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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蔡锷（第1页）

§解读蔡锷

蔡锷十三岁中秀才。十九岁投笔从戎。二十岁发表传世名作《军国民篇》。二十九岁编著了影响了后来国共两党诸多将领的《曾胡治兵语录》，同年领导辛亥云南起义，被公推为云南都督。三十一岁进入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加昭威将军衔。三十三岁发动护国战争，再造共和。三十四岁出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同年病逝。纵观其一生，可用诗人、革命家高君宇的两句话来形容：“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彗星之迅忽”。蔡锷一生与日本有不解之缘，他的生命也像日本的樱花一样，盛开时极其绚丽，却又在最绚丽的时候突然凋落，让许多人在痛借中长久地追怀，也让另一些人暗自庆幸。二○一○年的秋天，在离蔡锷出生地只有十几公里路的书房中，我又一次想起了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天才人物。在蔡锷的上司、一代枭雄袁世凯眼中，他的精悍远胜宋教仁；在蔡锷的学生、新桂系魁首李宗仁眼中，他是难以企及的“飞将军”式人物；在蔡锷的部属、红军之父朱德眼中，蔡锷是他早期人生的指路明灯。袁子才自喜与苏小小是同乡，曾刻下一枚闲章：“钱塘苏小是乡亲”。苏小小只不过是位略具才情的六朝美少女而已。与蔡锷这等天才人物同乡，我的自喜、自豪之情当数倍于袁子才。但这自喜、自豪不应该是盲目而浅薄的，而应该是基于对他的深入了解之上的。我想，只有当解读出蔡锷的生命密码，我才能底气十足地说上一句：邵阳蔡锷是乡亲。

意志力创造的奇迹

按照心理学的通常解释，意志力是指一个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来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克服各种困难，从而实现目的的品质。如果用一个中国化的名词，意志力也可称为心力。一个意志力或曰心力强大的人，总是会不断突破自我、提升自我，最后达到连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的高度，成就一个全新的自我。它是生命的核心能量，谁能够开启这种能量，把握这种能量，谁就有希望成为非常之人，或者用尼采话说，成为“超人”。蔡锷的成功，固然有先天的才情和后天的机遇等多种因素，但意志力的强大，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在许多关键时候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蔡锷本是书生。朱德描绘蔡锷：“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据蔡锷少年玩伴、和他打过架的孙祖芳老人回忆，蔡锷那时又矮又瘦。蔡锷的挚友蒋百里也说，“公身不魁伟”，但在后面他又加了一句：“而绝有力”。这个“绝有力”，是蔡锷后天凭借顽强的意志力练出来的。此种练习是在他决定投笔从戎之后。此前他先是跟邵阳名士樊锥研习先秦诸子，对老子、韩非子两家用功尤深。十五岁入时务学堂，成为梁启超最小的弟子，并追随他东渡日本，研究政治、哲学，并补习普通科学，受到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的熏陶。学习之余常在《清议报》上发表文章，还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奋翮生。蔡锷不仅文章写得好，书法也不错。照此趋势发展下去，他大有步乃师后尘的可能，以文章学术立身，成为一位学者和政论家。但是，就在蔡锷于学术研究方面渐入佳境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促使他的人生发生了重要转变。

