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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廖耀湘（第1页）

§还原廖耀湘

在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有一位地位尊崇的人物，叫蒋百里。此人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时，与蔡锷、张孝准并称为“士官三杰”。他毕业时以步兵科第一名的成绩赢得了日本天皇赐刀，在自负的日本人面前大大地给中国人长了一回脸面。蒋百里回国后担任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代理陆军大学校长。他很早就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理论，并判断战争将在湖南一带进入拉锯状态。也就是说，此人眼光很准，预见能力惊人。在与他同时代的湖南军人中，蒋百里最推重两个人：一个是蔡锷，一个是廖耀湘。蔡锷大家都晓得，就算不清楚他功绩的人，至少也听说过他跟小凤仙之间的那段佳话。总之，蔡锷虽然英年早逝，但是少年得志，为民国建立、再造共和两度立下大功，在历史的画卷上始终是正面形象，可谓生被荣名，身后流芳。而说到廖耀湘，知名度就大不如蔡锷了。这位先后担任过国民党新二十二师师长、第九兵团司令官的名将，对大多数人而言，他还站在历史的云雾深处，形象远不如蔡锷那样清晰。我认为，身为邵阳人，当然要了解蔡锷，同时也要了解廖耀湘。因为，这两位不世出的名将都出自邵阳。蔡锷一八八二年出生在当时的宝庆府郊区亲睦乡蒋家冲，现在那里叫蔡锷乡，属于邵阳市直管。廖耀湘一九零六年出生于当时的邵阳县三民乡酿溪上游迥龙阁冲家头，现在属于新邵县酿溪镇。蔡锷生前一大遗憾就是朱能统兵和外国军队一较高下。这个未了的心愿，由他的同乡晚辈廖耀湘完成了。廖耀湘戎马半生，身经百战，百分之九十的胜利，都是在与日寇的搏杀中获得的。在抗战初期，他作为主攻手率军取得了昆仑关大捷。此后他转战缅甸，为保护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血战异域，先后取得胡康河谷大捷，索卡道会战大捷，缅北反攻战终极胜利，歼灭了在中国乃至整个南亚犯下了滔天罪行的“南亚丛林之王”——日军第十八师团。在内战之初，他甚至一度逼退了公认用兵不亚于韩信的林彪。廖耀湘还跟他所仰慕的蔡锷一样，留下了富有创见的军事著作：《小部队战术》《森林作战法》《城镇村落战斗》。不管今后的历史将如何重新定位廖耀湘，他都是二十世纪中国军事史、战争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下面，我将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让这位一代名将的面目尽可能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

将才出寒门

在各行各业，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除了后天的努力和机缘外，天赋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天赋欠佳，就算再勤奋，也难以取得创造性的成就。有人常以爱因斯坦小时候反应迟钝为例，来说明后天勤奋决定一切，却不知爱因斯坦的先天大脑构造就异于常人：他大脑中负责视觉思考和空间推理的区域——顶叶，要比常人的大百分之十五。而且，它不像常人的大脑那样，被大脑外侧裂分成两个部分，而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部分。换了一个普通大脑，就算天天冥思苦想，恐怕也难以蹦出相对论这样石破天惊的构想。还有人常爱引用爱迪生的名言：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却从来没想过，若没有那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都会作废。这百分之一的灵感出不出现，主要是由天赋决定的。具体到军事领域，有名将天生之说。汉朝的卫青不怎么读兵书，却成为了著名的统帅，历史上有“卫青用兵，暗合兵法”一说。宋朝的岳飞因为出身贫寒，没什么机会研读兵书，却成为南宋最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当他的上司宗泽送给他一张阵图，意思要他好好学习时，他却不以为然，反而说出了一句兵家名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就是说，对此类天生将才来说，上了战场怎么打，心里自然有数，过多的军事理论反而会束缚他的发挥。

说到廖耀湘，他也称得上是天生将才。从小廖耀湘就有神童之称，记忆力和理解能力都远远超过同龄人。读蒙馆的时候，他才五岁，先生给他圈定的背书任务却比九岁的同学要多一倍，因为他背得太快了。让他蒙帖写字，他却偏不蒙帖，交字时，写得比别人多，也比别人写得好。不过，这样的能力，有文学家、艺术家或者科学家天赋的人都可能具备，并不能保证廖耀湘成为将才。对他而言，动手能力强、反应敏捷、体能充沛，或许是更重要的天赋。他是拿起笔来会画画，放下笔来会做各种农活。在省城岳云中学读书的时候，是篮球健将、长跑冠军。当时从县里到省城，没有通汽车。廖耀湘无论是回家还是去学校，都是邀请同学或者朋友结伴步行。湖南各地的伙铺，也就是卖饭食的小客栈，卖饭时可以论碗，也可以论餐。有一次廖耀湘和表兄肖劲结伴走到湘潭七里铺。吃饭的时候，店家认为廖耀湘是学生，吃不了几碗，愿意论餐。结果廖耀湘一口气吃了六碗，让店家大喊亏本，痛心不已。这种体魄，保证了廖耀湘日后穿越缅甸野人山时，能亲手持刀带领工兵开路，不仅自身毫发无损，还带领部队走出了绝境。而体魄远不如他的杜聿明，被人抬在担架上，奄奄一息，差点把命丢在野人山。至于动手能力强，则让廖耀湘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通才。所谓军事通才，就是大到制定作战计划、指挥战役，中到布置战阵、构建防线，小到兵器运用、队列操典，无不精通。这样的人，可以为将，也可以为帅，必要的时候，也能出色地履行一个士兵的职责。但此类人并不多，古代的白起、曹操、李世民、岳飞、戚继光，近现代的蔡锷、孙立人等，都算得上。至于像曾国藩这样的统帅，可称军事战略家，因为他们对具体军事技术并不在行。而更多的军人只是技术娴熟，作战勇猛，不具备谋划或者组织的能力，无法带兵独当一面。

