末！与他十几年前在糖葫芦陈师傅家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老警察回忆说，当时他后背的汗毛“嗖”地一下全立了起来，冷汗瞬间湿透了内衣。十几年了！怎么还有人在用这东西？这一次，他抓住了活着的使用者——黑作坊的老板。老警察暗下决心，一定要从这人口中撬出真相，给自己多年来的困惑一个交代。然而，审讯结果却并不顺利。老板显然不是惯犯，进了警局吓得几乎瘫软，问什么答什么，态度极其配合，但说出来的内容却含糊不清、不得要领。他最终交代的版本是：多年前他去云南旅游（或办事），偶然结识了一位当地的“师傅”，那人自称有秘法，能将普通食物变得让人吃了还想吃，从此离不开。老板起初怀疑对方用了违禁药品，但那位“师傅”给了他一份采购清单，所列材料（包括鹅喙和那些香料）确实都是市面上能买到的普通东西，并不违禁。只是对方强调，每个鹅喙上必须亲手画上他传授的那种特定花纹，否则“就不灵验”。老警察凭借多年的审讯经验判断，这个吓破胆的老板知道的恐怕也就这么多了，再追问也问不出更核心的秘辛。此事之后，老警察始终耿耿于怀，利用各种机会向人打听。后来，他一位朋友的爷爷，一位早年曾在云南当过兵的老人，听完他的叙述后，给出了一个让老警察觉得相对“靠谱”的解释。老人说：“云南那地方，早年间稀奇古怪的事情多了。我们当兵那会儿，有些当地的老师傅，本事邪乎得很，据说死了没多久的小动物，他们都有法子弄得好像还能动似的。所以你遇到这种用鹅嘴粉掺在吃食里，让人上瘾发疯的，不算最稀奇的。至于为什么有的人吃了只是上瘾，有的人却直接疯了，就跟吃药一样，体质不同，反应也不同。这应该是一种偏门‘蛊术’的变种或者残留，现在早就断了传承，会的人没几个了。就算有人知道点皮毛，也根本弄不明白真正该怎么用。像你说的这个，拿这么邪门的东西去鼓捣糖葫芦、酱肘子卖钱，我看呐，就是个半吊子，蠢货罢了。”这个解释，连同那风干的鹅喙、诡异的花纹、疯狂的病人，以及两起跨越十多年的离奇案件，一起构成了这个令人脊背发凉的故事的全部。真相或许永远沉没在边陲秘术的幽暗传说里，只留下都市怪谈中，一个关于“鹅”的惊悚注脚。：（）中国民间奇闻诡事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