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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孝子贤孙（第2页）

35岁到70岁，也就是古代读书人出仕做官时期。如果没有科举致仕，就做老师、行道布道，也有的人成了隐士，自于民间，修身齐家。古人七十致仕，回家养老。养老也不是不做事了，作为乡党长老，或以身作则，或著书立说，或兴学讲学，都是继续教育事业。

再回到蔡元培的故事上来。

进入私塾之后，私塾老师周先生教他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读书之外还要练习写字和对对子。稍长一些，就开始读最基本的儒学经典，像“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周易》《小戴礼记》《春秋左氏传》），并学习写作八股文。

私塾，是私学的一种。清代地方的官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社学和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上或经济宽裕人家所办的学塾里。因此清代学塾发达，遍布城乡。以经费来源区分，一为富贵之家延聘教师在家教读子弟，称坐馆或家塾；二为地方的村庄、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宗塾）；三为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生徒的，称门馆、教馆、学馆、书屋或私塾。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学生入学年龄不限。自5岁至20岁左右的都有，其中以13岁以下的居多。学生少则一二人，多则可达三四十人。

旧时的私塾是什么样子，我们去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看一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

……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哪里去了！”

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

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在这篇充满了童趣回忆的文章里，可以见到那个时候上课的情景，教育方式很呆板、单一，以学生们不解其意式地背诵儒家经典为主，这倒真应合了中国古人的理念——“书读千遍，其义自现”。

而且体罚教育在这种课堂上绝对是合理合法的，所谓“教不严，师之惰”“不打不成材”，调皮的孩子们在学塾里被戒尺打手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那个时代的家长，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遭到老师的打手心乃至于打屁股而找上门去评理，反而认为这才是先生对自己孩子的悉心培养的表现，是尽职尽责地要培育好自己的下一代，往往会帮着先生说话，反过来训斥自己的孩子。

这种私塾教育在中国的很多地方甚至一直延到了1949年前夕。我们来看另一个老人的私塾回忆：

学堂是村上一座三间连通的祠堂，大门朝西，没有窗户。学生不足二十人，年龄七八岁至十余岁，全是男生，来自我村和邻村两个小村。课桌学生自带，参差不齐，教室里没有讲台和黑板。先生办公也在教室里，办公是一张旧八仙桌，桌上摆放着一筒毛笔和几只茶杯，还有一块醒目的红色木质戒板。教科书由先生选购，科目为单一的语文，教学任务就是先生教语文课，学生读语文书。

学生整天关在教室里熟读课文，死记硬背。学生如果不会背书，就会受到先生体罚——用戒板打手心。学生没有年级，原教科书教学完了，先生选购新教科书。我对半文言文的课文一知半解，但都能倒背如流。

“人体可分三部，头、干、肢。头中有脑，为运动知觉之本……”“蜘蛛在檐下结网，既成。一蜻蜓飞过，误触网中……　”时光流逝六十多年，至今有些课文我仍能背诵。先生的工资年终收取，学生分派交付；先生的伙食由学生轮流值饭，叫做“值先生”：一日三餐送进学堂，饭菜讲究，恭敬招待。

这就是当时真实的私塾场景。

蔡元培是聪明勤奋的孩子，但纵使资质再好，也逃不过被老师打手心的经历。而且重复犯错误会加倍责打手心。有一次，由于他背诵《易经》，连着错了很多次，被责打手心达百下。这种不分贵贱贤愚、一概打而后教的教学手段，却也颇能培养学生的谦逊平等的精神。

用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以授受儒家经典为主的教育方式里，主要就是人格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内在修养上要讲信修睦、仁义礼智、文质彬彬，外在行动要孝亲忠君、报国取义。

古代传统教育更注重“道”，现代式的教育更注重“术”。“道”就意味着世界观、意识形态。严格地说起来，没有一种教育不是意识形态教育，并不仅仅只有政治课才叫意识形态教育。每一种教育背后，都有其世界观的支撑，也绝不能说这种教育方式是落后、蛮荒式的。

私塾中的授课方式是死记硬背式的，先生并不对课文做过多的讲解。年幼的蔡元培不管懂不懂，就按先生的要求认真背诵，在课堂上既不东张西望，更不玩耍嬉戏，小小年纪就展露出一股从容安详的性格与气质。

一次，他独自在自家楼上读书。忽然楼下房宅着火，幸亏火势不大，家人都惊慌失措地呼叫着扑火，火也很快就扑灭了。却唯独不见蔡元培，大家急忙上下四处寻找，才在楼上找到，发现蔡元培仍然安坐在楼上，口中念念有词地还在读书，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又一次，天快黑了，蔡元培的奶妈叫他和一起玩耍的小表叔下楼，奶妈先抱小表叔下楼，让蔡元培在楼梯口坐着等。谁知奶妈一忙别的事把这边的事忘了。几个小时后，奶妈突然想了起来，赶忙回来找蔡元培，只见他静静地坐在楼梯口，一步都没挪，也不哭不叫，平和的样子简直不像五六岁的孩子。

蔡元培的父亲把仁厚、清廉、阔达作为他立身处世的准则和风范，对蔡元培这个迥然超常的孩子也倍加器重。可惜的是父亲因病英年早逝，当时蔡元培仅11岁。父亲病故，家境也因此衰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