廖耀湘生具将才，这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他从小就有种自我磨炼的意识。这种意识，一半出自天性，一半是因为他贫寒的家境。中国有句老话：“自古英才出寒门”。其实豪门也出英才，但总不及寒门所出的比率高。因为艰苦的环境能激发人的斗志。廖耀湘家境困难到什么地步呢？他有一个亲戚，叫廖昌仕，比廖耀湘大四岁，在廖耀湘成名后，经常给晚辈讲这样一个故事：有年八月，他去宝庆城卖烤烟，正好廖耀湘要去城里读书，两人结伴同行。中途休息的时候，廖昌仕打开廖耀湘带的包袱，发现里面除了书和毛笔外，只有一件满是补丁的衣服。他觉得很奇怪，问廖耀湘，你怎么没带裤子呢？廖耀湘笑着说，我只有一条裤子，就穿在身上。廖昌仕又问，那弄脏了怎么换洗？廖耀湘说，我喜欢运动，每天都会把衣服裤子弄脏的，但我每天都会有干净衣裤穿。在每天睡觉前，我会去澡堂洗澡，顺便把衣裤洗干净，然后光着身子上床，把洗了的衣裤搭在床架上。第二天早上，我比所有同学都要早起半个多小时，就穿着半湿的衣裤去操场跑步。因为急速跑步使身体大量发热，可以看到湿衣裤往外冒热气，再加上外面的风吹，内烘外吹，跑上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衣服就干了。廖昌仕把这段话记在心里，回家后，告诉了廖耀湘的爷爷廖艺圃。廖艺圃听了后，眼泪都出来了，他说，我会给他想办法的。但当时他家里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怎么想办法？后来廖昌仕才晓得，廖艺圃把自己预备的寿袍布料拿去做了衣裤，给了廖耀湘。第二年，廖耀湘就在学校得了重奖，而他的心愿便是给爷爷再做件寿袍。

无论是在县立高小，还是在长沙的岳云中学，廖耀湘学习都非常刻苦，成绩优异。毕业后，像所有的寒门英才一样，他渴望建功立业。而当时民国初立，各地豪杰割据，从军是第一热门职业。廖耀湘顺应时势，加入了湖南军阀叶开鑫的部队。这是他与军事结缘的开端。在这支部队中，他因为训练刻苦，技术突出，作战勇敢，很快就由普通士兵升至班长。用现在的话说，是混得很好。但是，廖耀湘是根骨很正的人，并不像普通人那样，满足于混吃混喝，混个官职。他逐渐看清叶开鑫不过是个普通军阀而已，继而省悟到自己不该替军阀卖命。在反复思考后，“民国”十五年，也就是一九二六年，他毅然选择了离开。到哪里去呢？那时的有志青年有一个好去处，就是孙中山在苏联帮助下创办，由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黄埔军校。这个决定，让廖耀湘走向了成功之路。考进黄埔军校，对于文考武考都在行的廖耀湘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他成了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比杜聿明晚五期，比林彪晚两期。黄埔六期的学员，遭遇的波折比任何一期都要多。这一期共有三千多学员。入学那一年还算安宁。到了第二年，宁汉分裂，蒋介石被迫下野。跟着就是广东暴动，黄埔军校几乎解体。一部分学员逃离了广州，辗转来到南京，在南京中央军校继续学业。一部分学生则留在广州，等到蒋介石复出，才得以继续完成学业。廖耀湘是在前一部分学员中。他的履历上写明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一九二九年转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六期骑兵科，缘由便是如此。从入校到毕业，按年头算，竟有五年之久，是时间最长的一期。在这几年中，廖耀湘经受了严格的训练。对于有的人来说，可能会以训练为苦，至少不会视为乐事，只想着早日毕业，以黄埔生的资格博个功名。但对廖耀湘这样的军事迷而言，尽管第六期是军校受训最长的一期，但他还是觉得没学够，还想深造。就好像有人读了大学还要读硕士，读了硕士还要读博士，读了博士还要读博士后。不过现在很多人这样干，是因为大学生已经不吃香了，硕士生也不稀罕了，非得是海归博士，才能够谋个好饭碗。在廖耀湘那个时代，黄埔毕业生，各方都是争着抢着要，绝无待遇不好之忧。但廖耀湘并不急着就业，毕业前参加了留学预备班考试。在一千多名考生中，廖耀湘笔试的成绩排进了前三名。但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竟然没有被录取。

