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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游学德国（第1页）

§第三章　游学德国

世界学术德为尊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新旧交替的过渡期，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出国留学、开眼看世界，希冀从西方强国寻求救亡兴国之道。

对蔡元培而言，此前的十数年里，主要是通过中国先觉的知识分子及日本学者翻译的西方思想学说来了解和认识世界的形势和最新思潮，这些书籍也确实启蒙了他的诸多新思维。

但是百闻不如一见，从书上读到的毕竟是第二手的资料，况且，还夹杂着译著者自己的主观认识乃至于偏见。亲身到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去看一看，挖掘更多的思想源泉、磨砺改造中国的思想利器，成了蔡元培梦寐以求的事。

20世纪初，中华大地上出国留学或考察蔚然成风，但大多是晚清政府公费官派的留学生，所去国又以日本为主，去欧洲的很少。蔡元培曾于1902年夏到日本游历，但是他于留日并无兴趣。原因在于，日本虽然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这时通过学西方进行了明治维新，使得国力陡然走向强盛，但是这里并不是近代工业、近代思想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发源地。

蔡元培一心想去追寻欧洲文明的源头，他梦想中的游学目的地是德国。

1903年6月中旬，因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的同志意见不合，发生了分裂，蔡元培便离开了爱国学社，去青岛学德语，为赴德留学做准备。次年，蔡元培的女儿出生，蔡元培取名“威廉”，尔后，他又为1906年出生的儿子取名“柏龄”（柏林）。为子女所取的这两个德国式的名字，可见蔡元培对赴德求学的向往和决心。

出国是为救国谋。蔡元培坚定地把留学目标定为德国是因为，在他看来德国是当时欧洲以至世界上哲学、教育学最发达的国家，在那里最能学到对中国有益的新知。

在西方近代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德国曾做出过重要贡献。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被认为是第一部具有科学体系的教育学著作。福禄贝尔创办的幼儿园影响了世界学前教育的发展。近代西方的教育视导、公立教育、义务教育制度、实科教育、师范教育、双规学制和双元制职业教育等，也大多起源于德国，并对其他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拿破仑战争后，普鲁士引进了教师需要国家认证的制度（1810年），这提升了教师的教学水平。1812年，普鲁士开始设置中等学校的升学考试（这在1788年已被发明）；到了1871年，整个德意志帝国都接受了这种制度。1871年后，德国的学校教育开始变得较系统化和国家化。更多的学校被建立，用来训练教育良好的年轻人。

“救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为尊，吾将求学于德”。在给清廷学部的留德申请呈文中，蔡元培这样写道：“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以我国现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为德国海尔伯脱派。且幼稚园创于德人佛罗比尔。而强迫教育（即义务教育）之制，亦以德国行之最先……欧美各国，无能媲者。爰有游学德国之志……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16]

蔡元培在给清政府呈文里的这一番话，倒是肺腑之言。

1906年底，蔡元培听说清政府将公派几名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不由得再次激起他“抱之数年”的留德梦想。他立即从故乡绍兴赶回京城，但当时“愿赴欧美者人数太少，而政府又拙于经费，悉改派赴日，孑民不愿”。蔡元培一直认为“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17]

他决定放下翰林学士的身段，自费赴德。

1907年4月，清政府任命孙宝琦为驻德公使，这为蔡元培赴德提供了机会。孙宝琦的弟弟孙宝暄与蔡元培是故交。由于孙宝暄的介绍和蔡元培的登门拜访，孙宝琦答应让蔡元培在使馆任职，且每月资助学费30两（合42银圆）。同时，蔡元培还通过挚友张元济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他在德国为该馆翻译德文著作，每月付给稿酬100银圆。这两笔收入远不能解决蔡元培在德国的费用和国内妻儿的家用，但蔡元培迫切的心情使他也顾不了许多。蔡元培抛家别子，于6月随孙宝琦一行前往德国，开始了他的首次欧洲之行。

半佣半丐之生涯

据统计，清末留德的中国学生前后总计有114人，其中官费生87名，自费生27名，年龄多数不到25岁。在早期众多的留学生中并不乏自费生，但是，蔡元培可谓是不依赖国内支持、“半工半读”的第一个留学生。而且当时的蔡元培已是年近四旬，年纪远远超过其他留学生。

蔡元培在德国第一年居住在柏林，由于经济拮据，生活非常艰苦，他曾以“半佣半丐之生涯”来形容自己的这段德国求学生活。为解决在德国生活和求学的费用，蔡元培在孙宝琦的介绍下，为时在柏林留学的唐绍仪之侄等四人做国学家庭教师，月薪100马克（合55银圆）。

在为他人补习国学获得一定生活费用的同时，蔡元培还要请老师为自己补习德语。蔡元培虽在青岛时学过德语，但远没过关。德语那生疏的文法、拗口的发音对年近四十的蔡元培来说，学习起来艰难程度可以想见。蔡元培自述：“我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时学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18]　蔡元培赴德本意在于求学新知，勤工是为了俭学，“若长此因循，一无所得而回国，岂不可惜”。为不耽误学业，他决意要改变这样的生活。

1908年暑假，蔡元培便申请就读德国最有名的柏林大学，但因不能提供中学毕业证书而无法注册入学，他只好离开柏林前往莱比锡大学。莱比锡大学是德国一所有500年历史的著名大学，该校设有中国文史研究所，主持该所的康德拉（中文名“孔好古”）教授早年曾在北京译学馆任教，他十分乐意招收中国学生。蔡元培便由康德拉教授介绍顺利入学。在填写入学申请表时，蔡元培担心自己年龄太大而不被录取，就把年龄少写了5岁，实际年龄40岁写成了35岁。

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

与其他人求学不同，蔡元培把在德国的求学称为“游学”，而不是“留学”，因为他的目的并不是为拿学历或者学位，而完全在于汲取知识、开阔眼界。

一到德国，蔡元培便试图全面了解西学的核心要义。他深知，国家之间的互动在本质上来讲就是文明的碰撞，而哲学则是每一种文明的根本。蔡元培要借由追溯西方文明的源头，以探究中华的未来之路。

也就在蔡元培入读德国莱比锡大学的20世纪初，这一时期，康德、叔本华、歌德、莱辛等具有划时代影响的思想家们的哲学和艺术思想，在德国大学正占据着重要地位。蔡元培身居其中，学泛众家。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虽然注册的专业是哲学系，但他跨学科地广泛选修了各类课程。在1908年10月到1911年的短短6个学期里，蔡元培选听了40多门课程，每学期近7门。凡哲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绘画艺术论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这种近乎狂热的求知欲简直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

一番穷追猛学下来，蔡元培给吴稚晖的信中不禁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