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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第4页）

周邦道，生卒年月及出生地均不详。他作《儿童的文学之研究》，据他在篇末所示是在参考了《新青年》第8卷第4号等资料后写的，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正发表于第8卷第4号，可见他所说“儿童的文学”是受到周作人影响的。但在文章中，“儿童的文学”与“儿童文学”也是相互借用。尤其是他给“儿童的文学”所下的定义值得注意，他说：

在这一定义下，作者又对“儿童的文学”作了七个方面的研究：（1）儿童的文学之意义及对于小学国文之位置。（2）儿童的文学之需要（从“儿童自己有文学的需要”等五个方面来说明）。（3）儿童的文学材料之来源（有选录、搜集、翻译和创作四个方面）。（4）儿童的文学取材之标准（形式与内容方面各有8条）。（5）编辑儿童的文学之种类（有13种体裁和两种应用：文学读本与补助课本）。（6）儿童发音的程序与文学的材料之分配（分作幼稚园、小学初年级、小学高年级三个时期）。（7）关于儿童的文学之几个问题（选录、文言与白话、教师指导等三个问题）。可见周邦道对“儿童的文学”之研究比初始的周作人更具体、更全面；然而在对儿童文学性质的认识上，以及对儿童文学的解析思路上，与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相比，都没有实质性的超越。他最大的贡献是给儿童文学下了一个准确、简洁、明了的定义，自他以后的文论或著作大都沿袭和采用了他的解释与表述方式。如郭沫若的《儿童文学之管见》（写于1922年1月11日）：

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以直愬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

又如郑振铎的《儿童文学的教授法》（1922年8月10日至12日连载于浙江宁波《时事公报》）：

儿童文学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

再如魏寿镛、周侯予编著的《儿童文学概论》（1922年底定稿，1923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儿童文学，就是用儿童本位组成的文学，由儿童的感官，可以直诉于他精神的堂奥的。换句话说：就是明白浅显，饶有趣味，一方面投儿童心理之所好，一方面儿童可以自己欣赏的文学。……要看他们是不是儿童文学，只须看他内容方面，是不是切合儿童环境，迎合儿童心理；是不是儿童想象得到的，并且能引起他的情感的。形式方面，是不是合乎儿童的口吻，儿童自己能欣赏的。

从上面的搜理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儿童文学”一词确实是从周作人“儿童的文学”逐渐演变简化而来的。“儿童文学”专词的诞生与“儿童文学”概念的界定，表明了“儿童文学”开始以一种自觉的独立品格与明显的文学形式出现于中国文坛，而《儿童文学概论》的出版，更标志着儿童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文学品种与人文学科的最终建立。这从《儿童文学概论》的目录里也可窥见其一斑：

著者的计划

第一章　什么叫做儿童文学

第二章　儿童有没有文学的需要

第三章　儿童文学的要素

第四章　儿童文学的来源

第五章　儿童文学的分类

第六章　儿童文学的教学法

附录一　课本形式（讨论儿童文学课文实例）

附录二　文学教学实况（2至6年级儿童文学教学实况录）

著者的声明（文末署“民国11年12月20日”）

这部探讨儿童文学基本原理的专著，不仅体现了五四时期教育界、文学界对儿童文学的最初认识，也是中国儿童文学有了“自主意识”的最有力的明证。《大英百科全书·儿童文学》明确指出：“儿童文学虽属文学主流中的支流，但它又是独立的，必须达到成人文学的许多标准，因此，它也发展出可以据以判断它自身的美学标准。”“儿童文学”的正名与《儿童文学概论》的出现，正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提供了“据以判断儿童文学自身的美学标准”，使得儿童文学成为中国文学中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品格的鲜活的一支。

2．儿童文学刊物的出现及儿童文学丛书的出版

顺应“儿童的文学”倡导，我国第一个以发表儿童文学作品为主的周刊《儿童世界》（1922—1937）应运而生。《儿童世界》正式创刊于1922年1月7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但准备工作早在1921年5月就已开始，到这年的9月22日，负责创办《儿童世界》的郑振铎就拟好了《儿童世界·宣言》，稍后发表在1922年12月28日出版的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在这篇《宣言》里，郑振铎写道：

以前的儿童教育是注入式的教育；只要把种种的死知识、死教训装入他头脑里，就以为满足了。现在我们虽知道以前的不对，虽也想尽力去启发儿童的兴趣，然而小学校里的教育，仍旧不能十分吸引儿童的兴趣，而且这种教育，仍旧是被动的，不是自动的，刻板庄严的教科书，就是儿童的唯一的读物。教师教一课，他们就读一课。儿童自动的读物，实在极少。

