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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程（第3页）

这一阶段美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很低，农业占据主导地位。根据179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当时有95％的美国人居住在乡村。城市数量少、规模小，人口超过2500人的地区就可以算做市区。由于海运的发展，特别是与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海洋贸易的日益频繁，最早的一批美国城市出现在大西洋沿岸，城市功能多以商业贸易为主，如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费城等。1825年，伊利运河竣工，连接纽约和五大湖地区的运河网络基本形成，原有港口城市可以控制的腹地不断扩大，原材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地域开始向西部内陆地区扩张，芝加哥、底特律、密尔沃基等城市逐渐兴起。

2。城市化加速阶段（1830—1930年）

这一阶段是美国城市化迅猛发展的时期，无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还是城市数量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一方面，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对这一阶段美国城镇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1851—1920年间，平均每年仅从欧洲迁入美国大陆的移民就达39万人之多，与美国当时自然增长的人口数之比为56。5　∶100。这些国际移民中一半以上是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为美国带来了先进的冶铁、纺织、炼油等工业知识和技术，同时也为美国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美国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也促使相关产业在空间上不断集聚，城镇化进程加快；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又加强了美国东部与西部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得东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可以向西部地区推进。到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达到51。2％。

经济大萧条过后，美国传统的大都市发展几乎停滞不前，由于中心城区的居住环境逐步恶化和汽车日益普及等原因，人口开始向郊区迁移。1880年，只有3。4％的美国人生活在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该指标在1930年达到峰值13。3％，随后开始下滑，到1980年跌至7。7％。“郊区化”不仅缓解了中心城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还促使中心城区完成了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升级，成为信息交流和经济决策的中心。同时，在传统大城市周边出现了大量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大都市圈和城市连绵带逐步形成。

在此阶段，美国实现了高度城市化，城市化速度放缓。1960年至2005年，城市人口比重从70％提高到80。8％，城市人口增长率也下降到1。5％左右，农村人口数量小幅波动，基本稳定。这个时期，美国城市人口的分布趋于分散化。

这一阶段美国城市化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即大都市区化和城市人口郊区化。大都市区是一个大的城市核心以及与其有着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地域的组合体，它是国际上进行城市统计和研究的基本地域单元。2000年美国最新大都市区界定指标体系（CBSA）规定：中央核：每个CBSA至少有一个人口普查局定义的人口不少于5万的城市化地区或人口不少于1万的城市簇，城市化地区和城市簇统称城市地区；中心县：中心县至少50%的人口居住在规模不小于1万人的城市地区，或者中心县至少有5000人居住在人口规模不小于1万人的单个城市地区；外围县：居住在外围县但工作在中心县的就业人口占外围县总就业人口的25％，或者外围县25％的就业人口居住的中心县等。

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地区和城市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必然有一些城市凭借各种优势得到更快的发展，并产生较强的聚集效应和吸纳效应，吸引物质资源和劳动力向作为中心的城市流动和聚集；同时这些中心城市也会对周边区域产生有力的辐射作用和扩散效应，带动周边的中小城镇和地区快速发展起来。这些周边城镇与中心城市一起，通过这种双重效应，就形成了大都市区。大都市连绵带是由大都市区组合而成的，在这种组合中，各个大都市区在大都市连绵带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其中每个城市各具独立性和特色，而整个大都市连绵带保持着整体功能的完整性，是多种城市职能的复合体。大都市连绵带一般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化区域，它在区域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并对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美国在20世纪中后期形成了几个这样的大都市连绵带，例如以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城市为核心的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连绵带，以芝加哥、底特律等城市为中心的中部大湖区大都市连绵带，以旧金山和洛杉矶为主体的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区连绵带等。

