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10章（第1页）

第10章

一

在中国人的道德领域中，人们最看重的两个字即忠与孝。《二十四孝图》中所宣扬的孝子故事以及二十四史中记述的忠臣列传，无不深入人心，成为民族楷模。尽管从汉代起就提倡“以孝治天下”，但是，真正把“孝”列为基本国策，以此为纲来教化子民，稳固社稷，则是明朝朱元璋的创意。

忠和孝，一为公理，一为私情。忠的对应物是国，孝的对应物是家。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今天的理解是一个概念。其实，它包含了国与家两个层面。国的最基本单位是家。家若治理不好，则国有乱象。而治家的法宝，无非“孝悌”二字，对父母上辈虔敬是为孝，兄弟姐妹间相敬如宾，是为悌。朱元璋出身寒微，立国之初订立制度，便突出这个“孝”字。应该说，这是取自民间智慧，日后通过检验，也是行之有效的。

围绕“孝”字，朱元璋制订了很多政策。比如说，家中若有八十岁的老人，则可减免赋税。县上的官员，每年的重阳节，要把全县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请到县衙来吃一顿酒席，照例也有一些赏赐。乡闾间对老人行孝的人，表现特别突出者，可上报朝廷给予旌表。若何地立了一座孝子牌坊，则该地的乡亲脸上都有光彩。官员们服务于朝廷，若遇到父母中的任何一位去世，都必须立即报告吏部，离任回乡守制，为父母守孝三年。此举称为丁忧，是不可更易的制度。为父守制，前朝已有制度。但为母守制，是明朝的首创，当初讨论母丧该不该守制的问题，一些大臣认为母丧不必守，礼法说的“父为子纲”并不包括母。朱元璋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母子之间亦是人间至情，丧母之人，亦应斩衰三年，并很强硬地说：“礼乐自天子出，为母守制自我始。”

由于朝廷的优恤与表彰制度向孝子倾斜，终明一朝，孝子层出不穷。客观地讲，此种提倡，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但建国之初，行孝之风尚未蔚为大观，朱元璋为此推波助澜。当时应天府境内有一位农夫犯了国法，理当受杖。这位农夫的儿子请求代父受过，执法者不肯。朱元璋听说了，便对行刑官说：“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其释之。”上有所倡，下有所随。朱元璋“为孝子屈法”的做法，对“孝”的推广于民间，功不可没。洪武二十年，经过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后，府库渐充。朱元璋又把礼部的官员找来，发布指示：“尚齿所以教敬而远之，事长所以教顺。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齿为尚，而养老之礼未尝废。是以人兴于孝悌，风俗淳厚，治道隆平。朕召天下，行养老之礼。凡民年八十以上，乡党称善，贫无产业者，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匹，棉一斤。若有田产能自赡者，止给酒肉絮帛。”

制订一项好的政策并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地坚持并不断改善。朱元璋立国之初，就牢牢抓住“孝”这个牛鼻子，从未松懈。于是，市井之中，巷闾之间，尊老爱幼的风气逐渐形成。每年，全国各地都会组织“孝子”的典型呈报礼部，以求旌表。礼部有专门官员负责这件事。

但是，再好的政策，在其推行过程中，总会有变形走板之处。一些人为了当一个惊世骇俗的孝子而不惜花样翻新，结果弄巧成拙。

洪武二十六年，山东日照县的一个名叫江伯儿的人，便做出了一件极为残忍的事。他的母亲久病不愈，听说吃亲生儿子肋下的肉能治母病，他便把自己的肋肉割了一块炖烂喂给母亲。老母亲喝了这罐子“排骨汤”，病情仍没有减轻。于是，江伯儿便进庙求神，并许愿说，如果大神显灵，让他的母亲得以痊愈，他就杀一个儿子来感谢神灵。求神过后，老母的病体竟然康复。江伯儿言必信行必果，真的杀了自己一个三岁的亲生儿子供奉到神灵面前祷祝。这般“孝子”焉能不报？于是县令奏闻于上司，层层批语送至御前。朱元璋看到这份奏章，顿时大怒，对礼部官员痛斥：“父子天伦，百姓无知，乃杀其子，灭绝伦理，此等荒谬之事，焉能请表？”当即下令将江伯儿逮捕，杖一百，远谪海南，永不赦回，并责成礼部告示天下：“今后，凡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列。”

