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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童话170年点评报告（第1页）

安徒生童话170年点评报告

从1835年5月8日安徒生出版第一部童话集《讲给孩子们听的奇异故事》算来，安徒生童话流传至今已整整一百七十年了。一百七十年来，安徒生童话作为安徒生全部文学创作（还有小说、戏剧、诗歌、传记等）的一部分，其传播流布亦如他充满曲折传奇的童话人生，走过了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其独特的创作现象已渐次成为儿童文学研究的一门显学——安徒生童话研究。

人们越来越关心业已发生的一种现实：安徒生童话始终在批评中成长壮大，甚至在赞美与批评之声针锋相对以致你死我活的情形下，仍能化险为夷。人们不禁要问：安徒生童话的世界影响与安徒生童话的广泛批评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广受质疑的安徒生童话却被译成世界几乎所有的语言在成人与孩子之间广为传诵，至今仍然是一座难以逾越的世界儿童文学经典的峰巅？安徒生说过：“我之所以有此成就，实在亏了批评者谩骂之力，这是我应当感谢的。”这句夫子自白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成功奥秘？

批评与生俱来——安徒生，不愿接受忠告的、好高骛远的疯子？

1835年，安徒生创作第一部童话集时，正处在他的《即兴诗人》受到攻击后的情感低潮期，或许为了消遣，或许兴趣所至，安徒生改编了3篇民间故事，又用民间故事的手法写了一篇新童话。他将这4篇偶然之作合编一集，取名《讲给孩子们听的奇异故事》，不给“有学问的批评家”说他“捏造文体”的口实。结果还是事与愿违，他被指责为“刚刚做出了比较看得上眼的《即兴诗人》，爬上了一两步，又倒退了下来，竟做出这样稚气的故事”，还给安徒生戴上“破坏了书面语言纯洁性”的帽子，批评童话内容“毫无教育意义”，“就是要想夸奖这些童话是无害的读物，也无从夸奖起”——《打火匣》中的“行为不道德”，《豌豆上的公主》“没味道”，《小意达的花》“道德训诫意义不深刻”。从形式到内容给安徒生童话以全盘否定，忠告安徒生“不要再白费时间，做什么童话了”。连安徒生的好朋友也来劝他，“你没有做童话的天才，就不要再做这一类东西了”。一定要做，“第一步也应该多读些法国童话，拿来模仿”。安徒生伤心地说：“我所得的收成只有谴责。”但倔犟的安徒生不想就此认输，不让他写，他却偏偏要写，于是，有了第二部、第三部。

在第二部的《前言》里，安徒生强调自己的童话在给孩子写作的同时，也给孩子的父母写点东西，企图争取孩子的父母来赢得成人世界的认同。然而他失败了，第二部童话集受到更严厉的批评，说他是个“不愿接受忠告的、好高骛远的疯子”，“已经误入歧途，不可救药”。安徒生绝望了，就在他准备放弃之时，他的朋友奥斯特和豪兹写信鼓励他，认为在他们心目中，“安徒生才是大手笔”，“有一颗真正的诗人的心”。安徒生想到好友柯林的预言——《即兴诗人》将使他扬名，而童话将使他名垂千古！为朋友，也为“敌人”，愈败愈战的安徒生于是有了第三部童话集。出版商不愿意出版，安徒生为订数四处求人，一面又将《前言》改为《致成人读者》，表白自己已经不再写“小儿科”的“小玩意”；同时在《前言》里为自己找好退路，声明如果读者对他的第三部童话集“依然如此冷淡”、评论界“依然保持缄默”，他就“改邪归正”，“不把时间浪费在童话这一无聊的玩意儿上了”。

好事多磨，安徒生的坚持终于有了回报。《海的女儿》和《皇帝的新装》两篇新作引起了读者与评论界的广泛注视，给安徒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荣誉。安徒生笑到了最后，可那笑声里的辛酸，只有安徒生自己慢慢抚慰。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童话家就此诞生了。一个伟大人物的产生往往不是孤立的个人成才故事，而是多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偶然中透着必然。显然，安徒生的成功不完全是他个人的爱好与才能所致，其中最为重要的来自批评的力量。有批评者的刺激才有被批评者的发奋，朋友的信任与激励也只有相对于批评者的刻薄才显得珍贵。给你一份压力，你就能释放出十倍甚至百倍的动力，这就是批评的力量！虽然此后安徒生的童话创作仍然不断有批评的声音，但对已经确立了文学史地位的安徒生及其童话创作来说，已经难有实质上的伤害与动摇了，更多的表现为批评者从各自的审美理想对安徒生童话提出的愿景与完善。

