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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1．魏忠贤成了实际的“九千岁”

天启五年（1625）四月的某一天，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将大理寺丞徐大化找到自己的值房面授机宜。要他借熊廷弼案，对杨涟、左光斗等六人实行栽赃。当天晚上，徐大化就写出弹劾杨涟等六人的奏章，第二天送至御前。

魏忠贤本是河北肃宁县一个混混，在当地小有名气，后来因赌博输得精光，竟到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地步。万般无奈，只得自阉，托人走后门，入宫当了一名小火者。现在，我们将净身入宫服务的人，统称为太监，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真正的太监，是指那些有权有势的内侍，而大量的阉侍，只能称作火者。

魏忠贤入宫时，可能是贿赂了管事太监，被分配到熹宗母亲王才人的门下当厨子。他一生的转机由此开始。王才人因病早死，熹宗由乳母客氏养大。魏忠贤与客氏勾搭成奸（可见魏忠贤的净身之说大可怀疑）。熹宗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长孙、光宗的儿子。光宗登基不到一个月就死掉。熹宗继位时十六岁，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因为客氏的鼎力相助，魏忠贤在熹宗面前日渐受宠。到了熹宗三年，他已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九千岁”，不但在宫里头一手遮天，就连权力中枢的内阁也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2．熹宗成了名副其实的木工皇帝

如果把仁宣与光熹这两个时代作一个比较，就会找到明代由盛转衰的轨迹。仁宗是永乐皇帝朱棣的太子，他登基不到十个月就死去。儿子宣宗继位，享了九年国祚；光宗是万历皇帝的太子，登基不到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他的儿子熹宗继位，当了七年皇帝。这两次传承，仁宣是由复苏走向大治；光熹是由衰败走向大乱。宣宗虽然好玩蟋蟀，但对国事非常用心，而且内阁六部大臣，几乎全都是君子在位，所以国家才产生升平气象。熹宗却不一样，在他登基之前，他的爷爷神宗皇帝已四十年不上朝，阉侍之祸与朋党之乱已经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他登基之初，是个什么也不懂的毛孩子，坐稳龙椅之后，对国事没有任何兴趣，却迷恋上了木工。一天到晚在紫禁城里拉锯子推刨子弹墨斗线，做个官帽椅罗汉床什么的颇有心得，对大臣呈进的奏章却懒得翻动。大奸大滑的魏忠贤就是钻了这个空子，把批览奏章的权力揽到自己手上。他因此成了实际的皇帝。由于他的**威，一批正直的大臣被罢黜，而换上了供他驱使的一批小人担任要职。大理寺丞徐大化便是其中一个。

大理寺负责审理案件，类似于今天的法院。大理寺丞是该衙门的主要负责人，正三品。魏忠贤为何要徐大化诬陷杨涟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3．小臣杨涟成为朝廷的股肱

杨涟是湖北应山县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万历四十八年神宗皇帝去世时，他担任的职务是兵科右给事中。这是个八品的职位，相当于今天的正处级。万历四十八年发生的梃击、红丸与移宫三大案，杨涟是后两案的积极参与者。这三大案都关系到政权的更替，既是皇帝家事，更是国家大事。杨涟官职虽小，但活动量很大，且身上有一股正气。光宗与熹宗的顺利继位，都有他的功劳。光宗很器重他，病危时，还把他叫到病榻前，与内阁大学士方从哲、刘一景、韩爌等大臣一起同受顾命。在明代，顾命大臣具有极高的威望。所谓顾命，就是前任皇帝的遗嘱执行人，肩有辅佐新皇帝的重任。明史言杨涟以“小臣预顾命感激，誓以死报”。从此，杨涟把辅佐熹宗当做自己的神圣任务。

偏偏熹宗不争气，不想当皇帝而想当鲁班的徒弟，开一个红木家具厂。天启元年，因移宫案的争论喋喋不休，熹宗将双方的领头人杨涟与贾继春同时罢黜。杨涟当了不到一年的草民，又于次年重新起用，任礼科都给事中。都给事中是一把手，右给事中是副手。原来，熹宗心里还眷顾着杨涟，待移宫案风波平息，他就逮着机会给杨涟升官。在礼科都给事中任上不多久，又升任为太常寺少卿。第二年即天启三年的冬天，再次升职为左佥都御史，过罢春节，又超擢为左副都御史。都察院管理天下言官，类似于今天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该机构与六部平级，一把手的职位叫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属正三品，为都御史的副手，相当于中纪委的副书记。从万历四十八年秋的八品兵科右给事中到天启三年春正三品的左副都御史，杨涟只用了三年时间。到此时，杨涟不再是“小臣”而变成了朝廷的股肱。