一九零零年，梁启超的好友、蔡锷的另一位良师、维新派领袖唐才常决心在武汉发动起义，推翻慈禧太后的统治，拥戴光绪帝重新掌权。当时在东京的时务学堂大部分同学都回国参与其事。蔡锷因为年纪小，留在日本。但等同学们走了之后，他越想心里越不安，最后毅然改变主意，一个人从日本搭船到上海，再转到武汉。唐才常看到小蔡同学来了，又高兴又担忧。他考虑到蔡锷才十七岁，在学业上表现又那么优异，不忍心让他参与这次充满艰险、前途难料的起义。想来想去，他让蔡锷充当信使，赴湖南面见具有维新思想的清朝新军将领黄忠浩，要求黄在武汉发动起义后，立刻在湖南举事。黄忠浩不认可唐才常的举动，认为会白白牺牲许多青年志士，便以商谈为名，将蔡锷留在寓中。没过多久，武汉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被捕，英勇就义，蔡锷的五位同学也在此役中遇难。事后黄忠浩秘送蔡锷回日本。师友遇难，而己全生，蔡锷平生所受刺激之深，无过于此。蔡锷日后能够舍生忘死，固然是因为理想的召唤，这次劫后余生，大概也让他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深重内疚，觉得不如此就对不起那些慷慨赴难的师友。站在后来者的角度看，唐才常和黄忠浩的做法是对的。蔡锷如果当时参与了起义，很可能成为无数牺牲的革命青年中的一员。那样的牺牲当然是光荣的，值得深深感佩的，但在推动历史进步所发挥的作用上，显然不能与他以一省都督的身份参与缔造民国，又以挽狂澜于既倒的英姿伟态再造共和相提并论。

蔡锷痛定思痛后，认为当时中国不缺奋笔疾呼的文人，但缺少训练有素的新式军人，遂决定弃文从武。他明白，如果要成为优秀的军人，拥有强健的体魄是基础。这一时期他的主要健身方法就是进行海水浴。他的朋友赵曰生回忆道：“余与松坡居横滨，日赴海边沐浴，以为一门功课。松坡曰：‘凡作海水浴者，原为锻炼身体，非仅为水上游乐也。须以烈日晒之，海水浸之，时晒时浸，日久不怠。久之，皮肤焦黑，便成铜筋铁骨矣。’约余日日赴海滨习之，余不能耐，或作或辍，而松坡则来尝一日间断也。”蔡锷意志力强，于此可见一斑。

梁启超晓得蔡锷的决定后，说：“汝以文弱书生，似难担当军事之重任。”蔡锷答道：“只需先生为我想方法，得学陆军，将来不做一个有名之军人，不算先生之门生。”梁启超被他决心所感动，认可了这一选择。当时中国人到日本学习陆军，必须由清朝政府派遣。大概是梁启超想了什么办法，蔡锷在一九零一年考入东京成城学校自费学习陆军。一九零三年七月进入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学习。同年九月转为江南官费生。十二月初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分入骑兵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日本陆军的最高学府，对学员要求之严格，可以用残酷来形容。学习所需要的智力对蔡锷来说，根本不成问题，考验他的是体能方面的训练。但他熬了过来，一九零四年十月以优异成绩毕业，与步兵科的蒋百里、工兵科的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一九零七年，广西创办陆军小学，蔡锷出任总办。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些日后叱咤风云的新桂系巨头，此时都是他管理的毛头学生。在学生们的记忆中，蔡锷率领学生练习器械体操，表现出精湛的技艺，还能打大车轮。到了夏天，蔡锷还带学生们去游泳。他的长距离游泳和水下长时间潜伏都让陆小的学生们叹服。他们当时肯定不晓得，蔡锷这些优异的技能，是以惊人的意志力为支撑，通过付出数倍于常人的努力才获得的。蒋百里说蔡锷在广西的时候，曾经得了热病，吃药不见好，索性从**爬起，纵马奔走了数十里，出了身大汗，病就好了。蒋百里认为，蔡锷“强毅自克，出于天性”。另外一件小事也反映了蔡锷的强毅——他喜欢下棋，如果没有赢，就会一盘接一盘地下，以至于棋艺高过他的对手，也会因为精神不济而输给他。蔡锷的这种性格，湖南人叫作“霸蛮”。平时他表现得温文尔雅，沉默寡言，而眉宇间自有英气流露。一到他认为该出手的时候，这种霸蛮劲就会如利剑凸显，任何艰难，都无法阻止他扬鞭跃马，奋勇前行。当然，霸蛮劲不等于意志力。湖南各地街头都能见到喜欢“讲狠”“耍狠”的小青年，为了一点芝麻大的小事甚至可以用命相搏，可谓霸到了极点，也蛮到了极点，但绝不能称为有意志力。为什么？因为意志力的主要特征，一是趋向于明确的目的，二是为了实现此目的，首先要控制自己。那种由着性子来的“讲狠”“耍狠”，既无明确目的，又谈不上自控，只能算做是荷尔蒙的盲目进射。真正有意志力的人，能够做到苏东坡在《留侯论》中所说的“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因为他们的热血和精气是为实现目标而积蓄的，绝不会浪费在小事上。韩信当年能忍受**之辱，是因为他的目标是成为铸造历史的大将，而不是一剑刺死对方然后自己也偿命，成为不被历史记录的无名死囚。而意志力强的人，自然而然会呈现出非凡的气质，让周围的人不由自主地信任他，不知不觉就依赖他，进而成为团队的核心。蔡锷深明此理，考其一生，他几乎不做与实现目的无关的事，在日常生活中，甚至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愿意说。也就是说，只有当言语成为一种行动时，他才愿意开口。这样的人一旦开口，历史就必须张开耳朵聆听，因为石破天惊的事很可能就要发生了，比如，一九一五年爆发的护国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蔡锷的意志力让整个中国都为之动容。