廖耀湘为什么没有被录取呢？原因有点搞笑：居然是因为他个子矮，左眼皮上还有一个小疤。面试时录取官认为他其貌不扬，不宜代表中国军人走出国门。陡然遭遇此事，廖耀湘又气又急。换了是别人，也许在骂过一阵娘后也就算了，因为黄埔毕业生在军界很吃香，并不一定非得混成海归派。但廖耀湘想出国留学，不单是为了日后的发展，更因为他实在是想多学些军事知识。上头不录取他，怎么办呢？这时，“宝牯佬”的霸蛮性格促使他做出了一件惊动军界的事——他居然直接跑去找蒋介石。这时的蒋介石已经重掌大权，是当时中国的一号人物。而廖耀湘仅仅是一个军校学生而已。廖耀湘不管这些，直接跑到蒋介石的官邸，要求见校长。那时蒋介石正在午睡。卫兵将廖耀湘挡住。其实就算蒋介石正在办公，卫兵也不会放他进去。廖耀湘跟卫兵吵闹了一番后，干脆就一屁股坐在台阶上。这意思很明显——校长总不会老把自己关在屋里吧，我就在这等。哪怕等到花儿都谢了，也要等到敬爱的校长。卫兵拿他没办法，等蒋介石起床后，向他禀报了此事。蒋介石一听，觉得这小子胆量很大啊，就有了兴趣，让卫兵放他进来。如果廖耀湘不是黄埔学生的话，蒋介石未必会见他。原因很简单——要是谁都能随便见到他的话，那蒋介石就不要做事了。但是，黄埔学生就不同了。对于所有的黄埔学生，蒋介石都有种父亲般的感情，觉得对他们既拥有命令的权利，也具有关怀的责任。廖耀湘在蒋介石眼中，也就是个性格倔强的孩子，他完全能以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他。廖耀湘呢，也就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学生跑到老师面前来告状，控告这次留法考试预备班录取不公。他说，这是选拔留法军官，又不是选女婿，干吗那么重视外表？拿破仑不是个子也很矮，脸上也有疤嘛？他这番话让一贯表情严肃的蒋介石几乎微笑起来，觉得这个矮墩墩的学生很天真，很可爱。得知廖耀湘是湖南人后，蒋介石就更有好感了。因为蒋介石最佩服的人就是曾国藩，对大他五岁的蔡锷也很推崇。蔡锷所编写的《曾胡治兵语录》，蒋介石是指定为黄埔军校教材的。他顺便考问了一下。没想到廖耀湘非但对答如流，对于曾国藩、胡林翼的其他军事著作也显得很熟悉。蒋介石顿时“龙颜大悦”，特批廖耀湘去法国留学。就这样，廖同学战胜了那个庸俗的录取官，昂着脑袋，挺着胸膛，以上士的身份意气风发地去了法国。

廖耀湘是公费留学，不用为经济问题而操心。他先是学了三年法语，然后进入圣西尔军校，专业是机械化骑兵。在他留学期间，蒋百里受蒋介石的委托，以军委会高等顾问的名义前往各国考察在那里学习的中国军事留学生，回来后他专门写了封信，向蒋介石推荐廖耀湘。在信中他说通过多次面谈以及查看廖耀湘读书笔记，觉得该生对西方军事理论和中国古代兵法都能融会贯通，此等人才，可谓凤毛麟角，学成后应该多加重用。蒋介石当然还记得这个由他特批留学的憨直小伙子，看到一向眼界颇高的蒋百里如此推重，心里当然高兴——证明自己当初没有看错人嘛。他在蒋百里的信后面做了批示：“廖耀湘为我推荐赴法学习之学生。该生系难得之军事干才，学成归国以后，应委以重任。”这封信被夹在军政部廖耀湘的军官登记表中。就这样，辉煌的前途在等着还在法国刻苦研读的廖耀湘。

诸位，我们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一个人的成功，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才干、性格和人脉。才干当然是根本。如果是一团烂泥，别人想扶都扶不上墙的。性格也很重要。假如换了是另一种性格的人，也许就不会去找蒋介石告状，那么，也就不会被这个站在权力巅峰上的人所认知，继而赏识。才干和性格有很大的先天因素，人脉则由后天来营造。廖耀湘本来不是个交际家，甚至还很讨厌应酬，但他在人脉上有天生的好运气。在他还没有真正建功立业的时候，就受知于蒋介石。蒋介石用人，有两类人他是最为倚重的：一类是黄埔学生，一类是浙江同乡。廖耀湘是黄埔嫡系，又是他特批留学的，私人感情非同一般，再加上这小子很自强，很争气，蒋介石当然是要委以重任的。用现在的话说，廖耀湘一开始就站对了队伍。而卫立煌、孙立人这些人，也很有军事才华，但因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总是处处受到猜忌，不能像廖耀湘那样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专注于军事。如果当初蒋介石派出考察的人如果不是蒋百里，那么，廖耀湘未必会得到那么高的评价。因为蒋百里自己就是学贯中西的军事学家，所以对后起之秀中有这种禀赋的人，当然会格外关注。还有一个因素，也值得考虑进去。那就是廖耀湘是蔡锷的同乡。蒋百里与蔡锷是生死之交，他对老同学的英年早逝所感到的痛痛惜和遗憾，要强烈于别人十倍不止。蒋介石看重蒋百里的军事才华，但始终不给他实际军权，也就是在提防他。对此，蒋百里当然心知肚明，但他缺乏蔡锷那种主持大局、凝聚人心的能力，只能徒唤奈何。当他看到老同学的家乡又出了位难得的将才时，当然会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欣慰，甚至会在潜意识里把廖耀湘看成是蔡锷可能的继承人，而自己，当然要尽可能地给他创造机会，所以才有了那封评价极高的推荐信。蒋百里当然没有看错，廖耀湘是天生名将，自会成就一番功业。他的军事才能、人格品德都可以跟蔡锷媲美，有些方面还有过之无不及。以整体观来看，廖耀湘的幸运又是他的不幸，因为从他受知于蒋介石那一刻起，他的命运也就被绑定在这个性格神秘、难以捉摸的领袖身上。

