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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1页)

第6章

宣宗是明朝第四位皇帝,他的父亲仁宗皇帝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大儿子。仁宗长得太胖,臃肿的身材使他在骑马击剑中屡屡败北。一向以骁勇好战著称的朱棣,经常召聚皇室子弟们比武,仁宗苦不堪言,因此朱棣不怎么喜欢他。但朱棣对皇太孙——也就是后来的宣宗却一直宠爱有加,认为这个宣宗无论是聪明才智,还是性格刚毅,都比他的父亲强。

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手上夺取政权之后,面临着储君的选拔问题,按他的父亲朱元璋的规矩,应传位给大儿子朱高炽。但他有心传给二儿子朱高煦,其因是这个朱高煦性格很像他。在三年的“靖难之役”中朱高煦一直紧跟着他,鞍前马后,立下赫赫战功。但是,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尽管朱高煦的拥趸也不少,但废长立次毕竟不占理。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朱棣还是将朱高炽立为太子。但是,立储之后,朱棣又有些后悔,觉得这样对不起二儿子。在举棋不定的时候,他找来了一向倚重的太常寺卿袁珙,这个袁珙是姚广孝推荐给朱棣的一个江湖术士,看相言人祸福,无不奇中。朱棣让袁珙给仁宗看相,袁珙看过后,对朱棣说了四个字“后代皇帝”,意思很明确,接班人就是他了,不能换。朱棣不死心,又让他看宣宗的相,袁珙又说了四个字:“万年天子”,这个判语下得更好,既然仁宗有这么个好儿子,朱棣一脉的皇祚就可保之久远,也就彻底打消了换掉仁宗接班人的念头。

从过后发展的历史来看,袁珙这是做了一件好事。仁宗朱高炽虽然懦弱,但心地善良。

且说朱棣夺位之后,一直在北方征战,留下当时还是太子的仁宗监国。仁宗多半时间住在南京,一次应召前往北京,途经山东邹县,看到路边上有不少男女老幼提着篮子拔野菜,便停下马来问缘由,被问者跪下回答:“岁荒无以为食,只好以此充饥。”仁宗听后恻然,下马走进一家民舍,看到屋内百姓皆锅灶冷清,衣不遮体,不由感叹说:“百姓如此疾苦,朝廷竟不闻乎?”于是找来山东布政使石执中,责问道:“你的治下老百姓这么贫穷,你怎么隐瞒不报?”石执中回答:“凡是受灾之处,臣已奏请停收今年秋税。”仁宗说:“老百姓都快饿死了,仅停收秋税是远水难救近火,要立即放赈。”石执中奏答:“臣遵旨,每户放赈三斗。”仁宗答:“三斗不够,每户六斗。”石执中感到为难,因为仁宗虽然监国,但皇上毕竟是成祖朱棣。这个朱棣连年征战,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各地方官为了征收粮赋,以满足朱棣强大的军费开支,常常不择手段。监国的仁宗深知此中原因,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一些调整。当成祖去世仁宗继位后,他对北方的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由攻转守,让老百姓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他对户部的官员说:“民恃田土而得衣食,饥年衣食不给,或加以疫疠而死亡欤?自今一切科徭务必撙节。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于民者,条具以闻。受灾之处早奏赈恤,有敢违者,守令处重罪。”

仁宗享祚时间不长,不到一年时间。但他的亲民思想影响了宣宗。登基不久,宣宗亲自处理的一件事就极得民心。当时,河南省新安县知县陶熔眼见本县农民因受灾而无法度过春荒,决定打开函关驿的粮仓放赈。开仓之后,陶熔才上奏朝廷,并说明秋后如数补上。陶熔这么做可谓犯了大忌,因函关驿的粮仓虽然在新安县境内,但县衙只有管辖权,而没有使用权。陶熔知道这一点,所以才先斩后奏。从常理上讲,陶熔这是亲民的举措,但却触犯了朝廷法纪,有司准备对他按律治罪。宣宗知道后,立即找来有关大臣当面下谕:“近年有司不体人情,苟有饥荒,必须申报,辗转勘实,赈济失时。知县急于济人,先赈后闻,是能称任使,卿勿拘文法责其专擅。”由于宣宗的强力干预,陶熔不但没受到惩罚,反而升了官。