美国在1950—1970年间，城市外围的住宅从占整个城市住宅面积的23％上升到37％。美国郊区人口从1950年的4023万人增长到2000年的1。4亿人；同期美国郊区人口的比重由26。7％增长到49。8％。几十年来郊区人口稳定增长，其中20世纪60年代增长最快，而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长相对于郊区来说显得缓慢，非都市区的人口则有升有降。从中心城市、郊区和非都市区人口变化的过程来看，美国人口增量主要分布在郊区。从1950年到2000年，美国城市人口增加了1。3亿，其中约有77％住在郊区。

郊区人口和居住建筑的大幅增加，也带动了经济活动的外迁。据统计，1948年郊区的企业职工人数平均占全城市的33％，到1963年增加到52％。随着居民和企业向郊区迁移，零售商和批发商等也开始大量出现在城市郊区。到1970年美国已有1／4的批发商在郊区营业了，1971年美国在城市郊区有13000余个大型商贸中心。1970年代，有许多金融公司从纽约搬到新泽西，许多大型公司总部搬到瑞却斯特、长岛和康涅狄格等郊区。很多郊区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仅仅是中心城市的“卧城”，而是逐渐具备了类似于中心城市的功能。郊区的商业、工业用地已和住宅用地并驾齐驱，20世纪70年代后期，高层的办公大楼和公寓也在郊区出现。

当然，郊区化在改善美国城市人口和经济布局的同时，也造成了城市的过度蔓延，土地的粗放利用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从1950年到2000年，美国城市用地从22889平方英里增加到92505平方英里，增加了3倍多，城市用地占全国土地面积的比重从0。65％增加到2。6％，增长的很大部分都是郊区用地另外，城市的过分蔓延还加大了城市的基础设施的配套成本，使聚集经济效益下降，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心城市的衰退。据统计，自1950年以来，底特律市人口减少了将近50％；1980年至1990年间，匹兹堡人口减少了12。8％，圣路易斯市减少了12。4%，克利夫兰减少了11。9%，新奥尔良市减少了10。9%，布法罗减少了8。3%，芝加哥减少了7。4%，亚特兰大减少了7。3%。

郊区化趋势实际上是一国或地区实现了城市化后其城市人口分布状况依据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变化在城市区域进行动态调整的过程，它并不是“非城市化”的分散化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石油价格持续攀升而导致的通勤成本增加，以及中心城区环境得到改善等因素的影响，一些郊区的居民又重新回到城市中心区，形成了一股所谓“再城市化”的潮流。

在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中，日本是后起之秀，它的城市化始于明治维新时期。在随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城市人口从1898年的533万增加到2005年的1。1亿，城市化率从11。75％提高到2008年的86。3％。特别是二战后，日本在短短30年内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其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仅用了50年时间，完成了欧美国家100年的城镇化进程。伴随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日本城市化进程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二战前的早期城镇化（明治维新到20世纪20年代）

日本在1889年城镇化水平约5％左右，城镇化过程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明治时代（现代化开始时期），民族主义成为日本政策发展的基础。不仅如此，民族主义还赋予其他权力，特别是引导工业分散发展以及阻止向主要城市移民。但直到1940年，城镇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

早期日本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电力工业的迅速发展和企业生产的动力电气化，电力和电动机不断普及。在此基础上机器大生产兴盛起来，并在地上呈现出集中的趋势。为了顺应这一趋势，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日本进行了一系列城市改革，从而推动了日本的城市化的进程。日本在1871年废藩置县，1889年实行市町（相当于镇）村制。最初全国建立了39个市，其中32个市起源于封建时代的城下町，占全部市的82。1％。因此在日本城市化的初期，改造旧城与建立新城是同时进行的。东京、大阪、名古屋由于大机器工业的建立，引起人口的集聚和经济的繁荣。大阪市的人口，1913年为99万人，1920年增加到125万人；名古屋1913年为32万人，1920年为43万人；神户市1913年为39万人，1920年猛增到60万人。而其他一些工业基础薄弱或偏于内陆的城市则发展迟缓。如金泽（靠日本海一侧），原为全国五大1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之一，由于未建立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型企业，人口由10万下降到8。2万。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也使得当时的城市功能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多数城市以带有封建时代特征的消费城市向以近代技术为基础、以大规模企业为核心的生产城市转化。原来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城镇也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的中心。旧的城下町也转为地方中心城市。一些新城市也不断兴起和壮大。如濒临东京湾的横滨，原为渔民散居地，在当时迅速兴起为国际贸易港口城市。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工业产出首次超过了农业产出。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进程，人口逐渐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从1898年的11。75％上升到1920年的18。04%，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82％。城市数量从1888年的37个上升到1920年的85个，而农村的数量从58433个减少到10796个。