国难试真金

一九三六年，也就是“民国”二十五年，廖耀湘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学校，在西洋人面前大大地长了一次中国人的威风。回国后，他应桂永清将军的邀请，出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骑兵队第二连少校连长，不久调任军士营学兵连连长，第二年就升调为教导总队第二旅中校参谋主任。就在这一年年底，日寇攻打南京，廖耀湘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在南京保卫战之前，大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都不赞成守南京，认为淞沪之战刚刚失败，以中日两军的现状来看，南京很难固守，不如以空间换取时间，不要过早地进行大规模消耗性决战。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这些将领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个领袖，蒋介石还要考虑政治影响。南京乃是当时中国的首都，是国父孙中山陵墓所在地，如果完全不抵抗，会严重影响全国的民心士气。那么，明知守不住，又必须要守，守到什么程度，蒋介石很是踌躇。他开始的构想是象征性防御，但是，在会议上，唐生智慷慨激昂地表示，必须坚守，否则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对于孙中山，蒋介石是有深厚感情的。唐生智这么一说，他便决定力守。但是，谁来统兵呢？像善于用兵的白崇禧、对南京形势很熟悉的何应钦都是反对坚守的，他们代表了大多数将领的意见，所以临危受命的只能是慷慨陈词的唐生智。当时国民党部队刚从上海败退，士气很低。唐生智对这些部队又不熟悉，连指挥部成员也是东拼西凑起来的，他根本就无力掌控全军。唐生智虽然喊出了“誓与全城军民共存亡”的悲壮口号，但心里开始打退堂鼓了。主帅是全军之魂，这个魂要是不守舍，那么全军也会变得混乱。总之，整场战役打得相当之糟糕——战前部署漏洞很多，最后决定突围时，撤退计划也很草率，导致部队在突围中争相夺路，损失惨重。十五万国民党部队没能挡住不足五万的日军。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开始了。

在这场战役中，教导总队和三十七师官兵负责防守孝陵卫、紫金山一带，与日寇打得很激烈，到了白刃相搏的地步。十二月十一日，日寇攻占中山陵园。廖耀湘跟桂永清失去了联系，他和第四大队队长贺炘指挥剩下的一千余名官兵且战且退，到了山顶，打算利用居高临下的优势进行最后反扑。但日寇在伤亡增大的情况下，竟然违背国际战争公约，施放毒气。官兵们纷纷倒下。廖耀湘不愿意这样被杀，从陡峭的北山坡滚下去，跌至山脚时，昏迷过去。当他醒过来后，南京已经失守。他想泅渡过江，但江上有几艘日本军舰在巡逻，江面上漂着不少被射杀的渡江军民。廖耀湘只好打消此念，脱去军装，从一个已经遇害的国人身上扒下棉袍，沿山路潜行。他先是跑到离紫金山不远的栖霞寺寻求避难。栖霞寺在寂然上人的主持下，先后收容了两万四千多名难民，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廖耀湘在栖霞寺前被两位协助建立难民营的欧洲人挡住了。这两位国际友人看出廖耀湘是军人，担心给日军以口实，委婉地拒绝他入内。廖耀湘只好离开。但他并非没有收获。在这里，他遇上了一位叫黄知南的故人。黄知南是教师，在法国时两人就认识了。见到廖耀湘，他先是设法让他吃了个饱，然后又结伴离开栖霞寺。两人逃到一个叫和家村的地方，遇上一个叫和广丰的农民。廖耀湘掏出剩下的银洋，还把金手表取下，打算全送给和广丰，求他提供暂避之所。和广丰并没有收下这些钱财，就把他们带到自家屋后的土窑。这个土窑很小，洞口堆满柴草，是个避难的好地方。和广丰每天都给他们供应饭食，他的儿子和永强则负责外出打听情况、传递消息。廖耀湘在这里躲了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中，日寇经常到城外来搜寻国民党没来得及撤退到江北的官兵。但是，和家村的村民在日寇的暴行面前都起了同仇敌忾之心，没有透露廖耀湘的行踪。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廖耀湘由和永强带路，从笆斗山下一个野渡口到达江北。然后，他从蚌埠、徐州辗转来到武汉，重返教导总队。中国有句老话，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廖耀湘经此一难后，开始真正进入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一九四五年秋，已经是新六军军长的廖耀湘奉重庆统帅部之令，率军回南京。办完公事后，他立刻驱车前去和家村，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和广丰已经六十岁了，依然是穷得叮当响的一个农民。廖耀湘向他行军礼后又鞠了三个躬，当场送给他五百银洋。然后又向围观的乡亲们三鞠躬，让副官按户发送两元银洋。几天后，廖耀湘在南京城里买下一栋二层门面房，送给和广丰，让他开设米铺，以保证日后能衣食无忧。他还想找到黄知南，但没有结果，留下了终生遗憾。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廖耀湘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对于一介平民和广丰是这样，对于赏识和重用他的领袖蒋介石也是这样。你可以责怪他对蒋介石愚忠，但话说回来，恩将仇报的人，谁又会在内心里真正认同和喜欢呢？

