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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如蜕（第1页）

成长如蜕

说起我的弟弟，先要说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计有两家工厂和四个经营部。资产累计近一个亿。用现在流行的话讲是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作为第二代人中唯一的男性，弟弟无可选择地成了他事业的继承人。说是无可选像强行给他穿上一件衣服，合适与不合适，其结果是一样的。

说起我父亲，就要说起那些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形势。

1988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十年。先是，我父亲从一家中学里辞职。斯年他四十八岁，看守学校的大门将近两年。他的学历是大专，籍贯江苏无锡。他出生的那年，他爷爷在上海滩上创下的家业已面临四分五裂。但他总算过了几天小少爷的日子，据他的叙述，二周岁之前他从来没有下地走过路。所以他至今害怕走路。即使他在落难时也没有改变这个特性。那时候，我们一家四口人蜗居在十二平方米一间的屋里，夜间父亲也是蹲在马桶上撒尿，那种突兀而来的急促声音总是扰人清梦；而厕所就在屋子前面不到百米处。

父亲尽职地看守大门，把所有偷懒不肯下车的人拦下来，包括校长。人们随意而简便地叫他“看门老头”。没有谁知道这个看大门的老头身上流动着祖先善于经商的血液，也没有谁对他的处境表示惋惜。回想起来，那段鲜为人知的日子，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最自在的日子。你可以想见我的父亲在无所事事中懒洋洋地伸展四肢，日子因为平淡而显得缓慢，他在缓慢中享受着每天缓慢行走着的太阳光，在缓慢中体味着生命的坚实和漫长。父亲后来成了亿万富翁，唯独失去了那种坚实的缓慢感。他无法欣赏太阳在大地上展现的魔法，后来他就否定缓慢，并不自觉地对我弟弟的生活进行干涉。因为我弟弟这时正好在读大专二年级，整天津津有味地做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他的悠闲使父亲多少有些失落感，甚至对目前粗糙的生活感到不满。不过他对弟弟却理智地说：“你要继承我的事业，必定先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我的父亲那天向校长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从此他主动积极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当时所有的人吃了一惊：这是他们所知道的第一份辞职报告。有人幸灾乐祸，以为父亲必定倒霉无疑，有人替父亲担忧。但归根结底他们都对那份辞职报告十分好奇，对父亲隐藏的动机猜测不定。他们加紧了接近我父母亲的次数，母亲在学校的校办工厂做会计，她对前来探听情况的人，报以既老实又不老实的歉然一笑，无可奉告之下让人觉得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怜悯。

校长当时捏着那份辞职报告只管发愣，他不知道这是怎样一回事。他不安，甚至有祸事临头的预感：为什么让他碰到这种事？这件事是否影响他的声誉、危及他的地位？于是校长婉劝、规劝、力劝，无效。就把辞职报告锁进抽屉里。父亲正式办理好辞职手续是在半年后，那时候，人们对“辞职”这一行为已不陌生了。

我父亲就这样成了经济改革以来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也就是私营企业主）。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他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刺激着别人的神经，其意义大过了赚钱的本身。

人们最后的结论是我父亲辞职的背后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于是他们停止了议论，等待着。三四年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而我家却表现出让人喘不过气的欣欣向荣景象；有了那个时候所有的最高档的东西。后来我母亲也辞掉了工作，跟随我父亲去了。

我家最初富有的那几年，应该说人们对待我家的态度还是友好的。一是我父亲的奋斗使他们具有了希望和新的梦想；二是他们潜意识里为我父亲的事业作了一个限制，不相信父亲真能发展成后来的规模。这也是时代给予他们的制约。他们关心着我家和母亲的一举一动里的变化，宽容着我家并做着希望的梦。母亲走了以后，他们就从钟老师那里打听我家的消息。钟老师与我家同住一个大院，从他有时半开玩笑的回答中，他们知道了我家最新的经济动向：我父亲又开了一爿厂；从刮西北风那天起我家后面的垃圾箱里天天有新吃下的蟹壳；母亲手腕上的金镯起码有三两重。

