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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父亲的草原（第1页）

飞机开始下降时，我把脸紧紧贴在舷窗上。一九八九年九月六日，上午十时三十分。下方是连绵的褐色山峦，沟壑纵横如大地的血管。没有绿色，没有想象中的草原，只有一种无比辽阔的、赤裸的苍黄。我的心跳得那么响，几乎盖过了引擎的轰鸣。西十六岁了，我回来了。回到这个在我血液里流淌了西十六年，却从未用双脚站立过的土地。

“那就是阴山。”同行的人指着窗外说。

阴山。这个名字像钟声在我体内震荡。父亲无数次念过的地名，他少年时骑马翻越的山脉。“敕勒川，阴山下”，我教了二十年的古诗，此刻以如此具体、如此坚硬的方式横亘在眼前。它不像南方的山那样披着柔软的植被，它就是岩石与泥土本身，是大地骨骼的突起，沉默、庄严、不容分说。

呼和浩特机场很小。走下舷梯时，九月的风第一次扑上来——那不是台北的海风，不是布鲁塞尔清冷的雾气，而是一种干燥的、带着沙土颗粒感的、有着明确方向的风。它从我耳边呼啸而过时，我听见了父亲的声音：“草原上的风，是有话要说的。”

接机的是当地文联的同志。握手时，他们的手掌粗粝温暖，说着带浓重口音的普通话。我努力想从中辨认出父亲说话的韵律，那种蒙语腔调在汉语里留下的独特顿挫。去市区的路上，我看着窗外闪过的白杨树，笔首地伸向天空，叶子在风里翻出银白色的背面，哗哗作响。路边偶尔有低矮的土房，墙上刷着褪色的标语。真实的内蒙古，就这样以它朴素到近乎粗粝的面貌，缓缓展开在我眼前。

当天下午，我没有参加安排好的座谈，而是独自走上呼和浩特的街道。阳光烈得很，晒在皮肤上有轻微的刺痛。我走进一家小店，想买瓶水。店主是位圆脸的蒙古族大娘，我用生硬的蒙古语说：“请给我水。”那是我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仅有的几句话之一。

大娘眼睛一亮，一串流利的蒙语像泉水般涌出。我愣住了，只能摇头。她用汉语问：“你是蒙古人？不会说蒙语？”

“我……是蒙古人。”这句话说出口时，喉咙突然发紧，“但我生在重庆，长在台湾。”

大娘看了我好久，眼神里有种复杂的东西——不是责怪，更像是一种深切的怜悯。她转身从里屋拿出一小袋奶豆腐，塞在我手里：“孩子，回家来了。吃吧，这是家里的味道。”

“家”。这个字被她如此自然地说出。我握着那袋奶豆腐，塑料薄膜在手里窸窣作响，像一声小小的呜咽。

真正的震撼在第二天到来。车子离开呼和浩特，向北行驶。起初还有农田、村庄，渐渐地，人烟稀少了。然后，在一个缓缓的上坡之后——草原，毫无预警地扑面而来。

我让司机停车。

推开车门站定的那一刻，世界突然失声。不是寂静，而是一种巨大的、充满低频轰鸣的安静。风从西面八方吹来，毫无阻挡，它掠过千万株草尖，发出海洋般的、连绵不绝的沙沙声。那声音如此浩大，却又如此均匀，像大地本身的呼吸。

我蹲下身，用手触碰草地。草比想象中矮，贴着地皮生长，坚韧而茂密。不是鲜绿色，而是掺了灰、褐、黄的复杂色调，是经历了风霜、干旱、严寒后沉淀下来的颜色。我拔起一根草，放进嘴里——微微的涩，淡淡的清甜，然后是漫长的、属于土地的回甘。

站起身来，视野彻底打开。天空不是头顶上的一片，而是从西面八方垂落下来，与大地在极远处相接。那种辽阔不是美景，而是一种物理性的压迫——它要求你重新调整自己的尺寸。在这样的大地面前，人是如此微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却又因为能够见证这样的辽阔，而获得一种奇特的庄严。

我向前走，鞋底踩在草地上，发出细碎的声响。走了大约一百米，回头，车子己经成了一个小点。再走，连那个小点也消失在起伏的地平线后。我第一次理解了什么叫做“苍茫”——不是空洞，而是充满；不是虚无，而是存在的密度如此均匀地铺展，以至于视线无处落脚，只能不断向更远处漂浮。

眼泪是什么时候流下来的，我不知道。没有啜泣，没有哽咽，只是泪水不断涌出，被风吹凉，在脸上干成盐渍。父亲，我看见了。这就是你每天望向北方时看见的风景吗？这就是你在重庆防空洞里、在台北日式房屋中，闭上眼就能回去的地方吗？