作为南京保卫战的亲历者，廖耀湘目睹了中国军队的英勇，也体察到中国军队的严重缺陷。他有话要说啊。而且他是个有话必须说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说的人。到了汉口后，他总结了南京保卫战的得失，提出了中国军队如何改进的方案，递交给了最高当局。此时蒋介石也在思考中国军队的建设问题。作为科班出身的军人，蒋介石明白在现代战争中，靠人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先进的武器和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日本部队已经实现机械化，而中国部队大部分还是靠两条腿在拼命。他决心要组建机械化部队。但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支部队得有懂行的领导人啊。廖耀湘的上书正是恰逢其时，他本人又是学机械化骑兵出身的。蒋介石做出了一个决定：破格提拔廖耀湘为第二百师少将参谋长。由中校直接升为少将，在国民党军界，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这固然是因为廖耀湘有才干，但也跟他是蒋介石的嫡系有一定关系。换了是非黄埔出身的孙立人，就不会有这份特殊待遇了。第二百师是国民党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蒋介石对这支部队极其看重，不久就以该师为基础，扩编为新十一军，后改为新五军。军长是黄埔一期毕业的杜聿明。资历尚浅的廖耀湘出任新二十二师副师长，师长是邱清泉。邱清泉是黄埔二期毕业，后来出国留学，毕业于德国柏林陆军大学，也是文武双全，学贯中西。从这支军队的创建，可以看出蒋介石的用人原则。杜、邱、廖都是他的得意门生，都委以重任，至于这几位门生的排位，则按资历来。黄埔一期的杜聿明当然要排在黄埔四期的邱清泉之上，而廖耀湘是黄埔六期毕业，那就做邱清泉的副手好了。这森严的秩序，其实最终确立的是他本人的地位——他是黄埔军校校长，当然就是老大了。“天地君亲师”，蒋介石竭力营造“君”“师”一体的形象，保证了他在国民党内无人可以替代的地位。

蒋介石重用杜、邱、廖等人，自然有他的私心在起作用，但是，不得不承认，他有眼光——这三个人都称职，日后都成为了抗战名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但是邱清泉和廖耀湘这两员虎将却配合得很好。他们都是“海归派”，都属于高学历复合型人才，具有深厚的军事理论修养，在建设现代化军队上理念相近，在一起有话说。两人在业务上又各有所长，能够互补。廖耀湘在专业上更对口，精通所有的技术细节。一开始，邱清泉对廖耀湘被破格提拔难免会有想法。但过了一阵后，他就向军政部长何应钦称赞道，廖耀湘是我们新22师的发动机。至于杜聿明，是公认有将将之能的。从资历上来讲，他又是老大哥，有信心驾驭这两个能干的小弟。他晓得廖耀湘最注重训练，便任命他为军干训练主任，负责全军中下级干部训练。

从这时起，廖耀湘糅合中、法两国战术，开始创建他的小部队战术。他把一个班分割成三到五个小战斗群，以三人或者二人为一伍，以一人为伍长。那么，在战场混乱的局面下，伍长仍然能指挥作战。在小部队战术思想的指导下，廖耀湘对连以下的战术运用与战斗技能要求格外严格，反复演练。廖耀湘练兵，是亲力亲为。他经常做亲身示范，任何细节动作，如“操枪”“射击位置”“变换”“跃进”“地形地物之利用”，都是标准而迅速，让那些受训官兵心服口服。有次他去连队观看实弹射击，发现有一个班成绩很差。他询问原因，得到的答复是武器太差。廖耀湘也不多言，拿起该班士兵所用的枪，连发三枪，都中靶心。该班全体士兵惭愧之下，只有苦练枪法。而有的将领，只晓得说些你们要严格训练啊之类的话。这些话也不能说不正确，但是光说不练，会让官兵们起反感的，远不如廖耀湘这样举枪中靶有说服力。廖耀湘能收服下层官兵，还在于他能与士兵同甘共苦。他经常下连队与官兵一起生活，开饭时跟大家同样席地而坐，糙米饭一吃就是三四碗。士兵们一看，就觉得廖师长虽然是留洋回来的，但不带洋气，跟我们很贴心啊。戚继光有句名言：“所谓身先士卒，非独患难同滋味，处平时亦须同滋味”。廖耀湘就完全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能得到士兵们的衷心爱戴和拥护，在这一点上，连善于治军的杜聿明也不及他。在给中层军官上课时，廖耀湘一边讲解一边还能随手画出战术作业图。他还发挥自己懂外语的优势，把国外军事杂志上的最新军事知识翻译过来，随时讲解，让官兵们掌握世界军事的最新发展趋势。因为他训练有方，新二十二师的战斗力呈几何级数增长。杜聿明后来干脆把廖耀湘的《小部队战术》印发全军，作为训练的依据。军委会检阅组在查看了西南军队的大演戏后，得出的结论是：“第五军居西南各军第一，新二十二师居第五军第一”。蒋介石得到报告后，虽然依然故作严肃，但心里肯定喜滋滋的，因为这是他嫡系中的嫡系啊。

廖耀湘练兵练得好，自然有功。但是，带兵之人最终能否成为名将，还要看能否克敌制胜。战场上才是见真功夫的时候，玩不得半点虚的。战国时的赵括军事理论修养很高，名气很大，但一上战场，就遭惨败，被后人耻笑为“纸上谈兵”。像廖耀湘这样军事理论修养很高的将领，最忌讳的就是被人称为“纸上谈兵”，所以他迫切渴望去战场上检验自己的实际作战能力。他没有等多久，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轰动中外的昆仑关大战开始了。