战争的起因是袁世凯要当皇帝，想把刚刚实现民主共和的中国倒拖回封建专制的樊笼中去。老袁的这个想法有可能实现。一是政军两方面他都掌握大权，根基之深广，无人能及；二是清朝刚亡，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很多人对新的政治体制还处在适应期，不少人怀念旧王朝的制度和氛围；三是袁世凯本人又是一代枭雄。他利用革命党的力量要挟清王室退位，又拥兵自重，从孙中山手中轻取大总统一职，其谋略之高超，远非孙中山、黄兴可比。同盟会好容易出了个能对他造成威胁的宋教仁，就被他派人暗杀了，其手段之毒辣，也足以让万众心怯。蔡锷呢，此时以带病之身，被老袁羁縻于京城。虽然领昭威将军衔，但北方是北洋系的天下，他调不动一兵一卒。此时跟袁世凯斗，虽不能说是拿鸡蛋碰石头，但强弱之分，还是很明显的。但蔡锷还是要斗。他对梁启超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蔡锷是参与缔造民国的人，他绝不能允许别人毁了它，哪怕此人拥有极大的势力，又对他恩宠有加。他确立了目标，那就是“为四万万人争人格”，又下定了决心——“拼着命去干”，那么，就没有什么能阻挡这把宝剑再度出鞘了。

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离开京城。蔡锷有个现成的理由，就是外出治病——他这时已经患上了喉结核，肺部和胃也有问题。但袁世凯并不会这样轻易放他走的，所以他只有制造烟雾弹。蔡锷经常和袁世凯的亲信杨度一起去八大胡同泡妞，他泡上了一位叫小凤仙的名妓。接下来就是家庭不和，袁世凯派来的密探能听到蔡锷和家人吵架。不久后，蔡锷的家人相继离开北京。整个过程看上去顺理成章。没有了监视，蔡锷天天泡在小凤仙寓中，大有乐死花丛之态。袁世凯看到蔡锷沉迷酒色，对他的戒心也就渐渐消减。就在这时候，蔡锷突然像一条泥鳅那样溜走了。他先是溜到天津，然后又溜到日本，最后从越南河内溜回云南，在进入云南边境时还躲过了袁世凯下令组织的一次暗杀。迎接他的是一班心思各异的旧属和微妙难言的局势。蔡锷必须要马上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促使现任云南都督唐继尧下决心公开反袁。