大凡一个王朝的政治走向,都有大致的脉络可行,明代的第一个皇帝朱元璋,一生致力于政权的稳定与制度的建设,第二个皇帝朱棣,登基后最关注的事情一是处理北方九边的军务,二是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迁都之举,也是为了控制北方边疆的局势。这两个皇帝所作的功业,有其连续性,其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让朱明政权有一个生存的环境。应该说,经过两位皇帝五十余年的努力,这一点已基本做到。轮到仁宗登位,套用旧小说里的话,可谓“河清海晏,四海升平”,内忧外患,大致平息。

完全可以说,仁宗皇帝完成了由“立国”到“亲民”的转换。而第四代的宣宗皇帝,更是大力弘扬仁宗皇帝的亲民政策,并将老百姓的福祉作为自己执政的第一目标。

专门记述明皇帝语录的《典故纪闻》,关于宣宗的亲民,有如下几条记载:

宣宗即位,工部言内府供用纻丝纱罗缺,请下苏杭等府织造。宣宗曰:“供用之物虽不可缺,然当念民力,今百姓艰难,可减半造。”

宣宗尝召户部尚书夏原吉,谕之曰:“朕念自古国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穷以致祸乱,是以夙夜祗畏,用图政理,所冀天时协和,年谷丰熟。去年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泽,似觉秋来可望。然一岁之计在于春,尚虑小民阽于饥寒,困于徭役,不能尽力农亩。其移文戒饬郡邑,省征徭,劝课农桑,贫乏不给者,发仓廪赈贷之。”

宣德时,内官张善往饶州监造磁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宣宗命斩于都市,枭首以徇。

宣德四年,宣宗谕六部都察院曰:“国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朕君主天下,孜孜夙夜,以安民为心。顾国家用度有不得已取于民者,朕犹惓惓轸恤民艰。比闻中外奸弊纷然,嗟怨盈路,皆由尔等不体朕心。凡朝廷科买一物,辄差数人促办,所差之人,又各有亡赖十数为之鹰犬,百倍科征。民被箠楚,不胜其毒。百分之一归官,余皆入于私室。人之困苦,罔所诉告。尔等非不知之,盖实纵其所为。风宪耳目,非不闻之,亦略不纠举,此岂仁人君子之心哉?自今当洗心悔过,以革前弊。朝廷有紧切重务,慎选廉公官员催办。不急之事,悉不许差人,假公营私,扰吾良民,违者罪之。”

内官袁琦、内使阮巨队,初往广东等处公干,以采办为名,虐取军民财物。事觉,宣宗命凌迟琦斩巨队等十人。

从以上五则来看,宣宗皇帝是一手抓利民,一手抓廉政。任何一个朝代的任何一个皇帝,若要处理好国家大事,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官与民这一对矛盾。官的主要问题一在昏庸,一在腐败。民的首要问题是要有安居乐业的条件。而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前提,是当官的要勤政廉洁,心中装着老百姓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贪欲。宣宗从小在祖父与父亲两代皇帝的教导与示范下,于政事的历练,已是驾轻就熟。他的始终如一的亲民思想,绝不是作秀,而是发自内心的冀求。所以,他对于扰民害民的官员非常痛恨,惩治起来绝不心慈手软。就说那个被他杀掉的袁琦,是他小时候的“大伴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男保姆。袁琦一直伴随宣宗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宣宗对袁琦非常信任,甫一登极,就任命他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个职位称为“内相”,是皇上的大内总管。袁琦自以为深得宣宗宠信,故在广东采办御用物品时大肆敲诈百姓,宣宗于是将他凌迟处死。通过这件事,所有为官之人都知道宣宗的肃贪是动真格的,于是有所收敛,贿门与幸门一时间堵塞了许多。

宣宗惩治了官身上的“贪”字,回过头来再治理老百姓身上的“贫”字,阻力就会小得多。

却说宣德六年早春的一天早上,京城尚在严寒之中。宣宗将部院大臣召到皇宫左顺门。宣宗在门厅里坐下后,招手让吏部尚书郭琎走上前,从怀中取出一卷纸札说:“朕昨宵不寐,思农民之艰难,能使之得其所,则在贤守令。因作此诗。卿常为朕择贤,毋使农民受弊也。”

郭琎诚惶诚恐接过御制的《悯农诗》,诗是这样写的:

农者国所重,八政之本源。

辛苦事耕作,忧劳亘晨昏。

丰年仅能给,歉岁安可论?

既无糠核肥,安得缯絮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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