如果杨涟贪恋禄位，即便不肯与阉竖同流合污，只需对朝廷发生的乱象作壁上观，他也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杨涟生性耿直，始终不忘顾命大臣的神圣责任，对朝廷中任何干扰善政的恶势力，都想遏制与铲除。

就在杨涟升官的天启三年，魏忠贤已是**焰灼人。当时，朝廷善恶两股势力旗鼓相当。杨涟、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皆任要职，凭借手中权力抑浊扬清，广植善类。魏忠贤则搜罗党羽，凌辱公车。但是，这种均势是暂时的，因为魏忠贤控制了皇帝。虽然杨涟等赢得了民心，但在专制时代，谁都知道民心轻如鸿毛而皇权重于泰山。

4．杨涟上书皇上，列举魏忠贤二十四宗罪

严重的危机感促使杨涟必须采取行动。天启三年的六月，杨涟在作了充分的调查取证之后，向熹宗上了一道弹劾魏忠贤的奏章，内中列举了魏忠贤二十四宗大罪，奏章结尾一段是这样写的：

凡此逆迹，皆得之邸报招案，与长安之共传共见。非出于风影臆度者。忠贤负此二十四大罪，惧内廷之发其奸，杀者杀，换者换。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惧外廷之发其奸，逐者逐，锢者锢。外廷又皆观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种无识无骨苟图富贵之徒，或攀附枝叶，或依托门墙，或密结居停，或投诚门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无所不至。内有授而外发之，外有呼而内应之。向背忽移，祸福立见。间或内廷奸状败露，又有奉圣客氏为之弥缝……故掖廷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贤……且如前日，忠贤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驰请，一切票拟，必忠贤既到，始敢批发。嗟嗟！天颜咫尺之间，不请圣裁而驰候忠贤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势至此，尚知有皇上耶无……

这篇奏章洋洋洒洒，痛快淋漓。只看文字，就知道杨涟是何等的血性男儿！在明代，外廷的大臣与内廷太监争斗，几乎就没有成功的例子。前朝的大太监汪直、刘瑾，虽作恶多端，但弹劾他们的官员，轻者贬斥，重者坐牢戍边。最终让他们倒台的，多半是因为发生了内讧或用非正常的手段促使皇帝下令诛除。杨涟当了十几年的言官，对这些朝廷掌故应该说烂熟于胸。但出于对朱明王朝的责任，对社稷苍生的忧虑，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豁出一条命来，也要把魏忠贤绳之以法。

5．魏忠贤挟持皇上，将杨涟、陈于廷、左光斗三人罢官

君子遇到危难求助于法，小人遇到危难求助于术，这大概就是善恶的区别。当杨涟求助于“法”时，魏忠贤便以“术”待之。

却说魏忠贤得知杨涟写了奏章弹劾他时，顿时吓出一身冷汗。虽然他觉得自己与客氏串通起来，可以偷梁换柱指鹿为马。但对杨涟却又不得不存一份小心。毕竟杨涟是顾命大臣，熹宗对他抱有一份好感。如果让杨涟亲手把奏章递到熹宗手上，这证据确凿的二十四宗罪可能会引起熹宗的警惕。因此，魏忠贤听信爪牙的主意，不让熹宗与杨涟见面，更不让熹宗看到杨涟的奏疏。

杨涟是赶在熹宗早朝的头一天写完奏疏的，准备上朝时送达御前。但是，熹宗突然宣布免朝，杨涟的希望落空。这时，宫廷内外都知道杨涟写了这么一道奏疏。杨涟担心夜长梦多，立即决定到会极门投帖。明朝故事：大臣凡有急事奏禀皇上，可不必通过政司而直接到会极门投送。值门太监拿到奏疏后就会立即送往乾清宫，不得耽搁。凡误事者必受严惩。杨涟的想法是，先让熹宗看到奏疏，第二天早朝再当面揭露。