唐继尧是蔡锷的师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追随蔡锷发动重九起义，并支持他当上云南都督。起义成功后，蔡锷先是力荐唐继尧当上贵州都督，离开云南时，又顶住部将李鸿祥、谢汝翼的压力，保唐为云南都督。两人的友谊是有历史基础的，否则蔡锷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回云南。但时移势迁，如今的唐继尧已是滇军一把手，而且刚被袁世凯封为一等侯。一边是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一边是有可能掉脑袋的兵行险着，如何选择，他颇为犹豫。蔡锷精确地把握到他的心理，在见面之后，说：“我已到此，只有两个办法，不是你从我，便是我从你。如要我从你，你可将我头断下送交袁世凯，你可得一个公爵或一个亲王头衔。如你能从我，我两人一个坐镇滇中，一个率师人川作战。两事你任择其一可也。”如此简洁锋利的话，宛如匕首顶在心脏前，让人没有回旋的余地。看着眼前这张经历了万里风霜、清瘦中透着坚毅的脸，唐继尧也许在瞬间想起了往昔同甘共苦、并肩作战的情形，也许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反正他答应了下来。这里面不乏私人感情因素，当然，更是基于对形势的判断——滇军中有不少将领反对帝制，他们也与蔡锷有着深厚的感情。在蔡锷到来之前，军中反袁的呼声就已经很高。现在蔡锷来了，如果他还拥戴袁皇帝，那些将领就可以把他轰下台去，换上威望更高的蔡锷。唐继尧也是意志力很强的人，但碰上意志力更强的蔡锷，他往往选择了服从。也就是说，意志力会造成一种无形的气场，气场强的人会罩住气场弱的人。这种微妙的感应，是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的。

唐继尧答应合作，关键问题已经解决，但最考验蔡锷意志力的事还在后头。经过一系列协商，唐继尧坐镇滇中，蔡锷率领护国军第一军开赴四川前线。第一军最初有多少人呢？三千一百三十八人。袁世凯派来的军队有多少人呢？超过四万。面对十几倍于己的敌人，又不能后撤把北军引进云南来，这场仗胜算实在太小。而且蔡锷的病情日益严重。时任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长的朱德在昆明与蔡锷重逢，看到这位他所敬重的老师、长官瘦得不成人样，难过得低头流泪。他劝蔡锷不要亲自带队打仗。蔡锷说：“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该做的都做了，现在除了苦战，蔡锷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他有清晰的大局观，比护国军的其他人都明白胜算是在战场外——在北洋系内部，冯国璋和段祺瑞这两大巨头都不支持袁世凯称帝。在广西，蔡锷的老师梁启超正在积极策动广西都督陆荣廷宣布独立。在贵州，都督刘显世身边活动着大批反对帝制的人，其中还有蔡锷的好友戴戡，只要滇军打开局面，刘就会有所行动。在四川，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是蔡锷的昔日战友、云南重九起义的重要成员。而蔡锷的直接对手，北军的陈宦、张敬尧又是自私无义之人，永远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考虑。在这种情形之下，只要他能多握一天，出现转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一分。正如曾国藩在《挺经》中所言：二人争道，互不相让，谁挺得久谁就胜出。这就是意志力的比拼，没有任何取巧的余地。于是，苦战叙府，围攻泸州。在纳溪打得尤其艰难，三次易手，形成拉锯战。战事相持的时候，蔡锷平均每天睡觉不到三个小时，所吃的饭一半是米一半是沙，只有硬吞。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思路却始终清晰。这时第一军的子弹快打完了，军饷也快用尽。唐继尧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始终没有接济军饷，也没有派来援军。北军只要以一个营的兵力进攻，护国军就得全线撤退。幸好贵州的刘显世送来了五万大洋和二十万发子弹。蔡锷立刻命令犒赏官兵，又枪毙了临阵脱逃的两名军官，士气顿时大振。这时广西宣布独立的通电传送过来，蔡锷认为时机已到，立刻下令反攻，大败敌军。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但他还是想做大总统。老袁做出了让步，蔡锷却还不肯罢休，因为他最清楚这个超级政客的为人。在致唐继尧的电文中蔡锷说：“袁逆之撤销帝制，一因军事挫衄，外交逼紧，财政困穷，人心鼎沸，乃迫而出此；一因独立省份逐渐加多，护国军势力继涨增高，无力抗御，姑借此下台，以和缓国人之心理，孤我军之势力，仍盘踞现位以为卷土重来之地，其狡猾无耻，实堪痛恨。吾侪既揭义旗，自须贯彻始终，安肯罢休……”做事贯彻始终，乃是蔡锷的主要特点。如果换了意志力和见识稍不如他的人，也许觉得敌人势力仍大，既肯妥协，也就见好就收，那历史就会是另外一番局面了。这就是个人意志力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时势造英雄，英雄亦能造时势，忽略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真正理清历史发展的根源和脉络。

