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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2页）

李文达之后，成化朝的庚子年，内阁首辅刘吉又碰到了同样的问题。皇上宠信刘吉，亦让他夺情，去内阁当值，视事如故。刘吉接受李文达夺情遭士林指斥的教训，一方面给皇上一连写了三道疏请求回家守制，另一方面又买通贵戚万喜到皇上那里去做工作，坚持让他夺情。即便这样，士林仍不放过他。翰林院编修陈音上书劝刘吉回家，刘吉置之不理。在内阁中接待客人谈笑风生，没有一点哀戚。

七年后，新皇上登基。士林犹记当年刘吉夺情这事，各路言官纷纷上疏，请求新皇上罢免刘吉。没想到新皇上对刘吉也十分欣赏，仍下旨慰留。刘吉也鬼，他指示吏部，对那些弹劾他的言官都破格提拔。这种“媚众”之术，让一批斗士变成了哑巴。第二年，皇陵所在的天寿山发了一场风雹，砸物伤人，震惊陵寝。弘治皇帝下旨戒谕群臣修省。翰林侍读张升觉得这是弹劾刘吉的一个绝佳时机，于是立即上疏，历数刘吉十大罪，第一条仍是不回家给死去的母亲守孝。这封疏文发出后，被刘吉收买的言官纷纷上书对张升痛加批驳。张升因此被贬谪到南京当一个工部员外郎的闲职。离京之日，张升的同乡何乔新深为不平，写诗赠张升：

乡邦交谊最相亲，忍向离筵劝酒频。

抗疏但求裨圣治，论思端不忝儒臣。

自怜石介非狂士，任诋西山是小人。

暂别銮坡非远谪，莫将辞赋吊灵均。

张升继罗伦之后，成为反对夺情的第二个牺牲品。

但是，在明代的历次“夺情”事件中，真正酿成一场大的政治风波的，则是发生在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身上。

关于这一次事件，我已在拙著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中作了比较详尽的描写，这里不再赘述。但我要说的是，通过张居正的这一次“夺情”风波，明朝的丁忧制度实际上起了比较微妙的变化。

朱元璋以“孝”治国，作为基本国策的丁忧制，本是统治者收揽人心的手段之一。但发展到后来，坚决捍卫这一制度的却并不是执政者，而是以卫道士面目出现的清流。

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读书人，优点是讲求操守，坚持真理；缺点是不肯审时度势，从国家与朝廷的大政出发作出变通。忠与孝，是文人坚持的最重要的两个操守。用他们的推理，父母去世不丁忧，就是不尽孝。无孝道之人，就是衣冠禽兽，此等人秉持国事，难以让天下信服。

在张居正“夺情事件”中最后一个向皇帝上疏反对夺情的人，是刑部九品观政邹元标。他是一位二十多岁的新科进士，“观政”不算是官职，只是实授官职前的一种实习。这位年轻的读书人，便是典型的只讲原则性不讲灵活性，敢于坚持真理却又缺乏方向感的那种人。他在给万历皇帝的疏文中怒气冲冲，语言极为尖刻：

臣伏读敕谕：“朕学问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必前功尽弃。”陛下言此，实乃宗社无疆之福也。但朝中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岂独居正？学问人品超过居正者，大有人在。观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可办非常之事。”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人之五常之道岂不尽丧？于此亲生而不养，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为非常之才”，岂不令天下士人齿冷？由此推断，必定怀禽兽之心，方为非常人也……

在明代反对夺情的文章中，无论是罗伦、张升，还是与邹元标同时的官员艾穆、吴中行、沈思孝与赵用贤，其语言激烈的程度，都没有超过邹元标。时人称之为千古妙文，亦是向权贵挑战的檄文。当然，他受到的惩罚也最为严重。万历皇帝下令将他廷杖八十，谪至贵州边军充役，备尝艰难。

正是在廷杖中被打瘸了一条腿的这个邹元标，后来成为东林党的五大领袖之首。在身历三朝，眼看吏治腐败，大明王朝日益衰败之际，他才痛切感到年轻时反对张居正夺情是一次草率的行为。挽救大明的颓局，的确需要张居正这样的“宰相之杰”。于是，他屡屡上书朝廷，恳求皇上为张居正平反。

三

以上从民与官两个方面，粗略地勾勒出“孝治天下”对明代的风俗及政局产生的影响。应该说，朱元璋以“孝”治国，以“孝”驭民的策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任何一项国策的提出，首先必须考虑到老百姓的接受程度以及贯彻实施的方法。朱元璋围绕“孝”字做文章，既顺应民意，又获得官心，这是以道德治国的典范，值得后世借鉴。

前面已经讲过，家是国的基本单位。倘使每一个家庭都生活在孝悌之中，则国家安能不稳？朱元璋让孝道从家中走向社会，也制订过一些有益的措施。洪武二十七年，有一位名叫隋吉的史官曾给他上疏建言：“农民中有一夫一妇者，当耕种时，或不幸夫病，而妇给汤药，农务既废，田亦随荒。及病且愈，则时已过矣。上无以供国赋，下无以养室家。请令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时有疾病，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

朱元璋对隋吉的建言非常赏识，他立即对其疏文亲自作了批示，并找来户部、礼部有关官员，当面下谕：

古者风俗淳厚，民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行，风俗颓敝，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至强欺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朕今置民百户为里，一里之间，有贫有富，凡遇婚姻死丧疾病患难，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民岂有穷苦急迫之忧？又如春秋耕获之时，一家无力，百家贷之，推此以往，百姓安有不亲睦者乎？尔户部以此意论民知之。

当初看到这段文字，我就笑言，朱元璋是13世纪的马克思，他试图在中古社会中建立“人民公社”，依靠社会的力量来救助孤寡，提携弱者，这是真正的亲民政策。从中，也可以看出朱元璋的思想脉络，由家庭之孝悌，推及邻里和睦，再扩至民间的风俗淳厚，由此提升朝野之间的亲和力。应该说，这是朱元璋创建和谐社会的一种努力。

2006年3月10日于宜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