昆仑关位于广西南宁市东北方五十九公里处，是邕柳（南宁—柳州）、邕梧（南宁—梧州）公路必经的隘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一零五二年，北宋名将狄青在上元之夜，突袭昆仑关，大败侬智高，成为载入史册的经典战役。八百八十七年之后，杜聿明率领第五军，作为主攻部队，向昆仑关发起进攻。这一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汪精卫已公然投敌，亡国论弥漫国内。蒋介石面临着巨大压力。日军进攻广西，想切断中越公路连接湘桂铁路的国际交通线，进而挺进国民党陪都所在的大西南。日军参战部队是第五师团。这个师团是日本陆军中第一流的机械化部队，曾在日俄战争中大出风头。第五军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机械化军，下辖戴安澜的第二百师、郑洞国的荣誉第一师、邱清泉、廖耀湘的新编第二十二师。中日两支装备最先进的军队开始正面对决了，各方都在睁大眼睛看着。杜聿明一开始的部署为：以第二百师、荣誉第一师正面主攻昆仑关，新编第二十二师为右翼迂回部队，第二百师副师长彭璧生率两个补充团为左翼迂回部队。邱清泉、廖耀湘没有担任主攻手，难免有些失落。但是他们斗志不减，坚守右路，数次打败前来增援的日军第二十一旅团和台湾旅团。在九塘埋伏战中，新二十二师的坦克部队打得日军第二十一旅团溃不成军，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当场毙命。战后中国士兵在中村正雄尸体上搜出一个日记本，他在战死前夕写道：“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军更强的军队……”邱清泉在这次战役中打得极其勇悍，被日本人称为“邱疯子”。就在他杀气提升到顶峰状态的时候，却在部队换防中不幸翻车负伤，只好暂时下了火线。代理师长的当然是廖耀湘。就在他代理师长之后，第二百师、荣誉第一师因为连续正面强攻，已呈疲态。而昆仑关主阵地仍在第五师团手中。杜聿明果断做出决策，让廖耀湘指挥士气正旺的新编第二十二师主攻昆仑关。戴安澜和郑洞国没有因为想抢头功而抗命。如果邱清泉没有受伤，这个头彩便是他的了。所以我说廖耀湘不仅是位猛将，还是位福将。接到命令后，我们的廖将军精神抖擞，精心调度，以两团人马左右包抄敌阵地，亲自带领一团人马直攻中央阵地，最终在一九四零年上元之夜攻克昆仑关，消灭日本守军六千余人。消息传出，举国欢腾。蒋介石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因为他太需要这场胜利了。他在重庆召开了盛大的庆功宴会，当着中外记者的面，盛赞廖耀湘是抗战中的狄青。不久，廖耀湘正式出任新二十二师师长，原师长邱清泉升任第五军副军长。名将新出，一战功成，这两大战将都品尝到了胜利带来的荣誉和喜悦。从此，廖耀湘的军事生涯正式进入独领一军、独当一面的阶段。

廖耀湘当了师长后，并没有一味沉溺在胜利带来的喜悦中，而是继续勇猛精进，毫不放松学习。不像有的人，取得了一定成绩后，就骄傲自满，再也不想用功了。据他的下属，新二十二师军政部主任蔡贤俊回忆，他第一次去师部看望廖耀湘时，发现这位留过洋的新式将军居然拿着一本线装书在看，桌上还摆着罗盘和奇门遁甲图。那本书叫《武侯八阵心法》。廖耀湘告诉蔡贤俊，自己正在参照西方拓扑学来研究古代的阵法。他拿中国古代阵法和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做对比，发现法国人只注重地形和火力两个物质上的因素，八阵图更讲求变化以随时适应新情况，所以马其诺防线是死的，八阵图是活的，但是两者都缺乏对新发明的火力和机动力的测算。廖耀湘还谈起岳飞之所以好野战而不讲究阵法，是因为他发明了“拐子马战术”，并且拥有了雏形火器，并非没有依凭。由此可见，廖耀湘在军事修养上是真正做到了精益求精，贯通中西。不像有的海归派，学了些西方知识，就言必称英美，对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屑一顾。这样的人，不但愧为炎黄子孙，而且外国人也未必看得起，因为你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廖耀湘日后能够驰誉国际军界，跟他融会中西战法，独创一格有很重要的关系。他像一个勤奋的剑客，孜孜不倦地修炼，随时等待着下一场挑战。而历史，总是把机会留给像他这样有准备的人。