为了彻底击溃袁世凯，蔡锷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给徐世昌、段祺瑞拍电报，坚决要求袁世凯辞职。他最厉害的一手是终于策反了袁世凯的心腹、四川将军陈宦。陈宦电请袁世凯退位。老袁明白大势已去，吐血而亡。在生命快熬到油尽灯枯的时候，蔡锷终于彻底赢了。这是正义的胜利，智慧的胜利，也是意志力创造的奇迹。

军政两擅，大才未尽

蔡锷是民国早期重要的军事家。要成为军事家，有两个必备条件，一个重要条件。两个必备条件是：一、掌握丰富先进的军事知识。二、具有卓越的实际指挥能力。一个重要条件是：写出见解独到的军事著作。蔡锷三个条件都具备。

从知识层面上说，蔡锷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属于当时的海归派军事人才，知识结构新，专业修养深。同时他又是国学大家梁启超的爱徒，古文功底深厚，能够毫无障碍地从中国古代军事著作中汲取营养。更可贵的是，蔡锷回国后，并没有以自己拥有国际水准的军事修养而沾沾自喜，而是尽快运用国外所学到的先进知识来熟悉国内的情况。在广西期间，他曾短衣匹马，巡行四千多里，考察山川地理和民情，并绘制草图。身为将领，必须“接地气”，也就是熟悉本地情况，否则，拥有再多的先进军事知识也是枉然。蔡锷当时有意将广西建成把握全国的枢纽。由于他干练稳重、才华卓绝，赢得了广西先后两任巡抚李经羲、张鸣岐的高度信任，得以全面参与广西的军事建设。他先后担任过随营学堂总理兼理测绘学堂事，广西陆军小学总办，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南宁陆军讲武堂总办兼广西新军混成协协统、学兵营营长。制定规章，训练人才，以其深厚的专业修养使“将卒悦服”。虽然蔡锷后来两度建立伟业都是以云南为根基，但他对广西的影响仍然极为深远。他所训练出的一批新锐将才，后来形成了民国重要的政治军事派系——新桂系。新桂系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都是蔡总办的学生。所以要是追根溯源，新桂系的祖师爷还是我们邵阳人。名师出高徒，从学生的水平往往可以推测出老师的水平。蔡锷到了云南后，又带出了一批英才，其门下最有名的就是后来的共和国第一元帅朱德。可以说，民国时期以善战闻名的桂军和滇军，都受益于蔡锷。就算他没有指挥过任何战役，单凭其军事修养和教学水平，亦足以名世。

说到实际作战能力，蔡锷生平指挥了两大战役：辛亥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

辛亥云南起义发动于一九一一年阴历九月九日，所以又称重九起义。在重九起义前，云南新军内部的革命同志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尽早起义，一派主张按兵不动，等全国大局将定再举事。这后一派的人，凡事都躲在背后，绝不肯为天下先，只等着坐享其成。幸亏还有前一派人，否则任何起义、革命都无法启动。这两派的人都等着蔡锷拿主意。蔡锷认为云南起义要尽早，以响应东南各省。就算湖北那边失败了，云南也可以用半年时间整军经武，再策应贵州、四川的起义军，以西南三省之力，与清廷抗争。这一番谋划，透着大气魄，那些精于打小算盘的人，顿感相形见绌，心虚气沮，自然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来了。起义日期初定于阴历九月十八日。当时忠于清廷的总参议勒云鹏、新军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和兵备处总办王振畿对革命派盯得很紧。李经羲在风闻武昌起义后，也紧张起来，从各州县征调巡防营到省城，并扣押新军子弹。准备起义的部队以演习为理由，每人领到子弹五粒。蔡锷担心征调的巡防营全部到齐后，李经羲和勒、钟、王会对革命派下手，遂决定将起义日期从初十八提到初九。事实证明，蔡锷的当机立断成全了云南的革命。如果起义再晚一点，等忠于清廷的各巡防营集合于省城后，突袭不会有多大效果，十有八九会形成正面对决。起义部队人数不占优势，子弹又少，很可能失败。