但是，杨涟的计划再一次落空。会极门当值太监把他的奏疏直接送到了魏忠贤手上。魏忠贤目不识丁，听秘书念完这篇奏疏，顿时心中又恨又怕。于是，一连三天，他阻止熹宗上朝。须知皇帝早朝视事是亲政的一项措施。六部九卿大臣都是趁此机会禀报政事领取诏旨。熹宗多日不早朝，引起外廷大臣的种种猜测。眼看完全让熹宗待在乾清宫不出来无法向外臣交代，魏忠贤又改变主意，他亲自陪同熹宗早朝，并派数百名带着枪械的大内锦衣卫站在丹墀之下，把皇上与大臣隔开，又事先告知殿前传奉官，不得允许任何大臣奏事。就这样，熹宗在文华殿晃了晃又起驾回宫，杨涟没有任何机会向皇上当面奏事。到此时，所有的大臣都看出来，魏忠贤已牢牢控制了熹宗，杨涟的命运岌岌可危。

就这样僵持了三个月，魏忠贤无日不在思虑如何除掉杨涟。他知道杨涟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的周围，聚集了不少朝臣，他们同仇敌忾，与阉党势不两立。主要有左光斗、周朝瑞等十几位级别较高的官员。对这些人，魏忠贤统统以“东林党”目之。他指使爪牙弄了一个《东林点将录》，将所有反对他的官员都搜罗进去。关于东林党，可以说的话题很多，我将另写一篇文章详述，这里姑且从略。当时在朝的大臣，被称为东林党的人，级别最高的是吏部尚书赵南星。魏忠贤找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矫旨罢黜赵南星。按规矩，赵南星的继任者，必须廷推产生。所谓廷推，就是皇上钦点的几位大臣在御前提出合格人选。杨涟有资格参加廷推，但他拒绝参加，因为他认为赵南星的罢黜是阉党所为，并非熹宗本意。一心想惩治杨涟但苦于找不到理由的魏忠贤，这下终于逮到了机会，他立即假借熹宗的名义，诏斥杨涟“大不敬，无人臣之礼”，勒令致仕回乡。同时被罢官的还有吏部左侍郎陈于廷、左佥都御史左光斗。

这三人受到处分，类似于今天的“双开”，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比“双开”还要厉害。因为，今天“双开”的人，至少还可以住在原地。这三个人，却是连北京的户口也注销了，统统由锦衣卫（相当于武警）押送回原籍。

6．徐大化借熊廷弼案，再次构陷杨涟

魏忠贤这种“枪打出头鸟”的做法，使京城十八大衙门的正人君子遭受巨大的打击，制约他的力量几近崩溃。奸贼之所以成为奸贼，就是因为他做任何坏事都不存在道德上的障碍；小人之所以成为小人，乃是因为他做了坏事后还想做更多的坏事。将杨涟削职为民“蒸发”于政坛，并不是魏忠贤的所求，他的终极目的是彻底消灭杨涟的肉体。所以，在杨涟回到湖北应山老家一年多以后，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徐大化究竟是怎样利用熊廷弼案赃害杨涟的呢？弄清这个问题，先得简单介绍一下熊廷弼案的来龙去脉。

熊廷弼是湖广江夏人（今湖北武昌县），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万历四十七年以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的身份，经略辽东。这职务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军委委员兼沈阳军区司令。他在辽东任上十六个月，正值神宗、光宗相继去世以及大内“三大案”的发生，可谓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熊廷弼在这种情况下，独撑辽东危局，运筹帷幄，使虏敌不敢进犯，应该说功劳很大。但被兵科给事中姚宗文、兵部主事刘国缙与御史冯三元等人构陷，说熊廷弼一味防守不敢进攻，致使虏敌坐大。他因此被解除兵权丢了乌纱帽。谁知他离任不到两个月，接替他的人完全不懂军事，导致沈阳与辽阳失守。此情之下，朝廷只好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但不同的是，辽东的十几万兵马不再统帅于他的麾下，而由辽东巡抚王化贞调度指挥。半年之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广宁，满肚子子曰诗云的王化贞不知如何拒敌，熊廷弼能打仗却又没有兵权。这种错位导致广宁失守，辽东官军全线溃败逃回山海关。

失掉辽东，熹宗不分青红皂白下旨将熊廷弼、王化贞两人一起处死。受尽冤屈的熊廷弼呼天不应，呼地不灵。为了保命，便托内阁中书汪文言向魏忠贤求情，愿意送他四万两银子以求活路。魏忠贤答应了这个请求。但是，熊廷弼并非贪官，亦非巨富，一时间凑不出这笔巨款，魏忠贤认为这是熊廷弼有意诳他，决定提前执行他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