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惟祖宗法,周悉今俱存。
遐迩同一视,覆育如乾坤。
尝闻古循吏,卓有父母恩。
惟当慎所择,庶用安黎元。
此诗绝无文采可言,但评判此诗的价值,亦绝不能用文艺的标准。宣宗无意当诗人,不肯在雕章琢句上下工夫,偶尔写诗,也全是为政治服务。作为帝王,这不是缺点,而是一种优点。宣宗在这首诗内,一再感叹农民的艰辛,他的这种忧患意识的形成,一是受乃父仁宗皇帝的熏陶,二是自己亲政以后的经历。这里再讲一个故事:
宣德五年的春上,宣宗奉太后之命,前往万寿山祭扫仁宗陵墓。回来路上,他看到路边远处地垄上有农民耕种,于是驻辇,在二三随从的陪侍下来到田间看望种地的农民。他从耕者手上接过耒耜推了三下,对随从说:“朕三举耒,已不胜劳,况常年劳作乎?人常言劳苦莫盛于农民,信矣。”耕者开头并不知道操耒者是当朝皇帝,一旦知晓后,当即跪下拜呼万岁,然后恭谨回答皇上的提问。从万寿山归来,宣宗感慨万千,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单记此事:
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旁农者俯而耕,不仰以视,不辍以休。召而问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跪曰:“勤,我职也。”曰:“亦有时间而逸乎?”曰:“农之于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终岁之劳也,曷不易尔业,为士、为工、为贾,庶几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业农,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无业士与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业贾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走负贩,不出二三百里,远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获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尽丧其利者,则阖室失意,戚戚而忧。计其终岁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我业是农,苟无水旱之虞,而能勤焉,岁入厚者可以给二岁温饱。薄者一岁可不忧,且旦暮不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愿易业也。”朕闻其言,嘉赐其食,既又问曰:“若平居所睹,惟知商贾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远知,尝躬力役于县,窃观县之官长二人。其中一人寅出酉入,尽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所也,而升迁去久矣,盖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率昼出坐厅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问,竟坐是谪去。后尝一来,民亦视之如涂人。此我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闻其言叹息,思此小人,其言质而有理也,盖周公所陈无逸之意也,厚遗之,而遂记其语。
宣宗皇帝把这两篇文章交给了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蹇义。都察院的职责是监督官员的行为,纠弹不法者。其作用类似于今天的中纪委。宣宗皇帝把这篇文章交给蹇义,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他对扰农害农懈于政事的官员加大稽查与打击力度。
从执政者的角度讲,勤政、廉政已属非常不容易,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针政策,就更为可贵。宣宗把亲民作为基本国策,亲民的重中之重又放在农民问题上,这一点,在他留下的谕旨与谈话中,随处可见。大凡一个好的政策,一经提出,就得始终如一地坚持,如果不抓落实,再好的政策也是画饼充饥。宣宗深知这个道理,为了把悯农的国策落到实处,从登基之日开始,他几乎每年都有新动作。用今天的话讲,皇上有思想力,大臣必须有执行力。若执行力不够,则再好的思想与国策都无法得到有效的贯彻。宣德六年春,宣宗发表了上面引述《悯农诗》,第二年即宣德七年春上,他又公布了新写的《织妇词》:
昔尝历田野,亲睹织妇劳。
春深蚕作茧,五月丝可缫。
缫丝准拟织为帛,两手理丝精拣择。
理之有绪才上机,弄杼抛梭窗下织。
斯螽动股织未停,鸡声三号先夙兴。
机梭轧轧不暂息,辛勤累日帛始成。
呜呼,育蚕作茧,未必如瓮盎。
累丝由寸积为丈,上供公府次豪家,
织者冬寒无挟纩。
纷纷当时富贵人,绮罗烨烨华其身。
安知织妇最辛苦,我独沉思一怜汝。
农人与织妇,都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弱势群体。皇帝以九五至尊之身,亲自写诗表述他们的痛苦,对全国的各级官员,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在这首诗前,宣宗还写了一个短序:
朕尝历田野,见织妇采桑育蚕缫丝,制帛累寸而后成匹,亦甚劳苦……朕非好为词章,昔真西山有言:农桑衣食之本,为君者当诏儒臣以农夫红女耕蚕劳勤之状,作为歌诗,使人诵于前,又绘为图,揭于宫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艰,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赋此也。
宣宗在序中明白告诉世人他“非好为词章”,之所以屡屡作诗作赋作文,乃是为了使用这一简捷便利的方式,一再向大臣们灌输他的悯农思想。他的曾祖父朱元璋在进行明代的制度建设时,亦是鼓励农耕,奖勤罚懒。他就农业所制订的政策,非常细致。比如说每户农民房前屋后应该种多少棵果树,多少棵桑树,都有详细的规定。可以说,在朱元璋的时代,重农的政策大体备矣。但真正抓落实,还是在宣宗皇帝手上,此时,距朱元璋的大明王朝的开创,已有六十多年了。
所以说,宣宗一朝,税简徭轻,官场的腐败得到遏止,农民真正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这是一段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