尽管这样，明代因为在家尽孝而被朝廷拔擢为高官者，仍不在少数。洪武中易州涞水县农民李得成卧冰求母尸，乡里举为孝廉，被升为光禄寺署丞，后又升至山东布政使，这职位相当于今天的省长了。永乐中，金吾右卫总旗张法保割臂肉煲汤以喂祖母，擢为尚宝司丞。还有一个徐州人，叫权谨，自幼丧父，事母尽孝，由乡邻举荐，被有司拔为乐安县知县。他带着老母上任，就近赡养。九年考满，升为六品署丞，其时母病，权谨每日吁天以求身代。后母亲病逝，权谨守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吃酒肉，不与妻子同房，乡人皆称其孝，县衙将其孝行上报，刚刚登基的仁宗非常欣赏，竟破格升权谨为文华殿大学士。这可称为孝子升官的典型之最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由于朝廷的提倡，各府州县的长官都瞪大了眼睛到处找孝子。一州一县若出了孝子并受到礼部旌表，孝子本身光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州县长官有了可资晋升的政绩。所以，朱元璋在“孝”上做的文章与地方长官在“孝”上做的文章，恐怕是南辕北辙。

二

“孝”字让老百姓增强了亲和力，同时对官员也产生了极强的约束力。前面说到的丁忧制，便是所有官员都必须遵守的大法。在明代，官员们寻花问柳并不算是问题，但不孝与贪墨却是大忌。任何官员摊上这两样中的一样，都会成为过街老鼠。无论奸臣良吏，还是昏官庸官，遇到父母去世，都必须回家守孝。上至首辅下至典吏，概莫能免。

也有一种例外，当某官员正在做一件别人无法替代的工作，若回家丁忧，就会对此工作造成极大的损失时，皇上就会下一道特旨，命令此官员坚守岗位，在职守制，此举称为“夺情”。

应该说，“夺情”是对执行丁忧制度的一种补偿。但是，几乎每一次夺情，都会造成一次**。天顺初年，南阳李文达任内阁首辅，任内遭父丧，理当回家守制，但皇上挽留他，要他“夺情”。李文达亦有眷恋相位的嫌疑，于是遭到士林反对。有一位名叫罗伦的人，本是状元出身，时任翰林院修撰。他带头上疏皇上，反对李文达夺情，为此惹恼皇上，被贬谪到泉州市任船舶司提举。李文达死后，罗伦才平反复官，任南京翰林院修撰。时人写诗讥其事，后两句是“九原若见南阳李，为道罗某又复官”。

这位罗伦，是江西永丰县人，当时名气很大。状元出身的人，最后当到首辅位置的，有不少。但一生都在厄运之中仕途不畅的却不太多，最出名的是两个，一个是四川人杨慎，另一个就是这个罗伦了。

诗书人历来就有两种出路，一在庙堂，一在江湖。自江湖而庙堂的人，受人讥刺的多；自庙堂而江湖的人，受人追捧的多。当世不容，当局不容，此人的身价，就会在江湖陡涨。罗伦就是这种人，由于反对李文达的夺情，他成了江湖派读书人的偶像。当官一贬再贬，最后干脆回家闲住。老了以后，他终于死下心来，不再玩复官贬官的游戏。于是写了一首七律以纪其志：

五柳先生归去来，芰荷衣上露漼漼。

不由天地不由我，无尽烟花无尽杯。

别样家风幽涧竹，一般春意隔墙梅。

老来只怕风涛险，懒下瞿塘滟滪堆。

可以说，罗伦一生的坎坷，就是因为反对李文达的夺情；他在读书人中赢得巨大的声誉，也是因为反对李文达的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