异域扬武威

中国在汉唐时代，那是地球上第一帝国，进取性和扩张性很强。西汉名将陈汤在给汉元帝的上疏中写道：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意思是说：让进犯我强大汉朝的人明白，即便地处偏远，也一定要讨伐。这很能代表那个伟大时代中国人的豪气和自信。但是，从宋朝开始，中国人的外向攻击能力就大幅度下降，开始向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方向发展。有人读到这里，也许会大嚷起来，不对呀，成吉思汗都发兵打到欧洲去了。到了元朝正式建立后，奇怪了，蒙古铁骑好像一下子就萎缩了，不再有先祖的威风。明朝就更不行了，自永乐之后，基本是被动防御，偶尔在自家地盘上打一下防守反击获得成功的，就成了名将，像于谦、戚继光、袁崇焕。但这样的人很招人恨，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窝囊，凭什么你这么威风呀？于是各方都来算计，结果于谦、袁崇焕下场都很惨，戚继光有张居正护着，倒是得意了很久，但张居正一死，马上遭到排挤。在这种大环境下，能外战的人也不想费那份劲，干脆窝里斗得了。清朝在乾隆之后就更别提了，八个国家的老外居然约齐了打进京城来，在世界上那是丢人丢大了。中华民国建立后，风气正了许多，有志气的军人都有种想洗刷国耻的强烈愿望，梦想着有一天能战胜外国人。汉唐时的那份豪气又逐渐回来了。但是，有的军人没能实现这个梦想，带着遗憾先走了，比如蔡锷。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军人倒是等到了这个机会，英勇无畏地投入战斗，不少人都因此名垂青史，像薛岳、张自忠、吉鸿昌、马占山、马本斋、杨得志等人。但这些人是在自家地盘上打防守反击。只有少数人走出国门，在异域他乡跟日寇做生死搏斗。虽然都是抗日，但后一种抗日无疑更痛快、更解气，因为不用殃及自家的土地和人民。这就好像别人找你打架，如果在自己屋里打，就算赢了，自家的坛坛罐罐总会打烂一些，未免有些不爽。如果是在屋外的地方打，那就没什么顾虑，可以放开手来打，打个痛快。廖耀湘是个喜欢打痛快仗的人，因为历史的垂青，他成为了少数扬威异域的中国军人之一。

一九四二年初，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组成中国远征军，开赴印度、缅甸战场。蒋介石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一是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已经被日寇侵占，那边海路受阻，滇缅公路就成了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运输线。二是一旦日本攻占印、缅，不但切断了中国的外援，而且立刻可以从云南打进来，直逼重庆，与东南、华北的日军形成三面夹击之势，那局势就非常危险。正因为这次远征意义重大，所以蒋介石不月惜派出自己的精锐部队。但统治印度、缅甸的英国人却并不欢迎中国军队的到来。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啊。觉得你还是晚清时期那水平，来添什么乱喽？蒋介石同样看不起对方，觉得英国军队在香港不战而降，在东南亚节节败退，与强国地位太不相称了。互相瞧不起的双方，最终还是合作了，这是因为日本攻入缅甸后，英国人手忙脚乱，穷于应付，而蒋介石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不能坐视不管。部队出发前，他给杜聿明、廖耀湘等人都打了预防针，要他们对英国人小心点。廖耀湘也明白此行艰难，但他是“宝牯佬”性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他那特有的洪亮声音向委员长保证：一定会好好打，打出中国军人的威风。

就这样，廖耀湘带着新二十二师，跑到了一个完全人生地不熟、连语言也不通的地方——缅甸。形势正如蒋介石所料，英国人很滑头，急于把这个烂摊子甩给中国部队，作战根本不积极，没打几下，就把缅甸的首都仰光给丢了。廖耀湘进入缅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充当救火队长。当时戴安澜的第二百师在同古被日寇围住了，廖耀湘奉命前去增援。他像一头猛兽那样，带着军队从侧后方扑上去，与敌人撕打在一块。第二百师抓住机会突围，最终成功。廖耀湘圆满完成任务。他还没怎么喘过气来，任务又来了。这次更为艰巨，乃是正面阻击日寇，延缓他们北进的行程，好让大部队能从容集结于平满纳地区。当时北进的日寇有第十八、第五十五、第五十六三大师团，还有飞机、大炮和坦克做辅助，廖耀湘手里只有一个师，力量对比悬殊。这种时候，廖耀湘就显出他的大将之风来了。他非但夷然不惧，指挥若定，还创造了一种“滚筒战术”。他把手里的三个步兵团重叠配置在不同的阻击阵地上，每一个团和敌人拼上一阵后，转入下一个阵地，轮流抵抗，逐次撤退，这样每一个团都会获得休整的机会，同时又保证了战斗的不间断。廖耀湘是从一个叫斯瓦的地方开始和日寇纠缠的，从斯瓦到平满纳，只有六二公里的狭长地带。廖耀湘运用“滚筒战术”，居然和敌人周旋了整整半个月，出色地完成了阻滞任务。

只是局部虽然赢得了胜利，但大局不容乐观。由于从仰光撤退的英国军队毫不抵抗，在曼德勒集合后，脚底抹油，溜到印度去了。中国军队孤军奋战，打得很勇猛，也打得很惨烈。在腊戌之战中，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不幸殉国，年仅三十八岁。腊戌失守后，各路日军都冲着这里奔袭击而来，想把中国远征军彻底绞杀。在这个危急时刻，远征军实际上的统帅杜聿明竟然失去了斗志，下令部队退入野人山，打算从这里撤回云南。对于他的这个决策，有三个人都意识到其中的谬误。一个是扼守腊戍的日军五十六师团长渡边中将。因为长途奔袭，部队非常疲惫，对于能否挡住实力尚存的中国远征军，他实在没多少把握。没想到中国军队居然准备不战而逃，而且是要逃往凶险恐怖的野人山，他狂喜之余，只能把原因归结为杜聿明大脑出了问题。一个是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这个孙立人，是个军事天才，被外国人称为“东方隆美尔”。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不是黄埔出身。再加上他个性特立独行，在黄埔老大哥杜聿明面前，就不是那么唯命是从。他的态度是：正确的就执行，不正确的就抗命。走野人山，孙立人认为差不多是绝路一条，便带着第三十八师断然脱离了大部队，向西急行，撤往印度。因为孙立人威信很高，杜聿明也拦他不住，除了气得发抖之外，也没别的办法。当然，杜聿明也不会忘记这件事，一有机会就报复孙立人。结果导致日后的三大战役，国民党这位攻击能力超强的将领居然没能参与。还有一个人就是廖耀湘。但廖耀湘对杜聿明有深厚的感情，要他像孙立人那样把部队拉走，廖耀湘实在做不到。这也是邵阳人乃至湖南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把感情义气摆在第一位，哪怕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也在所不惜。这个特点给廖耀湘带来了好处。虽然他不喜逢迎，但是他的上级都很器重和信任他，因为他除了才华出众外，还很忠心，不会背叛对他有恩的人。这个特点也成为了廖耀湘的死穴，最终导致他兵败辽西，这件事我后面还要细说。在缅甸这一回，他先是建议杜聿明集中兵力，突破日寇的包围，但杜聿明固执己见。廖耀湘无奈之下，只好遵命行事。