我们出版这个《儿童世界》，宗旨就在于弥补这个缺憾。

按照郑振铎的构思，《儿童世界》的内容包括图画、歌谱、诗歌童谣、故事、童话、戏剧、寓言、小说、格言、滑稽画等10类，面向“初小二、三年级及高小一、二年级”，“幼儿园及家庭也可以用来当作教师的参考书”。起初的《儿童世界》在内容上多侧重于外国童话的改写和重述，在表达上借用西方的表现手法较多，欧化色彩较浓，与儿童实际有些距离。两个月后，郑振铎总结了经验，由过去单纯的求趣味，逐渐加重了“知识的涵养”，要求“用有趣味的叙述方法来叙述关于这种知识方面的材料”，并且着手两方面的转变：一是由“养成他们自动读书的兴趣与习惯”向“使他们自动地去‘做’他们感兴趣的工作”的转变，增设“手工”、“游戏”诸栏。二是由“多登长篇的文字”向“注重于短篇的材料”转变，并且“在字句上也力求更适合于‘儿童的’”。特别应提出的是《儿童世界》从第2卷起，开辟“儿童创作专栏”，热情鼓励小读者自己动手创作，发表了不少孩子们的作品。然而更可贵的是，郑振铎在强调“儿童的”同时，更有清醒的认识，没有放弃儿童刊物对儿童应有的“导引”作用，这也是《儿童世界》的成熟与个性所在。郑振铎说：

《儿童世界》坚持自己的儿童文学理想，坚持“儿童的”与“文学的”原则，不仅表明主编郑振铎的清醒、远见与胆识，而且这本身就很好地表明了中国儿童文学所具有的强烈的主体意识，没有这份主体意识，儿童文学就会丧失自我，消融到没有原则的“消极趣味”里，失却发展的动力，迷失发展的方向。这也是郑振铎及其《儿童世界》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

稍后于《儿童世界》，另一份儿童文学刊物《小朋友》，也于1922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主编为黎锦晖（1891—1967）。《小朋友》的发刊宗旨与《儿童世界》基本相似，为着“陶冶儿童性情，增进儿童智慧”，弥补当时儿童读物之不足。不同的“只是文学性稍差些，不如比她早四个月出世的姊妹刊物《儿童世界》，能经常介绍著名的世界儿童文学作品。……不过，《小朋友》有它自己的优点，就是刊载了较多的民间故事，比较的民族化、大众化、儿童化，这是重要的一着”。因而也比《儿童世界》“稍近于儿童的”。《小朋友》以小学高、中年级为读者对象，内容主要有故事、童话、小说、诗歌、歌曲等。此外还有滑稽画、故事画、小游戏、小戏法、小工艺、表演舞蹈等，还有一种所谓的“文艺图”，“那是一首小诗，或者几行韵文，配上一幅简单的图画，很有韵味，给低幼儿童阅读，是一种很好的文艺样式。”《小朋友》还特别注意与儿童的联系，调动儿童的兴趣，参与刊物的工作。如刊名“小朋友”三字，由各地小读者书写，一期一人，期期更迭。目录中刊出：“封面上的字是×省×县×学校几年级×××写的。”又如每期封底刊发“爱读《小朋友》的像片”，注明姓名、年龄和籍贯，不但不收费用，反而赠送照片的铜版作为报酬。再如每期必有“悬赏”，即是“有奖的智力测验”，“悬赏”内容有“看图作文”、“数学测智”、“问题作答”以及把汉字译成注音符号等。凡此种种，都表明编辑有一种很强的儿童读者意识，自觉地加强与“小朋友”的联系，为他们提供适宜的文艺作品，像《小朋友》这样，将“以儿童为本位”的编辑思想落实到方方面面，落实到实处，不仅五四以前的儿童刊物无法具备，就是《儿童世界》也相形见绌，从而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树立了一块不朽的路标。

3．一批有志于儿童文学的作家队伍的初步形成及其有民族特色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现

以《儿童世界》、《小朋友》、《少年杂志》等为主要阵地，很快出现了以教师与编辑为主体的作家队伍，并且在儿童文学的各种体裁上都大胆尝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与此同时，中国新文学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其主要成员周作人、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均是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主将。1921年7月，另一文学团体“创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以郭沫若为代表，也积极倡导与实践儿童的文学。这样，几股力量汇合在一起，终于在1922年前后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儿童文学运动”，成为中国儿童文学自觉的标志。