初九晚上，起义军副司令李根源率领七十三标围攻军械局、五华山。而巫家坝的步兵第七十四标、炮兵第十九标，情况复杂，只有司令蔡锷到场，才能指挥。随行的人很紧张，蔡锷却从容镇定，召集部队，坐在椅子上做起义动员。每说一句话，官兵们都喊万岁。他讲完话后，部下抓住两个满人军官准备枪杀誓师。蔡锷却认为，起义是为了推翻清朝，不宜随意杀害个人。汉、满、蒙、回、藏，皆属同胞，应该一体看待，遂下令把二人拘禁，待起义成功后再释放，然后宣布誓师。古人说，慈不掌兵，蔡锷恰恰是慈能掌兵，没有大智大勇，是很难做到的。在进军途中，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起义部队到了昆明城南的校场时，遇到了马标，也就是骑兵旅。该标是钟麟同调进城来镇压起义的，蔡锷却以为他们是来援助起义的，与该标的将官握手欢呼。那些将官们很敬畏蔡锷，竟然不敢乱动。进城后，因为部队子弹少，蔡锷立刻派步兵和炮兵部队去协助七十三标攻占军械局，及时获得了补给。在相继攻克五华山、督署后，蔡锷命令各部队分别坚守要塞，不准擅动，并下令不得妄杀一人，不准擅取民间一物，由此省城大定。十一日军政府成立，蔡锷一边通电全省，告知省城光复，要求各地照常办公，一边派出数支部队，采取抚剿并用的方式，前往各州府县收编清军。半个月之内，就把整个云南收拾妥当。重九起义是武昌起义后各省起义中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最后能圆满成功，蔡锷的当机立断和指挥若定起了关键作用，证明了他确实具有大将之才。这位大将有杀戮之才而无杀戮之心，且仁厚重情。在起义成功后，他劝李经羲加入到革命阵营中来，甚至表示只要他宣布反清，就让他来主持大局。但李经羲考虑到自己与清廷渊源太深（他是李鸿章的亲侄子，可以说整个家族都沐浴着所谓的“浩**皇恩”），不肯改变立场。蔡锷不再强迫，把他和家属转移到五华山临时军政府居住，然后礼送出境。李经羲是坐着轿子去车站的，已是大中华国云南军政府都督的蔡锷居然随轿步行，把李送到车站。为了防止意外，蔡锷还派了一连兵随车护送李经羲到河口。后人议论蔡锷未免太拘于旧观念，我却觉得从中可以看出他心地纯良，而且把革命立场和私人情谊划分得很清楚，处理得很到位，比那些“一阔脸就变”甚至恩将仇报的人强百倍不止。李经羲任广西巡抚时，把蔡锷请到广西帮他训练新军，当上云贵总督后，又把蔡锷调到云南，同样委以重任。对这份知遇之恩，蔡锷怎会不感激于心？但他并不因此私人情谊而软化发动民族革命之心，也就是说，不因私情而害公义。同样，当公义能全时，他也尽可能地维护那些人类共有的情感：知遇之恩，袍泽之谊。李经羲后来避居上海，逐渐适应了没有主子的生活，被选为中华进步党副总裁。在宋教仁遇刺后，他致电袁世凯，要求严查。其表现倒也可圈可点。

