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过了几天,肖潇写出了那篇批判稿。因为工地劳动太累,理论小组一时还成立不了,只好她一个人起草。当然这种批判稿,实在好写得很,只要找张报纸,东抄一句,西抄一句,改一个开头,换一个结尾就行了。题目就叫《一条河堤,两条路线》。狠狠批判了依赖机械作业的唯生产力论的反动本质。写完以后,觉得有点空洞无物,心里虚虚,拿去给郭春莓看,郭春莓居然很满意,让她加上一个七分场职工大战半截河堤,是大批判联系实际的成果的意思。她改完,郭春莓又让她抄了一份,在上头加盖了一个红印,套上信封,寄到场部广播站和《三江日报》去了。
肖潇顺便把那封扎根公开信,也还给了郭春莓。对她说,写得很朴实,感情很真挚,她没什么要改的。
处理完这两件事,她松一口气。
又赶去上工,去背草垡子。
工地上气氛异常,人们正在议论纷纷,干燥的唇上有忽明忽暗的冷嘲和讥笑——河堤上早些日子填筑的一段草垡子上,竟然不知被谁堆上了干鲜的黑土,河堤加高了,地面上留着宽大的履带印。显然,这是推土机干的,可是推土机明明一动不动趴在老地方打盹,热风里连一丝汽油味也闻不出。
我是个拖拉机手。她想起前几天傍晚同萝卜头说话时,他那懊丧又犹豫的模样,心里似有一点明白。她相信自己的直觉。
她不想说什么。她学乖了。
郭春莓竟然也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带头干活儿,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晚上政治学习结束后,郭春莓揣着手电,走到肖潇身边说:“你陪我出去一下。”
她明白,郭春莓要去河堤。
几朵薄云,乘着夜风在田野上巡回。风像一只绵软的装满东西的大口袋,好像随时会有许多绿芽从里头钻出来。
她们不说话。那天晚上说得太多了。
远远地听见,河堤方向传来呜呜的吼声。路很难走,深一脚浅一脚,鞋里灌了土。走近了,望见果然有一只灰黑的怪物,怒目圆睁,雪亮的光柱射出去好几丈,肆无忌惮地往河堤上运送着泥土。再走近些,看见驾驶室里有一张圆圆的脸,紧紧咬着嘴唇,头皮震颤,下巴扭结,驱动着庞大的机身,发疯似的搅动,又往陡斜的土坡翘首突进,如同垂直挂在那坡上似的,同地几乎成了一个四十五度角,甚至好似要倒过来,叫人看着眼晕。而他倒像在做一个上了瘾的游戏,冲上去,退下来,卸土,加高……
好你个小子!果然你想出了这么个法子,既坚持了自己的主意,又为工地的进度作了补救。肖潇情不自禁地举起双手,又用手拢成一个筒哇哇地喊起来。当然,马达声太大,他不会听见。而且,车灯也没有晃到她们站的地方。
郭春莓按住了她的肩膀。
“我们回去吧。”
“为什么?叫他下来嘛,问问他……”
“不,不必了,让他去吧。”郭春莓很坚决地摇了摇头。
肖潇疑惑地看了郭春莓一眼,她既不气恼也不吃惊。她到河堤来似乎只为证实一下“半夜机叫”。看来她压根儿不想制止萝卜头。萝卜头这么一干河堤的进度倒可以大大加快了。但自己起草的那篇批判稿就不实事求是了。肖潇悻悻往回走,心里有点别扭,也许这正是自己那天苦口婆心煞有介事地劝说了萝卜头的结果!
郭春莓倒完全不介意这个。将错就错大概也是领导艺术。那篇批判文章很快就在总场有线广播里播出了。难堪的是,没有什么人谈到它,就像没听见一样。连苏大姐也没提起。
大家照样天天去背草垡子。
草垡子堆砌的河堤在延伸。
被泥土覆盖和加固的河堤也一日日加长。
大家熟视无睹,就像一道流水作业线似的。
郭春莓胸有成竹。她除了那个夜晚在肖潇面前乱过方寸,永远是那么喜怒不形于色。肖潇在白日的阳光里观察她,便怀疑那个夜晚伏在自己肩头哭诉的人,只是一个梦里的幽灵。如果不是幽灵,而是如她平日那般平稳乏味的真人,怎么会有那样神奇的魔力,降服肖潇,动摇肖潇,使一个内心如此孤傲的肖潇,竟为她所驱使、所差遣,无从抗拒地去做那个叫做郭春莓的人让她去做的事。
肖潇实实地不解自己。
一日晚,郭春莓对她说:“刚才余主任来电话,那封扎根公开信,就要在《农垦报》上发表了。”
她“嗯”了一声。
郭春莓又说:“余主任的意见,签名的人,好像少了一点。”
这同肖潇有什么关系。连日来都是郭春莓自己里外奔忙,串联了邻近的好几个分场的先进典型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