二战的爆发中断了日本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日本居民为了躲避轰炸迁居农村。二战末期日本的大城市遭到毁坏，东京住房的56％被毁坏，51％的人无家可归。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日本城市人口急剧下降。战后初期，由于大批复员军人、海外回归人员、城市疏散人员返回农村，使农村人口剧增。因此，日本城市化水平从1940年的37。72％下降到1947年的33。11％，相当于倒退到10年前的水平。但这一时期日本的城市数量仍在持续增加。

战败的日本，原来的民族主义退出了主导位子，取而代之的是含有竞争性利益集团的美国分散民主+权力结构模式。由于战后的东京比日本其他城市恢复更快，从而导致从其他被毁坏区域大量移民的迁入。与此同时，为满足政治分权，中央政府控制减少，允许人口和经济加速集中。1945—1964年间建立了150万套住房，其中的四分之三由私人企业建设，但许多贫民窟也应运而生。

为了“管理”和“调节”东京人口增长以及制止其蔓延，以解决由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造成的问题，东京市长安井诚一依据《国家首都区域发展法（1956年）》成功地为东京市制定了专门法，涉及的原则完全同于早期阿伯克隆比的大伦敦规划：城市的建成带可以识别；提议建设12千米宽的环形绿带；并在绿带之外建设用于容纳大都市增长的新城。但是，这一立法被证明是无效的。为了获得特殊权力，1962年《新工业城市建设法》引导工业迁往较小城镇，1959年出台了《限制国家首都区域建成区内的工业和教育建设》。

此后，联合国调查组将类似的政策推广到区域管理中，例如在阪神（大阪—神户）及其邻近地域，即是依据《近畿地方调整法》（1965年）。在1966年下半年，议会为名古屋通过了《中部地区区域发展和调整法》。然而，由于国家加速经济发展规划造成对国际市场高度敏感的经济活动的快速集聚，但制定的规划却在分散着人口，这就产生了一个政策矛盾。为了努力消除这一矛盾，依据《新工业城市发展促进法》条文，在北海道、东北、中部、中国、四国和九州规划了16个新城。然而，由于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的竞争态度，尽管在国家层面上对协调行动有明确的需求，却收效甚微。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编制新的《全国综合发展规划》，旨在按法国规划方式将国家发展政策作为地方政府规划的宏观背景，划定增长区域和非增长区域。这一行动伴随着一种危机，即：如何使集中发展不造成日本海域在环境污染方面的失控。正因为如此，《全国综合发展规划》颁布后，日本进入了寻求全国性和大范围发展政策的阶段。类似的规划一直持续到第五次《全国综合发展规划》。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制造业高度集中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这四大城市圈，尤其是四大城市圈的临海部，即所谓的四大临海工业地带。1960年仅占日本国土面积2％的四大临海工业带占据当时日本工业生产总值的30％以上，占国土面积12％的四大城市圈更是独占了工业生产总值的70％。从这一数字中可以看出工业化时代的制造业强烈地倾向在大城市圈周边布局。

1960年日本全国城镇化水平为43。7％。1956—1973年是日本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3。6％，农业劳动力年平均转移递增率达到3。6％，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约1个百分点，到20世纪70年代初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的发展水平。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日本全国人口迅速向城市集聚，城镇化进程加快，进入城镇化发展中期——加速时期。从日本全国40年间城镇化过程来看，前20年的城镇化水平增长了16个百分点，处在城镇化发展的加速阶段，后20年仅增长了5。5个百分点，已经进入“S”型曲线的后期饱和阶段。