听的人不屑一顾，散去后就说“手上戴那么重的东西，自找苦吃。”或说：“我要是钟老师早就搬走了，天天看着人五人六地，气都气死了。”什么话都有。其时，由于改革开放，他们已经熟悉了我父亲这一类的人，但越来越不习惯与我父亲这一类人生存在同一空间。好几年下来了，希望变成了失望，梦想更是让人烦躁沮丧。他们常常被迫与我父亲这些人作对比，并逐渐形成泾渭分明的对抗意识。这是一种来自于两种经济成分的对抗，最后发展为钟老师和我家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

我父亲老早就预见到了会有什么样的一种矛盾等着他。从我母亲添置第一枚金戒指时，他就读懂了钟老师眼里的蔑视。那种蔑视里有着种种复杂的、只有双方都是男人才能领会的意思。这一刹那，我父亲的心软了下来。他怜悯钟老师，理解他作为男人的处境。同时，为了息事宁人，我父亲采取了“靖绥”政策。经常给钟家送去各样礼物，衣料水果什么的。借以平息两家人之间的潜伏着的矛盾，不管是何种意图，父亲的举动呈现着讨好的意思。也就在这时候，钟老师不卑不亢地仍旧是教务处主任的身份，而我的父亲又回到昔日看大门老头的职位。我现在想，如果钟老师当时只是摆摆姿态的话，我父亲可能会一如既往地扮演讨好角色。但1991年的春节发生了一件事，使得两家人的平衡状态发生了变化。

那一年的春节，母亲在父亲的差使下，抱着一板冰冻对虾到钟家去。母亲是很不情愿的，她为“年夜饭”忙了一整天，现在又被丈夫差遣着做这件事。但是她还是去了，因为她知道，家里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担当这一任务。她双手合抱着冰冻对虾，手指头一碰到冰，就沾了上去，因而她不得不经常轮换着指头。她敲开钟老师家的门，走进去她就把那板冰冻对虾放在地上，不说任何话。钟老师的女人，人称莫老师的，一个在教育局管理档案的女人，把我的母亲叫住，扭捏地客气着，说：“拿了你们这么多的东西。穷老师，没有什么回报的，祝你们来年身体健康。”

一定是莫老师的话里有什么东西刺激了钟老师。反正我母亲后来认真地说当时她对莫老师的祝福只报以客气的微笑。她走出钟家，绕过一口水井走到钟家屋后时，她听见钟家的后窗户“呼”地打开了，钟老师在里面激动地然而声音不大不小地说：“我看你不要客气，不拿白不拿。这些东西都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得到的。我们吃，吃饱了好好教书，为人民服务。”我母亲当时即气得浑身发抖，把围巾朝头上一蒙急急忙忙地回来了。她告诉我父亲，这些话明显是讲给她听的，没有谁会在刮着西北风的寒夜，把后窗户无缘无故地打开。

父亲只说了一个字：“哦”。

随后吃晚饭，看春节联欢晚会，守岁，放炮仗。一切都很平静。

过了春节，父亲开始实施他的报复行动。他雷厉风行地用了一系列优惠条件，把院子里除了钟老师的房子全部转为他个人可以使用的土地。（半年以后，房地产开始升温，表明他的决策在商业上也是成功的。购买时看上去很高的代价变得不足挂齿。）

父亲在办理建房手续时，速度快得惊人。别人猜测说，政府里的人跟院子里的房主一样被我父亲的糖衣炮弹打中了。钟老师尚未反应过来，院子里已经热火朝天开始打地桩了。接着发生了许多老师涌进校长室请求校长出面主持公道的事。钟老师拉着校长走进面目全非的院子里时，我父亲已经造好了底楼了。他们毫无办法，他们的经济智慧全都跟不上这个时代所需。因而校长站在那儿半天不能说话，既为钟老师愤怒，也为他自己不平。校长想掩饰心中的不平，他说：“你造房子不能不考虑老钟的利益，你们是多年的邻居又是同事。人要讲究良心，合法也要合理。”