至于护国战争，形势更加严酷，更考验蔡锷的指挥能力。纵观整个中国战争史，这种以弱胜强的战役，堪称名将的试金石。官渡之战之于曹操，赤壁之战之于周瑜，淝水之战之于谢玄，都是他们通向名将殿堂的通道。蔡锷也是通过护国战争而被军界推崇为当世名将的。在这场战役中，他面对强敌，摸索出了初步的游击战术。在白刃战和夜战上，蔡锷也有出色的表现，后来这两项成为了滇军的撒手锏。蒋百里评价说：“其与军事，盖天才也。”但是，蔡锷的军事天才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他去世得太早，没能实现他在军事上的最高目标：起码战胜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好在蔡锷的学生朱德、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都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替老师完成了心愿。

再来说说蔡锷作为军事家在“立言”上所取得的成就。一九零二年，蔡锷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万言长文《军国民篇》。在该文中，蔡锷指出了“陶铸国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大声疾呼：“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其于国民之关系也，如战阵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之指南针，如枪炮之照星，如星辰之北斗。”从“陶铸国魂”入手，可谓高屋建瓴，具有思想家的风范，与鲁迅后来提出的“改造国民性”颇为合拍。那么，怎样“陶铸”呢？便是推行军国民主义，以加强军事教育扭转国民从精神到肉体普遍虚弱的现状。蔡锷说：“然灵魂贵文明，而体魄则贵野蛮。”这句话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他所倡导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就是本于蔡锷的《军国民篇》。蔡锷在文中还分析了中国人战斗力低下的原因和各国的战备情况，这又是从军事家的专业角度来立论了。《军国民篇》是一部泛军事著作，更是一部思想性著作，它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军事范畴，渗透到了民国的教育实践中。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的“德智军美”宗旨，其中的“军”就是源自军国民主义的军事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被改成了“体”，但大学生和中专生们刚入学校时的军训还是免不了的。若是蔡锷在天之灵看到他逝世近百年后，今日中国的学子们一边军训一边叫苦连天时，不知会做何感想？

一九一一年，蔡锷初到云南，编撰了他最重要的军事著作《曾胡治兵语录》。他以现代军事家的眼光，从曾国藩、胡林翼卷帙繁多的著作中精选了军事方面的言论，分为十二章：将才、用人、尚志、诚实、勇敢、严明、公正、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前十章论述如何建设和治理军队，后两章论述战略战术。每章蔡锷都写了评语，阐述了他的军事见解。在这部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持久战的思想。他说：“兵略之取攻势，固也，必须兵力雄厚，士马精练，军资完善，交通便利，四者均有可待，乃足以操胜算。四者之中，偶缺其一，贸然以取攻势，是曾公所谓徒先发而不能制人者也。”然后他分析中国军事力量的现状，指出四者都有严重不足，认为：“鄙意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除之。”蔡锷没想到的是，二十多年后，中国的军事力量还没多大改进。在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已成为军界泰斗的蒋百里继承了他的思想，提出以空间换取时间，从东南撤退到内地，形成持久相抗的局面。蒋百里的高明之处是推断出湖南将成为从相持到反攻的关键区域。蒋百里的论述后来成为了国民党抗战的指导思想。而此种战略的源头就在《曾胡治兵语录》中。这一点，蒋百里心里清楚，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更清楚，因为他是蔡锷此作的第一知音。一九二四年，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规定此书作为军校教材。他说：“余读曾、胡之书既毕，正欲先摘其言行，可以为后世圭臬者成为一书以飨同志，而留纂太平天国战史于将来，不意松坡先得吾心，纂集此治兵语录一书。”言下之意不无遗憾。为了弥补这一遗憾，他增补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的若干治兵言论，又增辑了《治心》一章，将此书更名为《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出版。在共产党这边，毛泽东和朱德都很重视此书。一九四三年，八路军《军政杂志》以白话句解的形式全文发表，以供那些文化水平不足以解读古文的干部学习研究。这部著作是中国古典兵法和现代军事理论相融合的产物，在我国军事理论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与《孙子》《司马法》《尉僚子》《昊子》《孙膑兵法》《六韬》《唐李问对》《百战奇略》《练兵实纪》并列为中国十大兵书。蔡锷的其他军事著作还有《军事计划书》《五省边防计划》。这些著作，构筑了他作为中国现代杰出军事理论家的坚实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