这一时期，与美国城市沿交通线轴向辐射形成城市群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大城市以近域蔓延和同心圆式辐射为主，形成了独特的圈层状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即大都市圈。各大都市圈均有重要而强大的中心城市，如东京大都市圈由东京都、神奈川县、干叶县和琦玉县，共一都三县组成，其人口、经济、社会活动呈现出向东京都一级集中的形态。然而，当时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从国土均衡发展的理念出发以“向地方圈进行工业分散”作为国土政策的首要目标。结果虽然一部分工业生产功能分散到了地方圈，但实际上今天日本GDP的近八成仍然集中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四大城市圈。这是因为服务业和信息业集中在这些大城市圈内，而这些新崛起的产业更具有城市经济的属性。

日本在实现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以后，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进入结构性调整和优化时期，主导产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人口以近距离流动和都市圈之间的相互流动为主，区域结构趋向均衡化。以东京都市圈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京都成功地完成了由制造业中心向服务业中心的转变，其区位商高于1的产业高达9个，且都隶属于第三产业，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于中央商务区。虽然东京都的制造业依然在规模上保持领先，但其内涵已逐渐向高效、智能和信息服务化转变，如这一时期东京出版印刷业的雄起；同时制造业的生产环节逐步外迁，其区位商已略低于周边三县。周边地区通过产业承接和分工协作得到积极发展，如神奈川、千叶地区以国际港湾和国际空港，吸引了大量运输和贸易业的集聚，同时加强了商务、国际交流等职能。

20世纪70年代，从整体的集聚动力来看，工业产业带与三大都市圈的空间复合，为日本经济发展要素的空间集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京滨、阪神、中京、北九州四大工业地带的基础上，日本制造业进一步高度集中在东京—横滨、大阪—神户、名古屋—东海道的临海工业地带，尤其是出口型产业进一步向港口工贸城市集中。1975年，三大都市圈的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分别占全国就业总数的9％、37。9％和52。8％。

1980年以后，人均GDP发展速度虽仍较快，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速度已明显放慢。受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以及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两位数迅速下滑。由于成本的上升，大量工业企业向城市周边的农业地区或海外转移，因而城市工业对新增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城市化速度明显下降。同时城市人口基本达到饱和状态，城市化速度放缓。1996年城市化水平为78％，仅比20年前高出2个百分点。2000年日本城市化水平为78。68％，2005年为86。3％。

在人口城市化和城市交通现代化的进程中，日本的主要城市不断向外蔓延。结果是城市间的空白地带为新兴城市所填补，形成了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三大都市圈的三次产业的就业人数总人口超过4000万，到2000年，占全国就业总数已进一步调整为3。2％、30。6％和64。8％。这一时期，城市人口的分布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以东京都人口的增加比率来看是增加率最高的地区。

由于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使得大城市过分拥挤，人们开始转移到三大都市之外的区域性城市中。交通的迅速发展和交通手段的多样化，为城市的扩展提供了便利。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利用高速铁路和通信手段连接起来，形成世界上最现代的城市带空间形式。长期以来，日本六大城市的人口一直是呈现增长趋势的，但首先是大阪市自60年代末开始转为减少。近年来，除横滨人口一直呈现增长外，东京、名古屋、神户、京都的人口也出现了负增长。从1990年调查数据看：东京23个区的总人口为816万，但到1992年9月减少至799万，减少了17万人。大城市人口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大城市本身失去魅力或者经济衰退，而是因为大城市圈外的住宅区的开发，将大量市内人口转移到了市郊，这一时期日本郊区化特征非常明显。

在郊区化的同时，日本都市圈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下，日本向信息社会过渡，承担生产职能的工厂进一步从都市扩散到周围地区，甚至从周围地区转移到海外，而承担中枢商务职能的都市圈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在此背景下，人口再次向都市圈聚集，而且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都市圈的半径不断扩大，特别是东京圈最终形成了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圈（巨型城市带）。