校长的口吻表明父亲依然是他的属下，但他的话并未激怒父亲分毫。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我猜想父亲早已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父亲沉默着，而母亲却勃然大怒。她请校长放了屁赶快走。我家造三楼是城建局、规划局、土地局批准的，并不影响钟家通风采光。

校长在我母亲怒骂声中及时找了台阶下，他临走时歉然地对钟老师夫妇说：“有辱使命呵。我看你们再把情况朝上面反映一下。这个泼妇真是粗俗不堪，怪不得人家说赚了钱的都是有问题的人物。”他骂得曲里拐弯的很是高妙。他既指我父亲曾为经济坐过监狱的事实，又指出当时发家致富的一批人的情况。当时流行着这么一个说法，说发财的个体户十有八九是从“山”上下来的。我母亲突然噤口，她向我父亲投过心虚的一瞥。而我的父亲还是沉默着。

三个月过后，一幢漂亮的三层楼房矗立在钟家的屋后。房前，与钟家的屋子之间，父亲辟了一块绿油油的草坪。并在上面栽了一些名贵的月季，每天清晨和傍晚时分给它们浇水。很悠然、很心平气和的样子。有时候他会发现其中的一朵花消失了，他也不追究。他知道是我弟弟把它摘走了。这朵花经历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小小波折，出现在钟家的小女儿钟千媚的闺房里。父亲的脸上出现一丝淡然的笑容，他不反对年轻人之间的游戏。

现在，我家的三层楼房雄壮地矗立于钟家的屋后，钟家的老屋子就像个被大人欺负的小孩，流露出末路的寒酸和卑微，又像不堪后面无形的压力而马上要倾倒的样子。

1992年的春节之夜，钟老师悲愤地拟了一副对联贴于门上，说是：

斗转星移是非全颠倒

物是人非贫富太悬殊

在他的对联中，一连两次出现了“是”和“非”，我想他是故意的。钟老师在学校里教的语文课是一流的，他本人的语文水平也是有口皆碑的。他完全可以把重复出现的字用别的字替换掉。

那副对联第二天晚上就消失了。左联被钟千媚顺手拉下来甩在风中，右联被她的哥哥钟千里扯下来揉成一团，然后用打火机燃着烧尽。钟千里与我的弟弟是同学。钟老师喝了半瓶绍兴女儿红加饭酒，醉意朦胧地瞅着一双儿女，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唉。我不行了，认输。就看你们了。”

现在终于要说到我弟弟了，在这篇小说中我弟弟是最后出场的一个人物，然而他是主角。就好像戏幕拉开，锣鼓敲了一遍，众喽啰一一走过场，最后主角登台亮相。上面说过，我父亲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接下来的事情全着落在我弟弟身上。他需要守业，需要创业，需要不断开拓市场，需要不断扩大再生产。他的成功和失败关系到他自己，关系到我父亲，关系到企业的命运，关系到我家和钟家对抗的最后结局。弟弟一直隐藏在父母的身后，缓慢地进行他的人生过程。然而现在他就要被推上前台了，他是关键性的人物。道路已经铺就，障碍业已设置好。我的父母心明如镜，他们要把儿子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我弟弟的责任是太大了。

1993年秋，弟弟从学校毕业，不管他的再三反对，父亲把他安置到主营厂担任法人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弟弟没有半点儿发言权。

在我父亲的创业史上，我弟弟有过一次登台亮相。那是我父亲交上辞职报告的当天晚上。我记得是深秋了，雨懒懒地打在窗外的梧桐叶上，那种冷冰冰的寂寞预示着漫长的冬季即将来临。我们一家四口人坐在客厅里。这是一间小小的会客室，它的一边放着两只单人沙发和茶几，另一边放着弟弟的钢丝床和一张饭桌，这种满满当当磕磕绊绊的情景是当时普通人家的写照。地板上刷着的紫红色油漆脱落得斑驳陆离，靠东的墙上印着鬼脸般的雨水痕迹。为了表示郑重其事，母亲把桌子收拾得一尘不染，连当日的报纸都拿走了。而后父亲缓缓地开了口，他说他已经辞职了，不管校长同意与否，他都将经商。为了赚钱也为了创业。我注意到他是把赚钱和创业分成两个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