在儿童诗方面，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有：周作人的《儿歌》、《路上所见》、《对于小孩的祈祷》，朱自清的《睡吧，小小的人》、《小草》，郑振铎的《我是少年》、《春之消息》、《早与晚》，刘半农的《拟儿歌》、《奶娘》，康白情的《朝气》、《和平的春里》，刘大白的《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卖布谣》、《田主来》、《秋燕》，傅斯年的《咱们一伙儿》，应修人的《小小儿的请求》、《温静的绿情》，叶圣陶的《儿和影子》、《成功的喜悦》，汪静之的《我们想》、《疑问》、《蝴蝶哥哥》，冰心的《可爱的》、《回顾》、《纪事》及《繁星》、《春水》中的部分作品，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陶行知的《放爆竹》、《过新年》、《梨歌》，顾颉刚的《吃果果》、《老鸦哑叫》，严既澄的《早晨》、《地球》，徐玉诺的《教师》、《杂诗之五》，俞平白的《儿歌》，赵景深的《秋意》，胡怀琛的《大人国》、《小人国》等。童话方面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有：茅盾的《书呆子》、《寻快乐》，陈衡哲的《小雨点》，叶圣陶的《小白船》、《芳儿的梦》、《稻草人》，郑振铎的《兔子的故事》、《爱美与小羊》，唐小圃的《**》，耿式之的《金鹅》、《四个兄弟》，胡天月的《群兽选王》、《大萝卜》，赵光荣的《樱桃树》，高君箴的《怪戒指》，卓西的《二少年》、《初三月》、《表上针》，卓呆的《狐与山羊与萝卜袋》等。儿童剧方面有影响的作家与作品有：郭沫若的《黎明》，黎锦晖的《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月明之夜》，郑振铎的《风之歌》、《牧童与狼》、《系铃》，何章宪的《两个洞》，志坚的《三个问题》，天白的《帽中的麻雀》，潘凤图的《金篮子》、《自私的巨人》，孙伯才的《猜谜》，汪延高的《穷人和富人》，张伟涛的《村人易靴》，王桂林的《勇少年》，俞觐如的《贪心的狼》等。儿童故事方面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有：郑振铎的《聪明的审判官》、《青蛙寻食记》、《河马幼稚园》、《巢人》，谢六逸、许敦后的《性急的人》，继程的《小猫到火炉里去》、《爱美与小偶人》，陆费逵的《我小时候的故事》等。儿童小说方面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有：汪敬熙的《一个勤学的学生》，杨振声的《渔家》，程生的《白旗子》，冰心的《最后的安息》、《三儿》、《离家的一年》、《寂寞》，普生的《完卵》，王统照的《雪后》、《春雨之夜》、《湖畔儿语》，叶圣陶的《阿凤》、《一课》、《义儿》、《小铜匠》，庐隐的《两个小学生》，王思玷的《偏枯》，任叔的《侄儿》等。儿童散文也有：刘半农的《饿》，落华生的《落华生》，赵景深的《小著作家》，王统照的《小小的画片》等。译介方面有：鲁迅译的爱罗先珂童话，赵景深译的安徒生童话，赵元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茅盾译的科学小说《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两月中之建筑谭》、《理工学生在校记》等。上述各体裁的发展是不平均的，在作品的数量与质量上也有多寡高低之分，相对而言，小说、诗歌、散文等均较薄弱，童话与儿童剧（童话剧）成绩最著，其中尤以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与黎锦晖的童话剧《葡萄仙子》最为突出，为“自觉期”的儿童文学树起了第一座丰碑。

《葡萄仙子》是黎锦晖儿童歌舞剧的代表作之一。这部童话剧创作于1922年，初发表于《小朋友》上，后由中华书局于1923年出版单行本。在该剧的“演出提示”里，黎锦晖阐明他的创作本意是从知、美、情三方面着手（“知”是科学知识，“美”是美感教育，“情”是高尚的情操），来陶冶孩子们的心灵，培养孩子们“亲爱、仁慈、礼让、快乐的情绪，无丝毫怨恨、悲伤、争斗、欺凌的色彩”。剧情写春光明媚的花园中，葡萄仙子沐浴着阳光渐渐萌芽生长。她由冬经春，又由夏至秋，自然界的五位象征性仙子——雪花、春风、雨点、露珠、太阳都来关怀她，哺育她，慷慨地赠予她绵绵不绝的爱，葡萄仙子在她们爱的哺育下，得以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同时，又遇到了喜鹊、甲虫、山羊、兔子、白头翁五位小动物来求助葡萄仙子帮忙，要她的枝叶花果吃。但他们都听从了葡萄仙子的劝说，萌发了怜爱之心，一起来保护葡萄的生长。到最后果实成熟的时候，葡萄仙子慷慨地表示愿意把自己的果实分送给小朋友们吃。作者借剧中人物之口唱出了爱与美的主题：“自然界，动物们，植物们，都是有关系的，在世间住着就如同一家。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他，我爱他！大家相爱，大家相爱，愿世间开遍爱的花。”《葡萄仙子》是供学校演出的，剧情单纯，情感浓烈，十分符合儿童欣赏习惯，有很好的舞台演出效果。全剧采用递进的表演形式，以不同的歌腔和舞蹈来表现不同人物的个性特征，鲜明地体现了黎锦晖的创作艺术风格。虽然剧中所颂扬的“爱与美”的主题是比较抽象的情感，剧情也有脱节社会现实的一面，但它正好与当时“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和时代情感相一致，是在中国最早真正把儿童作为文学接受的对象来倾尽全力创作的少数几部成功的作品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黎锦晖“比20年代任何一位作家都有资格称为童话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