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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章 企业家企业（第1页）

第4章企业家企业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是可以学会的，但是一定要付出足够多的努力。企业家企业，将企业家精神视为一种责任、使命，它们在这方面不断进行培训、锻炼，对其加以研究，并付诸实践。

不要误闯管理雷区

管理是有雷区的，作为企业管理者在平时的工作中，应重点注意下面的问题。

1。不要将经营部门与企业家和创新部门混合在一起。永远不要将创新项目放到现有的管理部门当中，也绝对不要让负责现有业务运营、开发和优化的人员来承担创新任务。

如果一个企业不彻底改变其基本政策和实践方法，就想取得创新，成为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这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兼职的企业家取得成功只是例外。

在过去10～15年的时间里，许多大型美国公司曾尝试与企业家联合组建合资公司，但是没有一个能够最终获得成功。一方面，企业家发现自己受到政策、基本规则和官僚主义、守旧以及保守“氛围”的影响。另一方面，其合作者——大公司的管理者却无法明白企业家要做些什么，无法理解他们的行为，只是认为这些企业家都缺乏训练、太狂妄自大，并且不切实际。

从总体上来讲，大公司要想成功地成为企业家企业，只有充分利用它们本公司的人来承担这种创新项目。公司与新项目的负责人必须相互了解，公司必须足够地信任他；反过来，他也要知道如何在现有企业中进行创新。换句话说，任用能够以合作伙伴身份工作并懂得创新的人才会成功。但是，其前提是整个公司上下都要有企业家精神，他们希望创新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而且把创新看成需求和机遇。也就是说，整个组织必须“渴望新事物”，并为之奋斗。

2。如果脱离已有的业务领域，即使努力创新，也很少有人会成功。无论多元化有多少优点，它都不能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混为一谈，因此创新切忌“多元化”。新事物的发展往往充满艰辛，而且有可能被颠覆。对我们来说，从事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是很难获得成功的。对于现有企业的创新，一定要立足于自己的专长，包括具备的市场知识和技术知识。凡是新事物，将来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新事物发展的路途上充满荆棘”。所以，企业必须充分了解所从事的创新活动。除非“多元化”与现有事业有共同的知识（无论是市场方面还是技术方面的知识），采用“多元化”才有可能促使创新成功。即使是这样，正如我在其他著作中讨论过的，“多元化”仍有它自身的问题。如果公司除了解决实践企业家精神过程中所要面临的困难和要求，还要解决“多元化”带来的困难和要求，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企业只能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开展创新活动。

3。最后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要试图通过收购小企业来实现自己企业的创新，因为那几乎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除非进行收购的公司愿意并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向被收购公司提供管理者，否则收购极少会有所成效，因为被收购公司中的管理者任职时间一般都不会太长。如果他们是所有者，那么他们现在已经很富有了；如果是职业经理人，除非新公司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他们才有继续留任的可能性。因此，在一两年的时间内，收购者必须向被收购公司提供管理者。当一家非企业家企业收购了一家企业家企业时，做到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新收购公司的管理者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很难与其总公司的管理者共事，反之亦然。迄今为止，通过“收购”进行创新的例子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一个企业要想具备创新能力、抓住成功的机会，并且要蓬勃发展，就必须将企业家管理植入自己的管理体系。

它必须采用一套政策，建立一套机制，使组织上下都渴望创新并为之努力。此外，组织还应注重企业家精神及创新的培养。若想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对那些现存企业来说，无论规模大小都必须将其当作企业家企业来加以管理。

实践，是管理者获得自由的前提

管理实践是管理者获得思想自由、行动自由和选择权的基本前提，思想自由、行动自由和选择权最终指向的是管理的实践行动。

人类在原始先民时代就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行动自由”中首先尝到了“自由和选择权”的滋味。当行动自由遭到社会或自然界的各种限制，或者说管理学家开始脱离实践、自我禁锢的时候，管理学家就开始从广阔而丰富多彩的组织及其管理世界撤退，退到狭小的具有学术严谨性的解释学圈子或抽象的理论空间，进而开始寻找“自由”的替代品，如柏拉图对话式（seminar）的思想争辩、理论命题的虚构、抽象的数学公式或数学符号模拟。此时此刻，“自由”概念已经变得困难重重、意义不明。一方面，思想自由变成了行动自由的符号性替代物，仿佛是一次虚拟行动自由的“兵棋推演”。另一方面，管理学家在逃避那种遭到自我禁锢的管理实践领域时，变得越来越抽象化，往往表现出一种讳疾忌医的“鸵鸟”心态和思维定式。这就是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世俗的管理实践，极力倡导回归理性轨道的“犬儒主义”科学管理学产生的根源。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与这种自我认知缺失相关的，是一种盲目，即无视“世界能够从多角度观察，并能够用多种习语（idioms）来描述，或者说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存在多重角度、多种习语，但不存在可用来观察或描述的世界”。这种盲目性，实际上是在假定，把实践环节删去以后，这个世界依然存在。

德鲁克的管理学著述反复说明这样一种观点：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这是因为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是相关的。在管理学家介入实践进行选择时，个人与他人就处于共在关系，他人和我一样也是自为存在，也有自由。个人要把自由作为目标，只有把他人自由设为条件才可能做到，也即个人自由应以不破坏他人的自由为前提。

管理实践是一种意识存在的前提条件，既可以被看作管理学思想赖以生存的现实，也可以被看作管理学思想试图修改的现实；管理实践一方面在“服从”管理学理论，另一方面也在“征服”管理学理论。但是，这一切都是在马克思所讲的“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中实现的。这个“条件”，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历史境遇。

在德鲁克看来，管理者必须以高度的敏锐性来觉察和分析时代变迁向社会提出的新要求，并以最快的速度向社会、向企业界报告自己的发现，向一线CEO们发出警报，提醒他们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在竞争中可能遭遇的各种危机。曾经有一家美国公司的经理写信向德鲁克报告说，他的经理班子对德鲁克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要进行反复的探讨，并且总结本企业可以从中获得的教益。对管理学家来说，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高的奖赏了。毫无疑问，坚持这样做的绝不仅限于这家美国公司和它的经理班子。

事实上，自20世纪40年代管理学学术研究兴起以来，德鲁克的文章从来都是企业界，特别是一线经理们关注的焦点和对比学习的标尺，他也因此被誉为“美国公司CEO们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