5。当下日本城镇化的新动向

全球化正在导致全球产业的重构与转移，其结果给城镇化过程也带来广泛的影响。一方面，参与全球化的地区经济成长迅速，新领域得到发展，新网络获得延伸，城镇化进一步加速；另一方面，远离全球化的地区、国家、城市和个人边缘化倾向明显，城镇化进程趋缓。在日本，最近的城镇化新动向表现为：世界城市东京持续增长、区域性城市停滞和地方性城市衰退。

其一，大都市区三产加速集聚。由于东京大都市人口的过密化带来许多城市问题，东京和世界上许多大都市一样也采取了分散多核的城市发展道路，在大都市内部形成了以一个城市中心（东京）和六个城市副中心（新宿、上野、涉谷、池袋、大崎、锦丝町）为核心的城市地域空间结构。其二，临海副中心建设。为了解决城市地价飙升、办公用地不足、人居环境质量下降等城市问题，东京都政府于1988年开始编制实施临海地区城市副中心开发及晴海、丰州地区旧城改造规划。其三，修建筑渡快线。为了避免东京人口过分集中，并改善研究所的研究环境，日本政府决定于1963年开始建设筑波科学城，20世纪70年代初具规模。但随着全球化的趋势，筑波科学城的区位不能适应科学研究的发展：一方面，与全球信息关联度高的学科已经开始向东京搬迁或建设研究分部；另一方面，于2005年建成世界上最快的连接东京与筑波快线。其四，横滨新型港口城市建设。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横滨市立足于21世纪新型港口城市的建设，于1981年10月开始编制实施名为“港口未来21世纪”的城市改造规划，对临海港口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2）区域性城市停滞。在20世纪末，日本的城镇化特点之一曾经是区域性城市快速扩大。然而，这些区域性城市增长，不是由于工业化带动，而是由于全国范围内企业分公司的集中发展形成的。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区域性城市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下降，分公司机构的数量开始下滑，而且当地企业的分公司就业人员数量减少，尤其在批发、建筑、运输和通信、金融和保险等产业中也出现了大量就业人员的减少，从而导致区域性城市停滞发展。虽然在这一时期，区域城市中心的生产服务分公司的就业有所增加，但与过去相比成熟行业的就业人口少很多，这种增长仍难以抵消在成熟行业中就业的减少。

（3）地方城市的衰退。在日本，一些小城市由于日渐增多的人们选择迁出导致进一步的衰退。在这些小城市，过去曾经作为精密机械工业的生产中心，现在该类生产基地纷纷向劳动力便宜的中国和越南城市搬迁。为了加强地方经济，日本政府和工商界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涉及中心城区活力再造、大型零售店选址和城市规划修订的三个社区建设法进行检讨。这一运动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整顿郊区大量的大型零售店促进小城市中心地区的复兴。与此同时，土地，基础设施与交通部也开始制定旨在鼓励老城区进行住宅综合，吸引居民居住并促进衰退区的商务活动。

1991年前持续上升的地价孕育了“土地神话”。利率低的时候，资金更热衷于土地购买，于是又带动地价大幅上升，这样的过程对日本城市规划形成阻碍。这一状况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而消失，但作为泡沫经济后振兴经济的手段，低利率政策被保留下来。日本政府还推出了房地产证券化、城市再生特别措施法等政策来刺激房地产投资，但地价下跌的趋势始终未能改变。而这次地价的长期低迷是20世纪90年代后大都市圈人口“都心回归”的基本根源。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东京都市圈人口分布变化可以得出，日本大都市圈今后继续通过住宅建设向郊外扩展的时代已经结束，这就是“郊区化的终结”。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郊区会立即缩小向中心区方向收缩。1980年以来，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等的郊区地带都出现一些新的就业和消费的中心，这被称为都市圈的多核化，这种倾向目前仍在继续。但是，这是一种等级树状的形态结构还是一种水平网络状的形态结构，目前还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