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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日韩新的政府改革（第2页）

根据《防止腐败法案》规定，设置的“腐败防止委员会”可在总统的直接领导下对包括党政机关、企业和其他公职人员在内的一切腐败行为进行专项调查。该法律规定，无论是谁发现腐败行为，只要他通过附有证据材料的记名文件向“腐败防止委员会”进行举报，腐败防止委员会则将其材料移送至监察院、检察机关和相应公共机关的监督部门进行调查。因腐败被免职的公务人员5年内不得被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一切有关机关录用。向腐败防止委员会举报腐败行为的举报者能获得追缴国库的受贿追征金或费用节减额的2%～10%。赏金在追缴（或节减）金额在1亿韩元以下时适用10%的比率，超过1亿韩元时支付“定额+部分超额”的分级定率方式。其最高限额可达10亿韩元。

但根据公职人员有举报腐败行为义务的规定，检察、警察、审计院、国情院、国税厅等司政机关职员的内部举报，则减少50%的奖金。这一法案还责成腐败防止委员会和委员会接管案件的调查机关制定并实施保护举报人身份秘密的规定。如果举报人的身份暴露，委员会要进行内部调查并惩罚有关人员，特别是规定举报人在所属机关受到不利待遇时，委员会可以责令相关机关负责人予以恢复。并且规定委员会可以根据人身受害程度向相关机关处以300万～1000万韩元的罚金。

此外，地方政府还利用互联网反腐。1999年4月汉城市政府为反腐败在网上开设“民愿处理在线公开系统”，即市民在进行经济活动或生活中遇到问题和困难，可以向政府部门提出帮助和解决的要求。市民可以通过上网提出“民愿”，有关部门公务员在网上接到市民的“民愿”后，必须把处理的每个过程，直至处理结果在网上公布，使市民能够通过互联网清楚地了解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否已经开始处理，处理的程度以及最终结果。

2。行政体制改革

（1）政府改编。改革后，中央行政机关在设置上废除了“院”制，设17部2处16厅。为了加强总理的协调职能，撤销了副总理的职位。

（2）裁减行政人员，金大中第一轮改革中裁幅为10。9%，第二轮改革在此基础上，精简5%，达到精简16%的目标，并相应缩编20%。对于裁减的行政人员，采取严厉的政策，即严格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让他们永远离开公务员队伍。与此同时，对公务员的选拔任用制度、工资制度等进行相应改革。其做法是：一是对公务员的概念重新加以鉴定，改变管理的方向，打破公务员的铁饭碗；二是对部分局级公务员公开向社会招聘，计划在半年拿出20%的、适合公开招聘的局级指标，向社会公开招聘；三是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待遇，对局级以上的公务员实行年薪制。在精简公务人员的过程中，对中央和地方作出了不同规定，制定了不同的目标，采取分步实施，逐步到位，稳步推进的策略。

（3）设置责任运营机关。韩国1999年1月29日公布的关于责任运营机关设置及运营的法律中明确了政府决定采用责任运营机关的目的。可概括为三点：第一，从政策企划职能中分出执行、服务职能，使政策执行更加有效；第二，采用公开竞争办法录用机关长，在公共部引进竞争，以改善服务质量和加强对绩效成果的责任意识；第三，由原来注重过程的行政转变为注重产出的行政，提高公共组织的工作效率。出于以上目的，韩国政府于1999年3月选取17个部门25个机关作为实行责任管理制的对象。其中将韩国政府宣传管理所、驾驶许可考场等10个机关作为第一次示范对象。

（4）转变政府职能，中央政府更好地掌舵，而将划桨的职能更多地交给地方政府或企业，主要包括：一是将政府一些职能向地方自治团体转让。二是对过去政府某些直接从事服务的事项，向民间委托和转移。三是在政府内部推行公司化管理。四是在政府管理中引入“责任经营”行政制度。

三、新加坡政府改革

1。降低政府成本

从1995年5月新加坡推出“公共服务21计划”开始，新加坡以减少政府成本为主要目标的改革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保持经济政策正确的前提下，坚持把重点放在制度改革上，即机构的简化、公务员的高效和廉政，从制度刚性上控制行政成本的增长，最大限度地减少显性成本。二是加入全球性的政府重组运动中，引进市场机制，根据其机构特点循序渐进、不断深化，使政府卸下沉重的财政包袱。三是构建电子政府并在相应的行政程序和办事原则方面进行创新，以减少政府运行成本。主要措施有：

（1）控制政府显性成本。包括：一是法定机构的重组，沿着职能分流、机构归并、企业化的方向递进。新加坡政府把法定机构中可以实现市场化、商业性的服务与体现政府管制的部分职能清楚地剥离开来。一些比较适宜市场化的行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但政府管制则理所当然掌握在政府手里。二是政府机构的归并与新设。新加坡政府机构的调整包括对原有机构实施归并或建立新的法定机构。同时，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设立一些新的法定机构。三是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使政府卸下沉重的财政包袱。首先，法定机构企业化。法定机构的企业化改革是分步实施的，第一步是分阶段或分部门实现业务的企业化运作，使其更具企业精神，增强对市场的反应灵敏度。第二步则是最终实现民营化。如新加坡公用事业局改组为新加坡公用事业集团，完全实现了民营化。其次，管理合同化。管理合同化是减少公共服务成本的一种基本形式，是指政府确定某种公共服务项目的数量和质量标准，以契约外包或竞争招标等方式，发包给非营利机构或企业，承包方按照契约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方则必须承诺购买承包商提供的公共物品并检验其绩效。

（2）控制政府隐性成本。一是高薪养廉。新加坡政府部门的工资水平在本国的各行业中高居前列，同时，新加坡还采取公务员每隔几年便大幅度加薪的做法。从政府成本角度来看，新加坡政府的高薪必然造成政府显性成本的增大，但“高薪”降低了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可能性，减少了腐败引发的隐性成本。二是以“电子政府”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新加坡从1981年起就开始发展电子政府，在电子政府建设方面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服务的深度上位居全球第一。“电子政府”既可以降低以办公费用为表现的有形政府开支，同时因为“电子政府”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三是减少决策失误。通过一系列政策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公务员队伍从事政府管理工作，在公开透明的舆论和国民压力下，优秀公务员组成的政府集团非常谨慎地做出决策，这就使新加坡政府在运作过程中因公共决策失误而转嫁给国民的隐性成本非常少，减少了决策的机会成本。如：1996年～2000年新加坡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分别为9。2%、16。2%、6。3%、7。5%、4。1%。

2。建设高薪养廉型政府

政治上的措施：

（1）限定了国会议席候选人的最高竞选费用，目的在阻止政治成为富裕家族的专利以及避免没有资金但能干及有资历的国民永远被摒弃政治主流圈外而不能为国贡献；

（2）国会大选后，候选人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向警方、公安据实呈报竞选总费用，以阻止政党为政权而不择手段，甚至媚外或勾结外国势力，他们的掌权可能为国民带来灾难；

（3）所有政党获得的政治献金也得向有关当局报告，以避免外国用金钱力量对新加坡内政进行干预。

成本上的措施：有关反腐败法令密而严，新加坡的法规与社会制度使得违例的成本相当高，不但失去了工作、地位、薪水和退休金，还要入牢、退出贿金、面对不知数额的罚金以及失去同事的危险；公积金的缴纳也因此而停顿了一段时期，一直到他出狱找到新职业为止。

行政上的措施：缩小政府部长与私人企业高级管理层之间的薪酬差距，目的之一为国家招纳优秀政治领导层成员；其二是以俸养廉，以实现精英主义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初期经修订后的公积金制度，更增强了大家的凝聚力和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