野人山在缅甸胡康河谷地区，包括那加山以东大洛盆地和新平洋盆地。这里全是原始森林，河流交错。雨季洪水泛滥，根本无法通行。到了旱季，河川变成了通道，除了更底宛河外，均能徒步通行。但是，除了地形险峻外，野人山有更多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一是水桶粗的蟒蛇。士兵们总是听见丛林里不断有“唬、唬”的叫声跟着他们。等到失踪的人一多，才弄清楚是被蟒蛇吃了。二是吃人肉的虫蚁。虫是黑色的甲壳虫，蚂蚁有一寸多长。人只能坐着休息，如果躺在地上，不到十分钟，就会被黑壳虫和巨型蚂蚁吃得精光，只剩下一副白森森的骨架。三是蚂蟥。蚂蟥不吃人肉，但是吸人血，而且钻进人的身体里，就很难拔出来，同样可以置人于死地。四是野人。在进入野人山不久，部队文工团女兵全部死亡，基本上是被野人掳去强暴致死的。有些男性士兵也惨遭强暴，强暴他们的是雌性野人。这些东西诚然恐怖，但好歹也有形有状，能够对付。无形的饥饿、疾病才是让廖耀湘最头疼的。他一开始就下令，武器尽可能掉丢，多带粮食。但是，有的战士视武器为生命，哪怕再重，也舍不得丢掉，结果因此而丧命。四个星期过去后，干粮没有了，连皮带也煮着吃了。廖耀湘下令将马匹杀掉，制成干粮，除开路的工兵营外，每人每天只准吃一块。但死亡人数仍在增加，基本上每走十米，就能见到一具尸体，有的还是刚刚倒毙，尸体尚存余温。悲观绝望的情绪笼罩着整支部队，连廖耀湘也有些萎靡不振。有一天，卫兵廖菊生问他，师长，还有好久的路？廖耀湘回答说，还有几天。廖菊生听后大哭，随即开枪自杀。原来廖耀湘说话没有过去那么响亮清晰，声音有些含混，廖菊生把几天听成了几千，误以为还有几千里路，立刻就崩溃了。这枪声惊醒了廖耀湘，令他重新振作起来。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精神状态影响着许多人。由于廖耀湘始终与战士同甘共苦，指挥上也没有失误，所以战士们还是很服从他。廖耀湘的那位杜大师兄就不一样了。士兵们都已认识到他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把大家拖进了绝境。第五军直属部队的士兵把杜聿明的战马杀了，点起篝火烤着吃，而且不分一点给他。可怜的杜司令坐在旁边不断唉声叹气——以后他也得靠两条腿走路了。杜聿明哀叹的时候，蒋介石在重庆坐立不安。他请求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史迪威务必想尽一切办法搜寻这支子弟兵的下落。在史迪威的派遣下，一位姓王的团长，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超低空飞行，终于搜寻到在丛林里挣扎前行的远征军。他马上发出电报，刚发完，飞机就撞在一棵大树的顶梢上。王团长反应很快，抱着电台立刻跳伞。因为这位空军英雄，远征军终于跟蒋介石和史迪威联系上了。在史迪威的劝说下，蒋介石指示杜聿明不要回国了，撤退到印度休整。方向正确了，将士们都有了动力。廖耀湘强健的体格这时发挥作用了。他拿着刀，亲自带着工兵在前边开路。而杜聿明身体不如他，得了回归热，由八名士兵分组轮流抬着他走。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廖耀湘的副官，也是他的亲表弟，何贵生，把地图给弄丢了。在这种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没有了地图就跟瞎了眼睛差不多。何贵生自知是死罪，躲了起来。廖耀湘找人不到，只有靠自己的经验和学识来判断方向。他通过树干颜色的深浅来确定太阳的方向（对太阳的那一面颜色发红），还通过树干截面的圈数密度来确定太阳下山的方向。通过这种最古老的辨向方式，他终于把部队带出了那片阴森的林海。这时候，每个连平均只剩下十来个人，等于整个师只剩下十分之一，可谓损失惨重。在幸存的官兵中，有一位年轻的翻译官，叫查良铮。他后来弃武从文，以穆旦做笔名，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一九四五年，穆旦回忆起这段死亡之旅，百感交集，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一一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在结尾的祭歌部分他写道：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