批评“火力点”——童话结尾的不合“情”“法”？创作倾向的自我漂移？

安徒生一生创作童话四十三年，写下二百一十一篇童话（按林桦先生的统计方法，将独立成篇的众多小故事连成一部长篇的分开计算），创立了童话王国，成为世界童话之王。这是全世界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在阅读过安徒生童话后给予安徒生的崇高荣誉。安徒生当之无愧。安徒生说：“我为自己的童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可以说是无可估量的代价——为了童话我拒绝了自己的幸福。”然而，给安徒生带来终身荣誉的童话，却没有给他的人生带来真正的幸福，就是童话本身的命运也和它的主人一样不平静——几乎每一篇童话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即便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丑小鸭》《皇帝的新装》这样经典中的经典，也在所难免。这也许是安徒生童话特有的一种荣耀。树大招风，安徒生童话当仁不让地成为童话批评最好的靶心。

对安徒生童话的批评有两类值得重视：一类是对单篇作品的个案批评，其中很多争论发生在作品结尾的安排上，因为结尾通常是人物性格完成、升华作品主题、体现作者追求的重要部分；一类是对安徒生整个童话创作倾向的比较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创作思想、创作风格的前后变化上。

对于作品结尾的不满，往往有两大理由：一是从儿童读者的视角看，不合“情”——童话中过于悲伤、恐怖、压抑的情感因子，会对儿童的心理成长发生不良影响；二是从童话艺术的视角看，不合“法”——作品中违背故事情节发展的设计和人物性格命运的安排，大大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上述两种理由又经常是同时作用的。

譬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安徒生以小女孩冻死街头结束全篇，就被指控为借童话来恶毒中伤诽谤教会慈善事业，闹得沸沸扬扬。安徒生写作《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在国外旅行途中，接受他人之托，根据三张画片而为一本历书写的一篇“看图作文”。安徒生按照三个圣诞愿望的画面写完后，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苦思冥想了一整夜，终于添上了小女孩在漫天大雪中死去的结局。很多读者认为，这一神来之笔写出了那个贫富不均的时代，体现了安徒生对社会不平现象的强烈控诉和对贫苦民众的无比同情，有着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悲剧色彩和温暖的震撼心灵的人道主义力量。这是批评者的概括，安徒生是否也是这个用意，不得而知。但更多的研究者认为，这个过分凄惨的结尾将使儿童读者的幼小心灵遭受毒害，所以，有位美国作家自作主张地改写了结尾：让小女孩的祖母移民到大洋彼岸的“人间天堂”，成为“美籍丹人”，再回国探亲，把小女孩接到美国去享受有烤鹅、有壁炉的天堂生活。

同样被改写结尾的还有《海的女儿》。对小人鱼变成水泡的悲剧安排，不仅被认为过于残忍，还被指责为作者为着表达一种基督思想而强行加进的寓意，带有一种明显不符合情节的“人造效果”和“异教色彩”。符合情节的设计应该是让小人鱼与王子成亲。因而很多译本都不约而同地删除了小人鱼变成小水泡的情节，删除了故事中出现的那位外国公主，让王子和小人鱼结婚。一部1966年出版的英国译本这样写道：“小人鱼在她情人的抚摸下最终变成了人。”有的译本还将“故事中性的因素及描写小人鱼对情敌的嫉妒心理”连同“那把可以用来杀死王子的刀子”一起删除了，以防给孩子不良的阅读暗示。

《皇帝的新装》的结尾，安排了皇帝赤身露体地在大街上游行，让一个小孩子喊出“国王没有穿衣服”的真话，本是作品中最大的亮点，但被有的批评者指责为安徒生借此讽刺“当今皇帝”，有藐视权势贵族的倾向，发泄对上流社会的不满，暗示要封杀这篇童话，甚至威胁到安徒生的安全。其实，这篇童话是安徒生受到朋友豪兹一封信的启发而写的，借用了西班牙故事的“有趣的概念”（两个狡猾的骗子冒充织工从外地来到皇宫的情节），用以讽刺那些无理吹捧、不说真话的坏风气。

《丑小鸭》的结尾也被丹麦大文学史家、评论家布兰兑斯认为“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败笔”。本来，安徒生创作丑小鸭这一形象，是有其自喻意义的——安徒生的一生从卑贱起步，到产生种种金色的梦想，再到辉煌的终结，完完全全就是童话《丑小鸭》中主人公的缩影。但布兰兑斯更看中悲剧的力量，认为大团圆的结局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所以他大声疾呼：“啊，诗人！……既然你能哺育出这样的诗篇，以你的灵感，你的骄傲，你怎么忍心让天鹅得到这样的结局！让它死去吧！让它死去吧，如果需要的话！那将会是悲惨而伟大的。让它展开翅膀，不顾一切地在太空翱翔，为它的美和它的力量欢欣鼓舞吧！那是自由而快乐！”（《童话诗人安徒生》，1869年）

对童话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的不满，也集中在安徒生越来越远离政治现实、远离童话创作规则的变化上。丹麦研究者波·格罗贝奇认为：“安徒生在思想上并不是十分前后一贯的，人们很难在他的创作中找到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前后一贯的哲学思想。有的童话在结尾虽然有一个教训式的主题揭示，但他没有把一切细节都安排得从属于这种思想的意识，而且很多童话里，根本没有什么潜在的思想——有的只是一系列大事件、一个命运或者只不过是一个情景，如《打火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坚定的锡兵》等。”（《现代诗人安徒生》，1935年）丹麦大批评家乔治·布兰兑斯也认为，安徒生的创作总是带有严重的个人色彩，以自我为中心，远离政治现实，连1848年大革命这样重大的事件，反映在他的自传里，仿佛只是听到某人打了一个喷嚏。丹麦研究者保尔·维·鲁玻认为：安徒生童话越到后来“朝神话传奇方向发展的倾向越突出”。就连童话最本质特征的幻想，在安徒生笔下也变得“随处漂游，控制不够，缺乏节制”，表现到创作上，喜欢“把一系列小故事联成一篇长童话”，甚至“走得更远，让童话的框架无止境地任意发展，接近大型故事，而不是把它写成一个个独立精彩的小故事，在这里他丢掉了他那秀美的文词和流畅的灵感，虽然某些片段可能很精彩，但故事整体往往是失败的”。（《安徒生的童话》，1927年）这些批评都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安徒生越到后期的作品童话的特质越来越不明显，神话、传奇、小说、故事、散文的特点却越发突出，这也从一个侧面让人们明白了，在二百一十一篇安徒生童话中，为什么人们耳熟能详的童话，就那么十几篇，连总数的百分之十也不到，而且绝大多数还是安徒生早期的作品。

在中国的引进和批判之旅——不同时期对安徒生童话的认识相差甚远

在中国，安徒生童话与批评的关系更加密切而有明显的因果关系。理论界对安徒生童话的批评态度极大地影响着安徒生童话的中国命运。这也许是安徒生童话作为引进产品，其传布需要更多地依赖专家的观点与生产商（译者、出版者）的推介。在安徒生童话来到中国的九十多年里，不同时期人们对安徒生童话的认识相差甚远，大致经历了与时俱进的六个时期。

（一）瞥见安徒生，由认为“太荒唐”到称之为“神品”

中国最早接触安徒生童话的是周作人。1912年，他读到《丑小鸭》《皇帝的新装》《拇指姑娘》等作品，“当时觉得这幼稚荒唐的故事，没甚趣味；不过因为怕自己见识不够，不敢菲薄，却究竟不晓得他好处在哪里。”尤其觉得有一寸长的拇指姑娘，太荒唐。但周作人很快接受了西方人类学和儿童学的理论，明白了童话对于儿童精神成长的意义和安徒生童话的价值，在1913年9月写的《童话略论》里，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安徒生及其童话。称赞安徒生“天性自然，行年七十，不改童心”。又在长文《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中详细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和童话创作，感叹“其所著童话，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

（二）发现安徒生，从“儿童的文学”到“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在“人的发现”和“妇女的发现”的视野里，儿童被发现了。新儿童观赋予儿童独立的人格与独特的精神需求，供给儿童的读物被提上议事日程。安徒生童话正好是孩子最适宜的精神食粮，于是介绍安徒生童话成为一种必然与时尚。安徒生童话被看做“儿童的文学”得到大力提倡，成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向自觉的标准之一。在周作人、郑振铎、赵景深、顾均正、徐调孚等学人的努力下，安徒生童话来到中国成为20世纪20年代颇为显赫的文坛事件。安徒生被称誉为“世界最伟大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童话也被赋予了儿童文学范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